看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大约在十五六年前，当时因为剧里讲的都是同行的事，就连那个办公室也和我们的办公室颇有几分相似，所以杂志社里大家都看，常常还对照着议论一番。
剧里说两个编辑部里的年轻人，李东保和戈玲，能写会策划会摄影，还很有创意很有想法，想把他们办的杂志，那本《人间指南》的那些栏目，改革成通俗的、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能使杂志畅销的。他们的想法往往受挫，因为老同志们认为这些想法格调不高，没有突出政治，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者就是凭着一股劲，凭着政治理想，就能编好杂志。
在分歧中，杂志却不由分说地日益滞销，编辑部的生存岌岌可危。于是老领导提出自己年事已高，应该让贤了，请大家推选由谁接班。编辑部一共四五个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接班，但“施政纲领”却大相径庭，其中最独树一帜的是那位负责广告的，他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我每年给你们弄几百万来，你李东保想买啥样的相机都成，戈玲可以到处采访采风，可以给作者开很高的稿费组到好稿，不至于总是苦苦求人。编辑部里不管是年轻编辑还是老同志，都对他很不屑，觉得做广告的满身铜臭味。当时我们看电视的，大致也是这个心情。我们是做文化的，不能谁有钱就听谁的。
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许多红红火火显眼地占据着街头报刊亭的杂志，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消失。伟大的说法是完成了历史使命，通俗的想法往往很无奈，常常还很苦涩，因为杂志越来越卖不动，于是就缺钱，于是就缺人，缺了能编好看的杂志的人，杂志就更卖不动。到今天全球金融危机袭来，美国那些报刊业巨头级的集团公司，也似乎在一夜间就会轰然倒塌，我们已经彻底明白，做文化是必须要有经营，必须要有钱的。
但我们依然不能谁有钱就听谁的，我们做不到。
《上海文学》是我每期都会翻一翻的杂志，纯文学的，白纸黑字的。看到它，总会想起一个人，《上海文学》当年的副主编周介人先生，想起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对话。
周介人是研究文学评论的，大约长我若干岁。我和他并不熟悉。因为听原来复旦中文系的同事说他是同系的校友，又都在做杂志，有时开会会碰到，就算认识了。
大约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一个很好的季节，不冷不热的，我们被组织到上海近郊一个度假村开会。清晨，我到院子里散步，看到一个很瘦的身影，在花园的绿草地上认真又有点笨拙地做广播操，瘦骨嶙峋的胳膊腿一板一眼地舞动着。走近了，发现是周介人。看到我，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就停了下来。我也觉得尴尬，觉得打扰了他。但我们就站着聊起来。
这之前我曾听说《上海文学》因为生计艰难，与另外一家能挣钱的报社合作了。这大概是我们所熟悉的同业中的第一桩“兼并案”，《上海文学》当时主张现代性、探索性，有点文学的理想主义，也颇有点高雅意味，所以就很关注。也有人戏说，知识分子终究要为五斗米折腰了。
我问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的周介人，《上海文学》是不是并给人家了。他说是啊是啊。我说好吗？他说蛮好的，至少自己不要整天为编辑部的经费啊奖金啊发愁了，可以专心看稿子了，可以专心写文章了，蛮好的。
那你们的财务管理是怎么样的？比如你要出来开会？
那我就去和他们的财务商量，可不可以报销会务费。他同意了，我就可以来。
……
我怔怔地看着他。
周介人的神情很坦然。
那一次的会务费似乎是三四百元。
周介人笑嘻嘻地说，我们拼命呼唤改革，拥护改革，怎么好像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时，我们都已清楚地感觉到了市场的压力，但对于我们必须面对的变革，无论从经验、知识、感情还是现实条件各个方面，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
早晨的露水很重，我说你的裤腿都打湿了。他说他是很怕露出自己的小腿的，因为瘦得像羊脚骨一样。
那次会议上，在一个什么场合，周介人应大家要求唱了一段沪剧，英英说媒，很地道的上海话，柔柔的。大家鼓掌，他也很开心，很轻松。
又过了若干年，听说了正值中年的周介人先生的死讯，死于疾病。
我想起那个有露水的早晨，一位文学杂志副主编释然的轻松。
《上海文学》一直在出版着，一直拥有着“协办单位”。所谓“协办单位”似乎与相关管理条例不符，但业内人士都明白，那是出钱的单位，有了出钱的单位，像周介人这样只想能专心地编稿子、专心地写文章而不在乎其他的文化人，才有可能专心地沉醉于文学梦想，专心地任思想和想象驰骋而不被“市场”时时束缚着。
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一样，编辑部会发生的故事，大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