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讲好了刘骏的黑历史，这章主要来提一提刘骏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一些措施，也就是刘骏在位期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刘骏的诸多改革措施——通称宋孝武帝改革，其中项目相当之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改革军政，强化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走出元嘉二十七年惨败阴影两个部分。
首先就是东晋刘宋的几个老大难问题——中外军制、门阀政治、土地兼并。
这几个问题，从东晋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刘裕和刘义隆当初也都致力于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这几个老大难问题被扔到了刘骏的手上。
刘骏执政期间，在政治改革上，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刘骏的经济改革，如在币制、土地上的一系列措施，反而让刘宋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
首先就是刘骏在兵制上的改革。兵制确实是东晋以来长期存在，怎么改都改不好的问题。起初，东晋时期外军过盛，以下凌上；武帝刘裕时期，改强枝弱干为强干弱枝，加强中军；文帝刘义隆时期，强化中外联通，加强外军。
但是，刘骏当时接手的刘义隆的那套兵制存在相当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刘义隆强化外军是以削弱中军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刘义隆的元嘉中外军互动体系又一次导致了强枝弱干的军事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刘义隆的三次元嘉北伐均无果而终，而刘骏藩王举兵，讨平刘劭，刘义宣叛乱，差点打烂刘骏，无一不是当时地方强盛，中军疲软的表现。
而且，刘义隆一生苦心经营的元嘉中外军体系也随着元凶之乱的内斗土崩瓦解，所以对于刘骏而言，他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全新的兵制。
对于刘骏来说，他最信任的始终是那些跟着他起兵讨伐元凶劭的旧部，如沈庆之、柳元景、宗悫、薛安都、朱修之等人。所以，刘骏在继位以后将手握兵权的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两职基本都交由这批自己最信任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担任。另一方面，鉴于他爸是被刘劭靠着东宫禁兵发动政变杀害的惨痛教训，刘骏决定削弱太子的军事力量，限制东宫的实力。同时，刘骏废除五兵尚书，将军权收归己有。
与此同时，刘骏在构筑中军的时候也对外军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刘骏仍然沿袭了祖父、父亲留下的宗室亲王出镇方镇的格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但是，历经了刘劭之乱、刘义宣之乱，以及我下一章会介绍的刘诞之乱，刘骏已经对自己这批兄弟们失去了信任。
所以，刘骏开始大举削弱外军，对强大的方镇进行削弱，并设置典签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充当朝廷的耳目，限制地方的权力。刘骏并且要求，所有对地方军队的调动，没有皇帝的诏书，一律不准干。这些措施无疑抬高了中军，而削弱了外军，并增强了皇帝对于地方军队的绝对控制。
这些举措本身评价就极其两面性，支持者认为刘骏干的这些事，加强了中央集权，解决了地方不听上头管的畸形情况；反对者认为刘骏的改革割裂了中军与外军之间的关联，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对立。
其实，刘骏的这些措施本来就不是好或者坏这么两个字能够评价的，或者说，刘骏的所有措施都不是能够单单用黑白来分辨的。
诚然，刘骏割裂中外军的举措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间接地导致了刘宋的灭亡——地方与朝廷的关系逐渐恶化，并且当中央出现坏人的时候，地方的实力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清君侧。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刘骏所面临的局面上，我们也确不能过多的苛责刘骏，因为从元嘉末年开始，元嘉中外军互动体系的弊端就已经逐渐显露了，孝武帝能够轻轻松松撸掉刘劭，刘义宣也能轻轻松松拉出十万大军叛乱，直接把刘骏吓得差点退位。
所以，强化中军，削弱外军对于刘骏而言，确实是当务之急，如果放任地方做大，那么中央政府的威信又会荡然无存。刘骏的举措，也是某种意义上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东晋一朝以下凌上现象重演的无奈之举。
在发起改革的同时，刘骏对外则与北魏展开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场大战的宋军主帅颜师伯，出身琅琊颜氏，但是他的父亲因为跟着谢晦造反，被文帝刘义隆处死。（谢晦谋反之事上参《从刘义符到刘义隆》）颜师伯少时孤贫，但是喜爱读书，擅长音乐，后来长期在各个大佬幕府里当佐僚，最后就转到了当时还是武陵王的孝武帝刘骏府上。刘骏对他相当重用，让他外参军事，内掌司法，即位以后也对他委以重任。
在大明二年（458年），刘骏启用颜师伯为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并带持节都督。同年，魏文成帝拓拔濬以名将封敕文为统帅，大举进攻颜师伯辖区，颜师伯率军迎击，首战就在清口大破封敕文。刘骏也派兵支援颜师伯，受颜师伯节制。颜师伯率军在一个月里，于清口、沙沟、济水沿岸、赤龙门四次重创魏军。随后，刘骏和拓拔濬各自持续往前线增兵作战。
之后，宋军又在杜梁、縻沟城接连击溃魏军，势如破竹。北魏方面则派出另一名名将陇西王源贺镇守申城，抵御宋军。申城背靠济水，面向黄河，地势极其险要。宋将卜天生率军强攻，攻破申城。魏将封敕文率军进攻乐安（约今山东滨州一带），也被宋军击溃。面对乘胜追击的宋军，北魏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发动反攻，包围了傅乾爱率领宋军的追击部队，但由于宋将卜天生迅速支援，魏军见取胜无望，便率军撤退。
至此，在大明二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的青州之战中，刘宋军队在颜师伯的指挥下大获全胜，连续击破北魏大军，取得了元嘉北伐惨败以后面对北魏的第一场大胜，这也是刘宋王朝六十年历史中极少数在大规模会战中全面击溃北魏的完胜之一。
说完了军事，我接着来说政治。
刘骏的政治举措其实根本来讲，都是围绕着一点——加强中央集权。
于是，刘义宣之乱刚刚平定，刘骏就下诏废除了录尚书事，将朝政大权收归己有，并提高了中书舍人等下等官职的实际权力，让中书舍人参决朝政，制约中书令的权力。他又加设一名吏部尚书，分割官员任命权。
与此同时，面对地方官员势力强盛的局面，刘骏在大明七年（453年）诏令所有官员除非战争期间，一律不准擅自判处死刑，死刑必须上报，否则以杀人罪论处。
刘骏的本意当然是拔掉地方的司法审判权，将审判权调回中央，来削弱地方权力。客观上，刘骏的这一举措也使得地方官员无法滥施刑罚，使得司法判决，尤其是死刑判决更加审慎，也是有利于百姓的。
然后来说第二个问题，这也应该是刘骏争议最少的一项了，刘骏在提拔寒门，遏制门阀上的贡献是极大的，他的贡献甚至应该说超过了他的父亲刘义隆和祖父刘裕。刘骏从即位开始，就致力于提拔寒门——其实这么说也不准确，刘骏还是武陵王的时候，就提拔了一大批寒门人才进入自己的王府。
刘骏继位以后，更加重用这批寒门人才，或者按照沈约对他们的称呼，叫做“恩幸”，我后面姑且也就这么叫了。
在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两朝政坛上最为炙手可热的恩幸自然是戴法兴、巢尚之了。其中巢尚之记载不详，而戴法兴出身贫苦，早年受彭城王刘义康提拔，进入其幕府（上参《刘义康》），后来转而进入刘骏幕府。在刘骏即位以后，对戴法兴极其倚重，所有官员调动、赏罚都和戴法兴、巢尚之二人商议，二人所推荐的人才，也都得到任用。
在宋孝武帝病逝后，戴法兴、巢尚之二人与以刘义恭为代表的托孤大臣共同执政，尚书省所有事务都由戴法兴决断。这些事情，我也会在后面慢慢来讲。
当然，刘义隆、刘义康对寒门也有任用。但是，刘骏的先进性在于，他直接让寒门恩幸进入决策层，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形成了“寒门掌机要”的新局面，这无疑相较于之前文帝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孝武帝一朝，得到重用的不仅有戴法兴、巢尚之二人，还有像戴明宝、徐爰，包括像“元嘉三大家”之一的大诗人鲍照等人，也都得到了任用。
这段时间中，得到孝武帝任用的不仅有一戴明宝为代表的寒门恩幸，也有一大批地位较低的士族，这批人的代表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大明二年青州之战宋军主帅颜师伯。
我前面说过，那颜师伯出身琅琊颜氏，但是父亲是反叛朝廷的罪臣，加上琅琊颜氏本身也算不得什么顶级望族，所以真正的高门士族是看不起颜师伯的。比如说出身望族陈郡袁氏的袁粲（当时还叫袁愍孙，后改名袁粲，因为袁粲这个名字更加常用，所以全部统一称谓为袁粲）就很看不起颜师伯那家伙，觉得他门第低微，低自己一头。
刘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刘骏气得差点自己直接抄着刀冲上去把袁粲劈了，最后在柳元景等人的劝慰下饶了袁粲，只是以看不起颜师伯为理由贬了袁粲的官，把他扔到外地当太守去了。
刘骏对颜师伯的重用当然不光体现在把袁粲扔去当太守一件事上，刘骏在政务上对颜师伯也是极其信任，史书上说他“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这说明，在孝武帝在位时期，他赋予了颜师伯极大的权力，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了颜师伯一定的自由度。在孝武帝去世后，颜师伯更是受托孤之重，辅佐少主刘子业。
随着这些改革的展开，东晋以来门阀士族垄断朝廷的问题基本在刘骏的改革下荡然无存。在新的政治架构中，无论是寒门还是较低等的士族，他们都不过是刘骏的附庸，其权力不能超过君王所划定的边界。
这样，我们可以实际上讲，门阀政治存在的土壤已经失去了，门阀政治也被基本上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刘骏实现了永嘉之乱以来南方从未实现过的高度集权，史称其“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在客观上，刘骏的改革也使得更多出生社会底层的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才能跻身高位，乃至于参加帝国的核心决策，为朝廷输送了一大批新鲜血液。
从这一点上讲，刘骏奠定“寒门掌机要”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然后，我们最后来讲刘骏干得最差的经济。
第二次元嘉北伐的失败对于刘宋王朝的打击是全方面的，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便在于使得刘宋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打击。终孝武帝一朝，刘骏都在尽力带领国家走出战败的经济困境，但是刘骏的改革不但没有带领刘宋走出经济困境，反而使得国家的经济变得愈发糟糕。
刘骏的经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占山格”。所谓占山格，其实就是国家按照官员的官品高低来分配对应的田地，如果手头现有田地多于限量，朝廷可以不夺现有的土地，但也不许再占。这么一来，既保证统治阶级手头能够有较多的土地，又限制门阀士族土地的无限扩张。
但是，想得怎么样，不代表实际操作起来真的能够一样，真到了落实的环节，像颜师伯、沈庆之这批勋贵抢夺土地起来比谁都狠，不管刘骏是真不知道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也没有受到处罚。
不过有记载的是，一个叫做孔灵符的家伙占了二百六十五顷地，当时一品官的占地限额是一顷，也就是超出一品官的限额二百六十五倍，大概这位孔灵符是十分之一品官吧。总之，这位是有记载被处罚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政策执行起来多少有些问题，这么一来，百姓或者官府能够获利多少真不好说，不过如果顺着前面来讲，寒门地位的提高倒是看得出的——最起码，寒门或者下层士族有了跟门阀士族公平抢土地的机会。
然后，到了本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刘骏的币制改革。有一说一，我认为刘骏的货币政策是他改革中最臭的一步。
刘骏即位以后，开设钱署，铸“孝建四铢”，使朝廷参与干涉社会经济。
但是，宋孝武帝片面追求货币投放量，使得钱币质量相当糟糕，铜钱里面还混着铅和锡，很不牢固，这导致当时民间私自铸币之风相当昌盛，客观上阻碍了刘宋商业的发展。在前废帝时期，这一问题将会继续变得严重，以至于正常的商业活动都无法进行，这也使得刘宋的经济雪上加霜。
综上来看，刘骏在其执政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启用寒门，改革了一部分东晋遗留下来的弊政，扩张皇权，形成了沈约所说的“主威独运”的政治局面，彻底扭转了东晋门阀政治下君弱臣强的畸形态势。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刘骏的诸多举措也是有害的，他心狠手辣，大肆诛杀宗室，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广陵屠杀（这个我下一章来说），又喜好豪奢，大兴土木，修建玉烛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总体而论，刘骏一生的诸多举措，应该说是功大于过。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严耀中先生认为，刘骏是一名以自己的政策来开辟时代的政治家，他有着与秦皇汉武、曹操杨坚相仿的出众才能，也和这些杰出君主一样励精图治，好大喜功、残忍虚伪，只是不如他们幸运，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形象。
说刘骏的才能与秦始皇、汉武帝相仿似乎确是过誉了，但是单论政治才能而言，刘骏的才能比起魏武帝、隋文帝而言毫不逊色倒未必言过其实，只是刘骏一直以来在史书中受到了过分的抹黑和丑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