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英国的崛起，在当时的欧洲，战争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战争威胁，能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而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开支就要达到上亿英镑。当时最繁荣的国家都无法靠平时正常的收入来应付这一时期的战争开支，于是国家便开始借款打仗了。英国政府可以用低利率借到钱，比欧洲各政府更低。因为它总是可以还债。令人吃惊的是，在18世纪的战争中，法国、德国、瑞士的银行家，即使他们的政府和英国打仗，他们仍会买英国政府的债券。因为英国的对外战争基本都能获胜，人们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战役。
英国早期曾长处于落后状态，眼睁睁看着诸列强在欧洲和世界上横行霸道而无可奈何。但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则迅速崛起。此时的英国人已经不再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放在眼中。由此，英国从一个只占地球陆地面积0.2％，面积仅24.4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仅2000多万的岛国，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据考证，仅在18世纪，英国就参与了7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它们是：1689—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2—1711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年爆发的“詹金斯耳朵”之战；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其中“七年战争”是最为关键的战争，英国打败了几百年的敌人法国，它奠定了英国殖民霸权的地位。
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扩大并巩固其“成果”，英国保守党的迪斯雷利政府改变了以往稍显“温柔”的“自由主义”政策，开始把建立强大的“有形帝国”作为自己的国策。1874年，英国兼并太平洋岛国斐济；1882年，以武力占领埃及；1883年，英国派兵入侵苏丹，将苏丹收归囊中。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英国不仅占领北非的埃及和苏丹，还得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南非的贝专纳（博茨瓦纳），东非的桑给巴尔岛、乌干达和肯尼亚，中非的南、北罗德尼亚，亚洲的缅甸、俾路支、塞浦路斯等，并将对香港的占领扩大到九龙和新界。自此，大英帝国已经达到其顶峰。1900年，英帝国的殖民地面积达到2780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多，而到了1914年，英帝国的面积更是达到3380万平方公里，人口4亿，相当于世界陆地面积四分之一，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其面积比英国本土大130多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大英帝国的领土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了。
20世纪英国霸权开始向美国霸权转移。美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战略，使自己顺利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首先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的国家，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其次是所谓“不出头”，美国参战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但美国人民还是决定不出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国还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军事力量，从世界各地收缩回撤。只是在苏联大肆扩张，欧洲落下铁幕，西柏林遭围困，希腊、土耳其、伊朗濒危，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义无返顾地出头了。
还有一点是近年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的“搭车”战略。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搭车”就意味着不能“拆台”，不能再像苏联那样热烈地期待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日本也是一个例子，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与美国绑在一起，从而一跃成为全球经济三强之一，远超过日本二战前的世界经济地位。
美国建国之初，空间是生存的首要条件，尤其是初始阶段，必须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就如婴儿一般，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得到呵护才可以生存。而生存空间必须是和其他竞争者有一定的距离。同样，机遇与距离成正比，呆在一个地方与离开原址到远方去进行控制，获得的机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开始时一定要避开强势力量，积极打击弱势群体。这样可以积累力量，提高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强权总是欺软怕硬的道理。
美国是一个充满自我保护意识的国家，可以为了构筑自己的领地而不惜代价。确切说就是很重意识形态，他们总认为社会主义会毁灭他们的国家，而一直对社会主义有着敌对意识。作为美国的朋友，可以感受到他源源不断的保护关怀之意。美国组织结构很强大。法院、议会、总统间的平衡很强。有时候有缺陷，但是宪法结构力量强大。美国还有非常强大的科技发明力以及攻守兼备的军事体系。它同时有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它反应灵敏，如果出现财政危机，联邦储备局可以很快做出反应。如果非洲出现军事危机，美国是唯一可以迅速做出反应的国家。所以美国的长处在组织，组织，还是组织。然后是知识，美国有世界前十、十五强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形成了网络。这也给了美国人优势。简言之，政府结构、军事反应能力、科技、教育。
因此，中国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秩序”的“博弈规则”，消除由于无法预计中国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产生的“中国威胁论”。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
今天已有人反思欧美人“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中华民族性格中重视教育、善于储蓄、吃苦耐劳的品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久远。无论中国未来经济情况发展如何，人们应该明白，中国的崛起不仅会改善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社会福利，也无疑将为80%的其他人类带来新福祉。
人类历史表明，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机，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早在1944年，由于二战，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欧洲各国债台高筑，背负了上百亿美元的赤字。而美国一跃成为二战最大的受益者。专家认为，如果20世纪可分为三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大发展和冷战后阶段）的话，而21世纪的头十年则可以看作是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
巴黎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2008年“美国危机很快变成了西方危机，最后发展为全球危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西方国家已经负债累累。而与此同时，那些新兴国家正在崛起。中国的反应非常及时。它利用这次危机作为杠杆，将其转变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预见到了这次危机，并果断推出新的发展政策以迅速应对这次危机。它斥巨资发展建设各个省份和各类企业，瞄准七个顶尖的战略领域：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环保技术、电力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手工制品以及新型能源等领域。”他同时表示，仅这场强烈的世界金融风暴，就足以让那些新兴经济体摆脱劣势地位，借力腾飞。
也许中国真的会强大到可以令世界仰望，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历史的车轮总是周而复始的。中国近代史有两次著名的战争——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谁能想到，这两次战争都是发生在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前提下。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但是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但是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因此，张文木教授说：“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历史。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全球经济超车道，危机并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