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怀皇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勒引兵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
初，勒之为人所掠卖也，与其母王氏相失。刘琨得之，遣使并其从子虎送于勒。因遗勒书曰：“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所以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者，盖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故也。成败之数，有似呼吸，吹之则寒，嘘之则温。今相授侍中、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将军其受之！”勒报书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琨名马、珍宝，厚礼其使，谢而绝之。
石勒虽然不是百战百胜，但自他一出，所向披靡，天下英雄概莫能制也。
石勒俘虏并杀了苟晞，诱杀了王弥，压死了王衍，司马家族有王公显爵的死在了刀下的更是不计其数——刘琨、王浚、段匹、刘曜……还有N多强人都被他终结。
天下大乱，石勒这支队伍就成了绝对的优质资产，各方都想收购他。
刘琨，字越石，是一个负责任的高干子弟。刘琨诗文写得相当好，才气逼人，曾经是洛阳顶级俱乐部“鲁公二十四友”之一，和贾谧厮混过。那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官宦及官宦子弟们变着法儿“呼儿high哟”，人人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下。及到八王之乱，昔日列锦障砸珊瑚走马斗狗的洛阳成了武斗的中心，刘琨和他的哥哥刘舆（也是颇有才干）不得不面临纷繁复杂的政局。一边要选择，另一边要被选择，在诸王轮流当政的风浪中间，刘氏兄弟仗着名声才华混到了“最后赢家”司马越阵营里，总算没有犯路线错误。刘舆在任范阳王司马鸠（司马越一系）的长史时，自己做主杀了成都王司马颖。文学青年刘琨也在斗争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华，被司马越任命为并州刺史。
当时，在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都被认为是抵御匈奴的国家柱石，但他们自身的力量都有限，都要借助鲜卑人的力量。负债经营尤其是负债率太高的时候，就很容易导致债转股，债主的债权变股权，最后夺取了主导权。刘琨在并州经营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好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个问题。
刘琨也想分化匈奴和羯的战略同盟，想把石勒拉过来。刘琨得到了石勒失散的母亲和侄子石虎，他没有据为人质，而是把娘俩礼送石勒那里，并写信招降石勒（见引文）。
刘琨所倚者，晋是正宗大品牌，刘渊刘聪父子那是假冒伪劣绝对山寨，殊不知石勒心里也琢磨着从山寨到自主品牌的宏伟计划。所以，这一点根本不足以打动石勒，石勒讥讽刘琨“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干干脆脆拒绝了：你可以继续效忠你的朝廷，哥哥我要做的是解救天下的受苦人。不过石勒还是名马珍宝厚谢刘琨，并非全然混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认为：“琨虽慷慨，而旧为贾谧、司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动人；抑且沉毅不如刘弘，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敌，而孰其听之？使琨而能如郭子仪也，则香火之誓，动回纥而有余。”
明季知识分子看重气节，对人的品格缺陷零容忍，所以王夫之认为刘琨有“历史问题”，是个有污点的人，所以不能从威望上打动石勒。其实石勒对晋国及司马氏已经绝望到底，何况在此之前大杀司马氏子孙以逞快意，这会儿不管谁劝他，这个人品行有多高尚，都不会打动石勒。
唐代郭子仪不带护卫，扔掉兵器，去和回纥人谈判一起对付吐蕃，其形势与刘琨大相径庭。个人威望再高，但你身后的那个集团很臭很糟糕，而且正处在整体下滑的过程中，个人威望又从何说起？
在失败的团队里没有成功者！
对比对方几近疯狂的大屠杀，刘琨的行为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有招降的功利目的，但他送石勒母亲回去并不是以石勒必须招安为条件的。这种行为在古代叫“仁义”，在今天叫“人道”。项羽把刘邦的家属放回，刘邦接着打他；刘琨把石勒的母亲送回去，石勒后来也一样打他。北齐高湛把宇文护的母亲、姑母送回去，并约好北周不战，后来宇文护还是一样违约进攻……毫无疑问，仁义和人道在仇杀和战争中往往是纤细脆弱的，甚至在某些崇尚力量的人看来是可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