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艺术，经验是次要的。莫扎特只七岁就震动整个欧洲。梵高从画到谢世只画了十年，之后世界对视觉艺术的观感也就改变了。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谢世前五年的作品改变了世界。感情对成就的贡献，我们历来是过于轻视了。
再谈经验吧。经验对学术是重要的。感情对学术——尤其是科学——不重要。经验的特色，是需要时日才能积聚起来，也需要有记忆力。一个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有些学术，如社会科学，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得一塌糊涂。有感情的学术高手，可以把感情与分析清楚地分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经验而达大成的学者绝无仅有，但有可观成就的却不难找。这是因为在学术上有数之不尽的基本研究用不什么创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实地做，把一些资料整理得好，让有天分的加以阐释发扬，就是贡献。
学术上，经验的确很重要，但因为经验需要时日，二十岁之前能成学术高手的很少见。以科学而论，自然科学所需的经验时间比社会科学的为短，因为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世界何其复杂也。牛顿﹑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大师，其大成始于二十多岁。在社会科学上，这现象很少见。
我们可从社会科学中看到经验时间对成就早﹑迟的决定性。经济学的大师，早有大成的首推费雪（I·Fisher）与萨缪尔森（P· Samuelson）。他俩二十多岁就成了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推理。萨氏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验证工作，而费雪在验证上的大贡献，是在四十岁之后。A· Lerner三十岁后才学经济。弗里德曼立竿见影时是四十四岁。科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岁发表。
我绝对不贬低其他社会科学，但认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成就比不上经济学，主要因为前二者所需的经验时间太长，以致开始体会时，学者已年近黄昏。股市的上落，楼价的起跌，公司的结构安排，起居饮食的情况，如此种种，怎会不比政治的运作或社会的阶层容易多知一点。
我活了六十四年，经过抗日战争，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香港回归，种种，也曾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谓不知世事矣﹗但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一些事项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经验。一些重天分与感情，一些重天分与经验。我想不到有哪一项是重感情与经验的合并，而不论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项玩意，重天分﹑感情与经验这三者的合并。你猜是什么﹖文学创作。
成就的界定
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成就有大小之分，也有明确与模糊之别。朋友，你要哪一种﹖你当然想要大而明确的成就，但很对不起，像我一样，你的机会不大。二十世纪有一个爱因斯坦，有一个毕加索这样的水平你和我都不应该奢望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再求其次，又再求其次，如是者退了六七步，你和我或许可以问津。
此“问津”也，倒有一个有趣的选择问题。同样的代价，你要选较大但比较模糊的成就，抑或是较小，但比较明确的呢﹖同样的代价，这选择永远存在。比较模糊的可以浑水摸鱼，博大一点﹔比较明确的不容易自欺欺人，要有所成只能选较小的了。我自己历来都选走小而明确的路。为什么这样选，自己也不清楚。
你说我们的毛泽东先生在政治上是否有大成就呢﹖
大则大矣，但是否明确的成就很难说。政治人物，古往今来其成就是不容易明确的。北宋的苏东坡在他的《赤壁怀古》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南宋的辛弃疾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历代的才子说完又说。但如果苏﹑辛今天复生，胆子再大他们也不敢“浪淘”毕加索，或“雨打风吹”爱因斯坦的。无他，毕﹑爱二公的成就有清楚的界定，极为明确，像铁铸的那样，比万里长城还要坚固。
明确的成就界定，与发明专利权﹑版权﹑商标注册等大有雷同之处。这些“成就”或可在物品上表达，或可从论着中写下来。只要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蹂躏，永久的存在是不用法律保护的。外人的欣赏和尊重，比法律强得多了。
成就当然不限于学术及艺术这两方面。我自己感到最满意的成就，是教养了一子一女。不幸的是这项成就不容易界定，况且谁知道明天儿女会变成怎样了。我说自己喜欢走明确的路，但儿女的教养我是没有选择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老师，是奈特（F· H·Knight）。他自己是经济学高人，曾经有五个学生拿得诺贝尔奖。奈特的学生都说他教得一塌糊涂，在课堂上不知他在说什么。只靠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奈特开花结果。这是成就。很不幸，奈特的教育成就也不容易界定。今天他最年轻的学生已越七十，有朝一日，这成就会被雨打风吹去。
在生意﹑事业上有看头，赚到钱，也是成就。这种成就本来可以界定，但财富可聚也可散，其界定不容易持久，以至被人贬低了。我认为历史上最成功的 商人成就的界定例子，是瑞典的诺贝尔。这个以发明炸药而成大富的商人，设立了诺贝尔奖。真是一个奇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奖项能比得上诺贝尔奖那样受人重视的。获该奖的人不一定值得，但“界定”了诺贝尔。今天的大富捐出去的奖金即使比诺奖高出十倍，也不容易相提并论。
美国的首富盖茨，似乎也在想办法来界定自己的事业成就。他捐出去的钱多得惊人，选走的“界定”自己的路是医学那方面，重于治疗穷孩子。这是很有意思的。通胀调整后，盖茨捐出去的钱，远多于一百年前的诺贝尔，但将来在“名气”上能否有诺氏的成就，还是一个疑问。我个人的取向，是救生胜奖赏，什么“名气”云云，管之作甚﹖
盖茨的不幸，是美国政府要把他杀下马来。美国的反垄断法例历来不知所谓。盖茨的“罪”是赚钱“太多”。十多年来，美国的经济是以高科技挂帅的，而盖茨是这个潮流的王子。科技赚钱这回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要鼓励前仆后继，必定要让一些人赚很多很多的钱。把盖茨整治，科技股市一蹶不振。蠢也。
体育又怎样了﹖我认为体育上的成就，界定甚难。这是因为这种成就是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在体育上甲创了一项纪录，乙平之，而近这纪录的人数之不尽。被界定的成就，主要是纪录的本身，而不是创纪录的人。
然而，人要有界定的成就才有满足感，再接再厉。这样，为了界定人的体育成就，我们发明了奖章﹑金杯﹑银杯之类的。我想，凡是要用奖章之类来界定成就的，其成就的本身必定不容易界定。苏东坡写《赤壁怀古》，一写下来就界定了苏东坡，用不奖章了。
不管怎样说，从成就的界定那方面看，学术与艺术的成就是最为容易做到的。这两种事项我们还见到有奖状或衔头的颁发，是因为在较低的层次中竞争者甚众，名衔的界定有用场。有大成的，奖项或名衔是多此一举。有谁会因为爱因斯坦拿得诺贝尔奖而把他刮目相看﹖事实上，不是诺奖界定了爱氏的成就，而是后者提升了前者。
在经济学上，凯恩斯﹑费雪等大师谢世于诺奖给予经济学之前，而他们的成就早有定论。弗里德曼要等经济诺奖颁发了七年才拿得，很有点尴尬。要是他今天还拿不到，诺奖可能会被贬低了。另一方面，好些拿得该奖的人，过了几年就被遗忘了。这可见就算是有口皆碑的诺贝尔奖，对成就界定的帮助不大。
成就的界定，颇有界定产权的味道。然而，与产权不同，成就是不可以转让或在市场买卖的。换言之，成就的本身有所值，但不可以转让而使财富增加。这使我意识到单被外人欣赏是一项重要的无形收入，对人类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经济学者是忽略了的。昔日伯牙遇到钟子期，高山流水一番之后，子期谢世，伯牙于是碎琴。这个故事是可信的。
是谁害了沈诗钧﹖
二○○七年九月六日
九岁神童沈诗钧被取录进入浸会大学，读数，预料十四岁可获硕士。一时间传媒大事渲染，茶余饭后论之者众。我想，是谁害了这个聪明的小孩子呢﹖
数学的天赋，像下棋那样，早出，但也像下棋那样，从小因为天赋奇高而“专业”起来，忽略了童年应有的生活，长大后的生命并不好过。就算是人类历史上被认为是智商最高的密尔，十一岁就掌握了当时的所有数学，二十岁出头精神出现了问题。其后密尔自己“调控”，康复，要到四十六岁才发表他的经济学巨着。我认为如果密尔的父亲不是见到儿子的天赋惊世骇俗，日夕强迫儿子学习，密尔的成就会大得多。
是的，数之不尽的神童，因为明显地是神童，被长辈或父母或媒体大事宣扬，长大后一般没有好收场。《伤仲永》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当年在洛杉几加大，有个十一岁的男孩被取录，报章大事渲染一番。该男孩我认识，在加大的成绩是中上，很不错。但同学们就是要嘲笑他﹕“你是天才，我是蠢材，为什么你的成绩
跟我差不多﹖”同学不放过他，媒体不放过他，压力那么大，后来还是“天才”不了，黯然消逝。这是悲剧。
我知道的唯一需要强迫天才儿童学习或练习的玩意，是古典音乐演奏。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弹琴或拉琴手指的肌肉与灵活性要从小练起。其二是曲谱要记得很多，而长大后是不容易记的。不从小苦练，不从小强记，就算天才绝顶，成为大演奏家的机会不大。话虽如此，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既同情也可怜今天无数的中国儿童，从早到晚被父母打生打死，逼练琴。音乐天才本来就不是那么多，无端端地被父母认为是音乐天才的无数，打餐死也练不上去，当然是悲剧。好些的确有点天赋，打餐死之后比赛获奖无数，但要成为大演奏家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曾经写过的音乐神童牛牛，今年十岁，天赋百年一见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是说，如果牛牛不是钢琴天才，天下间不会有钢琴天才这回事。不可思议，不亲眼见到不会相信。神童如此，我也很怀疑牛牛的父母是否逼得过甚了。想想吧，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背出钢琴协奏曲四十多首，弹得流水行云，你相信不相信﹖然而，上苍有知，真的要背那么多吗﹖是否远为过分了﹖如果牛牛将来成不了大演奏家，是谁之过﹖是否父母有意或无意间逼得太紧，坏了事﹖
离开了音乐演奏，任何天才神童被迫而自小急攻或进什么大学的，都是长辈的愚蠢行为。理由无数，让我提出几个重点说说吧。
一﹑天才儿童需要的，与非天才儿童一样，是一般儿童的生活与玩意。缺少了这些，长大后精神状态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这样，成败得失姑且不论，生命的意义总会打个大折扣。何必呢﹖
二﹑一个天才儿童长大后能否成为大师，绝对不是因为早进大学或早拿什么硕士博士就增加了机会。事实上，所有的证据，是大师的成就与早拿什么名头无关。
三﹑如果一个儿童真的天赋奇高，会成大器的，那就根本不需要提早发劲。孔夫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时间安排得对。从三十到六十有三十年的创作期，是很长的了，例外不容易。九岁进大学，十七岁博士，创作三十年只四十七，闷了，厌了，要做什么才对呢﹖不可以返老还童，到了四十七岁才重温小孩子应有的美梦。
四﹑不管是什么天才，我相信在生理上人的脑子细胞有成熟的层面。创作三十年是个好打算，而这样算，你要选脑子最成熟的三十年，那大概是二十五至三十之间才开始的。换言之，九岁是神童，那很好，但不用忙，在重要的创作关头，二十五至三十之间才发劲是正。
五﹑曾经说过，求学是长途赛跑，提早发劲是愚蠢的行为。九岁大学，恐怕不到二十五岁就累了，再也跑不动。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沈诗钧不是天才，也不是说这么早进大学将来不会有成就。我是说在人生的路程上他缺少了儿童应有的享受，是说在心理与精神上搞出乱子的机会大升，也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将来要在学术上有成就，或然率说，这么早进大学有成就的机会是较小的。
我是过来人，二十四岁才进大学。不敢说自己少小时的天赋比得上诗钧小友，但姊姊们的记忆，是年幼时我过耳不忘，而儿童的玩意，无一不精，所向无敌，对一般棋手可以闭目让双马——只是读书不成罢了﹗有什么打紧呢﹖二十四岁才发劲读书，三十三岁正教授，可能因为误打误撞，用尽了长途赛跑的法门。
不久前在这里发表了一连十期《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认为有创意，说自己的创新期长达四十二年，破了纪录，自满之情溢于言表。那十期文章真的有创意吗﹖是个问号。但我跟三个星期不睡觉（累极时稍作休息），减了五磅，一口气为科斯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英语文章，长达六十三页。今天收到科斯的助手来信，说老人家读了初稿后，评价是 a powerful piece。这是我听过的科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七十一岁还有后劲，还可冲刺，显然是因为我二十四岁才起步。诗钧小友，慢一点起步吧。来日方长，上苍不会那么小气，给了你天赋然后拿回去的。今天的香港再不能放风筝了，但钓鱼的确是个好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