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人是千姿百态的，就像钟叔和钟婶儿，苏老二出去好长的时间了，说他们不牵挂也不是事实，但他们的心总放的开。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认为他的孩子就是到天涯海角，无论干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选择，那种无奈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块儿石头蛋子，无论滚到那里都比守在家里会好上许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他们的孩子，梦里还会见到他们的孩子，一旦忙了起来，一旦为了生存上的事情心烦意乱起来，他们也只有任凭他的孩子自由发展了。
那天凌晨天还不亮，钟叔和钟婶儿就拉上犁耙上南坡了。
深冬，钟叔总是犁红薯地的，一来把地里的新土翻上来使藏在地下的害虫暴露冻死，有利于来年农作物的生长；二来若下雪可以蓄水。
那时候的寒冬滴水成冰，再加上刺骨的西北风，往往一个冬天下来大部分人的耳朵，脸面，脚和手都冻的伤痕累累。
钟叔在前边犁地，钟婶儿跟在他的身后，把偶尔翻出来已冻坏的红薯捡起来带回家晾干，过了年儿卖去，给苏老二换件儿新衣裳。
山风硬是往他俩的脸上和手上撞，清冷的太阳放着寒光，犁翻起的是一块儿块儿带冰的土坷垃。
到了地头儿，钟叔对钟婶儿说：“你站这地头歇一会儿吧，我犁两趟你跟一趟”。
钟婶儿说：“不如我一趟一趟地跟，天太冷，站不住”。
那块儿地上只回荡着钟叔吆喝牛的声音，“呜、呜”的风声和身后与他们争坏红薯刨食的乌鸦偶尔的嘶叫声，若是马致远生在当代，《秋思》都得重写。
因为路途远，他俩捎着干粮中午没有回家。
到了晚上，钟叔和钟婶儿拉着车子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架子车拉不到家里了，是薛老喜领了几个人又在他大门前垒了起了猪圈和茅子，那茅子的顶上镶嵌了一块儿砖，砖上深深地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
苏老二的家原是村边的两孔土窑，后来，钟叔和钟婶儿在两孔土窑的前面垒一圈儿土墙，算是院墙，住在那里也多少有了一丝安全感。
出了他家的大门，西边是队里种的一片杨树，东边是一片空地，薛老喜领着人建的猪圈和茅子就在东边那一片儿空地上，那猪圈和杨树之间只容一个人过路，架子车是不能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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