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八年（464年），刘骏病重，托孤于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沈庆之、王玄谟五人。闰五月庚申（7月12日），刘骏因病在玉烛殿逝世，年仅三十五岁，葬静宁陵。
刘骏在他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改革弊政，励精图治，却又秉性残暴，猜忌多疑。随着他那复杂的一生画上句号，宋孝武帝的一生功过，也就任由后人评说了。
刘骏去世后，时年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子业继皇帝位，是为宋前废帝，母亲王宪嫄进号皇太后，祖母路惠男进号太皇太后，已故的太子妃何令婉追赠皇后，谥号“献”（何令婉长刘子业四岁，十一岁时嫁给了时年七岁的刘子业，于大明五年病故，时年仅十七岁）。
按照刘骏的部署，刘义恭、柳元景二人主持朝政，大小事务均由这两个人处理；颜师伯任尚书仆射，实际负责具体的尚书省事宜；沈庆之已经年近八旬，不负责多少实际事务，平时参决政事，战争爆发时主持作战；王玄谟负责统率外军。
但是，除了五名托孤大臣以外还有两个人是不可以忽略的，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戴法兴和巢尚之两个寒门恩幸。这两个家伙从孝武帝时期开始就长期执政，刘义恭很怕他们。
刘义恭惹不起他们，但是跟他们联合还是可以的。于是，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三个辅政大臣直接和戴法兴、巢尚之二人结为党羽，五人共同执政。
当然了，刘义恭也不愿跟戴法兴结怨，所以所有事务都顺着戴法兴的意思。也就是说，诸辅政在刘骏死后自愿成为了吉祥物，让戴法兴、巢尚之来主持朝政。
但是，有一个人对这五个人很不满意。
他叫蔡兴宗，开国重臣蔡廓之子，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众所周知，主管官员任命、调动，这个吏部尚书蔡兴宗之所以对那五个人不满，就是因为蔡兴宗对官员的调动，常常遭到那些人的更改。
于是，蔡兴宗对他们很不爽。于是，有一次在朝堂之上，蔡兴宗就在官员任免的事情上公开质问诸辅政，之后，关于薛安都调动更是将蔡兴宗与执政大臣的关系推到了冰点。
这位薛安都，我在之前也多次提及过。他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刘义宣之乱两次军事行动中勇冠三军，战功卓著，时任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
蔡兴宗想要将薛安都免除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调任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保持不变。在宋孝武帝改革以后，太子府的权力被极大的削弱，太子左卫率也从元嘉朝手握重兵的要职变成了鸡肋。而左卫将军是禁兵高级将领，统率宿卫营，地位极其显赫，是太子左卫率、征虏将军两个官职加起来都比不过的。所以说，蔡兴宗的这次调动对于薛安都而言，应该也算是一次升迁。
但是，这个调动也遭到了刘义恭等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蔡兴宗这个调动让薛安都升官升得太厉害了，于是要求蔡兴宗干脆把薛安都的散骑侍郎也给一块儿免了。
蔡兴宗觉得，左卫将军大归大，一次性撸掉两个官职，不算升官太快，真要像刘义恭说的这么调动，那就真成贬官了。
所以，蔡兴宗坚持要保留薛安都的散骑常侍，刘义恭坚决不同意，不停地派人去和蔡兴宗辩论，最后终于使蔡兴宗同意免除薛安都散骑常侍之职。
但是免除散骑常侍跟只保留左卫将军还是有那么点区别的。蔡兴宗毕竟是吏部尚书，最后下发公文的时候在任命薛安都为右卫将军的同时又偷偷地给薛安都塞了一个给事中。
蔡兴宗这一手阳奉阴违一玩，刘义恭彻底火大了。
搞不了戴法兴，还搞不了你蔡兴宗？
平时对戴法兴唯唯诺诺的刘义恭决心对蔡兴宗重拳出击，直接免了蔡兴宗的吏部尚书，让他去当吴郡太守。
蔡兴宗不干！
刘义恭也那他没办法，转而任命他为新安王刘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代行南徐州刺史事务。
这串官职看上去很给面子了，但是蔡兴宗还是不干，他想要益州刺史。
给你脸还不要了是不？
刘义恭直接上疏，奏弹蔡兴宗，又指使尚书令柳元景上疏，弹劾蔡兴宗。
于是，蔡兴宗在接二连三的弹劾之下被罢免官职，改任新昌太守。这新昌郡，隶属交州，已经位于今天的越南境内，在当时，属于绝对的不毛之地。
堂堂吏部尚书，因为得罪执政大臣被直接扔到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说巧不巧，蔡兴宗和执政大臣之一的颜师伯正好是“情敌”。当初，蔡兴宗看上了一个尼姑智妃，想要把她纳为小妾。蔡兴宗派去迎接智妃的车马已经到了半路上了，颜师伯突然出手，抢在蔡兴宗前面一步把智妃诱骗到了自己府上。如今蔡兴宗被远贬交州，大家都说这是颜师伯以公事为接口，打击报复情敌。
这一手，倒把执政集团逼得很无奈了。这时候，戴法兴不想背负随意流放重臣的罪名，颜师伯更不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公报私仇，打击情敌。
于是，他们一合计下来，发现还是算了吧，吏部尚书免了就免了，越南还是别去了。于是，蔡兴宗成功得以留在京师，免于被流放的结局。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我们可以从刘义恭要求蔡兴宗免去薛安都散骑常侍的理由中窥见端倪。
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刘义恭排挤薛安都的原因是他是“晚达微人”，也就是说他得志很晚，而且他是晚渡北人出生，早年生活在北魏，元嘉末年才因为反叛北魏失败投靠刘宋。
但问题就在于，这么一个所谓的“晚达微人”能不能构成他不配兼任左卫将军、散骑常侍的理由？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决定了这次变动到底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还是阶级矛盾。
既然又扯回阶级矛盾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几个执政大臣的阶级属性。
刘义恭是皇族姑且不论，巢尚之记载不详也姑且不论；柳元景出身河东柳氏，从曾爷爷到他爹统统是太守，应该属于次等士族；颜师伯出身琅琊颜氏，父亲是谢晦的幕僚，跟着谢晦造反被杀，应该也是次等士族；戴法兴是会稽郡山阴县（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人，他爸是个卖布的小商贩，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商贩，属于彻头彻尾的寒门。
如果单纯从执政大臣的阶级属性来看的话，这帮人似乎没有理由去莫名其妙怼这么一个晚渡北人——更何况，站在薛安都这边的蔡兴宗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出身，出身济阳蔡氏，先祖是东晋名臣蔡谟。
如果从这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关系来看，似乎他们的争端不像是由阶级矛盾导致的，更像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而且，实际上，薛安都已经不能称之为是“晚达”了。他在元嘉末年就已经被任命为建武将军，同时也是跟随刘骏举兵讨伐元凶刘劭的勋臣之一。论“晚达”，托孤重臣之一的颜师伯大约比他还要“晚达”。
那么，说到底，就是刘义恭等人与薛安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使得刘义恭等人不希望薛安都升迁，想要对他进行打压。
执政和薛安都之间有什么矛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我们确定了此次争端为大臣之间的矛盾，加上前面所说的蔡兴宗的选官常常遭到更换，我猜测这其实就是刘义恭等人排除异己，任用党羽的一次行动。
但是，在诸辅政打击异己，大权独揽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人——坐在皇位上的刘子业。
在永光元年（465年），这位刘宋新君已经十七岁了，他开始不满于辅政大臣的专权，开始企图夺回自己的权力，一场猛烈的风暴正在向刘宋朝廷袭来，但是没有人做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