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自己的生活是比较悠闲的，但是北京人责任心重，生怕有外来的坏人破坏，于是没事找事地提高警惕。老头老太发挥余热，戴着红袖章站在各种公共场合和小区门口，抓破坏环境卫生的外地人，防范坏人进行犯罪活动。
认识几个这样的北京大妈。
看过《偏辑部的故事》的人，想必还记得里边的牛大姐，有的北京大妈就跟她差不多。
大妈们在单位工作时，接受的就是正统教育，对组织有着根深蒂固的依恋，对工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真，这已经成了她们的生活习惯，这一生，她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习惯了。
大妈们基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爆发前参加工作的，在参加工作之前，她们在读书，而那时的学校，那时的社会，都让人纯洁得近乎透明，那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年代。
虽然她们挨过饿，但共和国的领袖们也在挨饿，共和国的主席、总理，一听说哪儿的老百姓在受苦，便流眼泪，便想尽办法去解决困难。有这样的领袖，老百姓还能不努力工作吗。
大妈们在工作时，除了认真负责，没有别的念头。那会儿大家的工资全一样，激励她们的是荣耀感。
她们带着一份虔诚在报效着共和国，这种心情已化为她们的性格。
国家也没有亏待自己的女儿，在她们工作表现优异时，便给予她们各种荣誉，那会儿，荣誉是人的生命。
认识的几个大妈，都保存着当年的各种奖状。
这会儿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些已发黄的纸嗤之以鼻，他们不懂得当年这些荣誉的份量。
不管后人将怎样评说当年。但当年的人对国家、百姓同领袖、领袖对百姓，感情绝对是相通的。
这种感情铭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心上。这是一份极特殊，极有份量的感情。
所以，大妈退休以后，只要需要，她们会极为认真负责地带上红袖章，有时认真到让人厌烦地覆行职责。
王大妈已经七十多了，曾是国家干部，已退休多年。老头原是军人，前几年先她而去。
大妈的孩子们早已成家立业，家里就大妈自个儿。
前几年，大妈不带孙子孙女，就爱带上红袖章在街坊口上值勤。这事让大妈有一种归属感，觉得又可以为国家出一份力了。孩子们都能理解，虽有时拿她开开玩笑，但谁也不拦着，各人的孩子自个儿想的办法。“也是老太太给公家干了一辈子，这会儿不叫她干，她不得憋死？”大儿子这么说，下边的几个都点头。
这二年，建起了小区，物业给派了保安，不用大妈值勤了。大妈一下子没了精神寄托，常年窝在家不出门，孩子们急了，带上车接她出来转悠，大妈死活不乐意去。好容易劝得大妈上了车，转一圈进个好饭馆吃饭，大妈吃什么都不好吃。
宋大妈还不到六十岁，退了休在居委会发挥余热。瞧老太太那份认真劲，好像又找到了家似的。有时正跟人说着话，冷眼瞟见有拾破烂的往墙跟凑，她会冷不防来一嗓子：“哎，那儿可不是撒尿的地儿啊。”弄得人一激灵，要是那人还不走，她会接着嚷：“嘿，说你哪，你干嘛呢你？”
谁要是跟大妈开玩笑，说她像牛大姐，大妈可不乐意呀。“怎么看，嫌我事事的呀？我告诉你，我干这个就得认真负责！”
还有唐大妈，别的大妈，全都在尽职尽责地干好自个儿这份事。
这怎么说都是件好事。
有过这样一项实验：
将两辆外形完全相同的汽车停放在相同的环境里，其中一辆车的引擎盖和车窗都是打开的，另一辆财封闭如常，原样保持不动。
打开的那辆车在3天之内就被人破坏得面目全非，而另一辆车则完好无损。这时候，实验人员在剩下的这辆车的窗户上打了一个洞，只一天工夫，车上所有的窗户都被人打破，内部的东西也全部丢失。
这就是著名的“破窗户理论”。其结论可以归结为：既然是坏的东西，让它更破一些也无妨。对于完美的东西，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维持它，舍不得破坏；而对于残缺的东西，大家就会去加大其损坏程度。这与道德似乎没有多大关联。人们也曾经用这理论在一座城市里做过类似的实验。
在一条街道上，先是扔了一些生活垃圾。没过几天，这条街道就被铺天盖地的垃圾覆盖，碎纸和塑料袋乱飞。同时，人们把另一条待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交维护了好几天。这之后，每当街上出现脏物时，总会有人自动把它扔垃圾箱；如果碰到外人往地上乱垃圾，还会有人制止。
这项实验要显露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惯性。仅以这种惯性而言，北京的大妈们就有上街执勤的必要，更何况，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中国人缺乏教养者居多，不管是什么原因，现象事实便是如此。除了少数几个城市，市民能自觉保持公共场所秩序，大多是乱糟糟一窝蜂。而保持公共秩序的少数城市，也是长期有人值勤维持的结果。仅从这一点看，北京大妈们戴上袖章值勤，对自己小区街坊秩序的维护，就是一项功德。
再从治安方面来看，中国人口众多，越是大城市，人口流动量越大。而中国警力不足也是事实。一个大城市的户籍警，往往要照应很大一片地方，上千户人家。稍一顾不过来，说不定便有意外发生。一处街坊，有几个戴红袖章的大妈值勤，至少会让小偷小摸者受到震慑。否则，如今人际关系淡漠，楼上楼下甚至对门的邻居居都互不照应，对有贼胆的人来说，只会让其贼胆更大。贼的存在，毕竟是社会现实，谁也否认不了。警力的不足，保安精力的顾不到，也是现实，有保安值勤的小区，照样丢自行车，就是明证。如果有宋大妈那样的人参与值勤，小偷的成功率会小得多。
而对宋大妈们来说，参与值勤更是件好事。报酬不报酬是第二位的事情，重新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荣誉感恐怕才是第一重要的。
武汉街头的公汽车站，一到上下班高峰期，不仅公交人员，交警要参与值勤，许多退休老头也戴了红袖章参与其中，有人管和无人管就是不一样。
大连市民已养成自觉排队上下车的习惯。大连参与值勤的市民，穿着发给的以前经警的大衣，在马路上参与管理各种车辆交通。大连因而长时间堵车的现象极少。
……
一句话，有人管和无人管，就是不一样，尤其在我们这个个人教养普遍极差的国度。
这种个人教养极差的现象，其中有没有“破窗产效应”？
打个比方：一幢临建房，没有厕所，要方便得出去。有懒人便在水池中方便，只要无人制止，其他人便会群起效法，不久水池便会变成尿池，而假如房东一开始便采取严厉措施制止，甚或将带头的懒人赶走，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同理，这个水池，大家天天都用，谁也不清洗，没几天便会油垢满积。但如果房东一开始便严厉管制，结果也不一样。
看来要打破“破窗户效应”，唯一途径便是加强管理，一直管理到国人都能自觉管理自己为止。不过，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几乎所有算得上大的大城市，都有一个毛病：脸面光鲜，背街肮脏无比。大城市如此，中小城市便不必说了。北京算好的，个别城市的郊区公厕，大便积得令人羞说，不忍说。珠海算最干净，但珠海也有卫生死角。
这些卫生死角，这些肮脏无比的地方，能否打破“破穿户效应”，能否也管理一下？
如果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许多宋大妈那样的人参与管理，都能如宋大妈那样认真负责，这些城市的面貌一定会大为改观。
老人们总会怀念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大妈们扯的是，在建国之初，“文革”之前那一段。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府的号召便是百姓的心愿。那会儿的人们，说话都不兴带脏字儿，谁要是有点出格的行为，马上会有人出来制止。那会儿的街上，胡同里满处是树，路上满处透着干净，那会儿也没有这么些人，走哪儿都安静、舒服。虽说那会儿国家穷，但人们都透着一股高尚的道德风貌。
不怪那时外国人评价，北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文明的首都。
那个年代过去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要达到当年那个标准，恐怕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自然衰亡的结果，宋大妈们只会越来越少。现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代人，还会像宋大妈们那样吗？
如果能，中国的城市有幸了。
如果到时已用不着，中国的城市更有幸了。
中国现在的许多人，对有管制很不习惯。
这些人实际上是对遵从规则不习惯。他们习惯于破坏规则。不知这是哪儿学来的臭毛病。
话说白了恐怕许多人又不高兴，不习惯管理，不习惯遵从规则，习惯于到处方便，因了这方便的习惯而恨不能什么都随意、方便的，只有农民。
每个人的祖先都是农民，这不假，但不能因此便拒绝别人批评农民的不良习气。
农民不习惯管理，不习惯遵从规则，农民一听说规则，一见到管理便烦。所以人民公社才办不下去。
有毛病还不能说，一说便反唇相讥：你祖先也是农民。这种心态，还是：农民！
农民进城，起初傻眼，弄熟了便破坏规则。所有的城市，只要有农民，只要有还保留农民心态，只图自己方便而破坏规则的人，那个城市或城市一角，必是脏乱差！
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只有成熟的工人阶级才最有组织性。农民不行。
农民跑进城市里来，仨一群俩一伙，结伴横行，你把喇叭按得震天响，他也不知让一让，更不说自行车了。
农民到处撒尿，到处扔垃圾。
农民偷辆自行车到处骑，骑到哪儿一扔不上锁，因为锁已被他撬坏。管理人员逮着了，写份检查罚点款，下回他还这么干。
有这么多农民，有这么多充满农民习气的人，少了宋大妈们，能行吗？
农民不管什么“破窗户效应”，第一个砸破窗户的，肯定是农民。
城里人第一个砸破窗户的，其心态绝对也是：农民！他不具备有教养的心态，他不配做城市高素质的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他的身份只能算是农民。
所以有某先生说，中国要想改变现状，只有赶快多建城市。
难怪有这种想法，不如此无法改造农民。
还要多培养宋大妈那样的人，不如此无法改变城市的空气。
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绝大部分人富起来了，下一步是否应该在中国人的素质教育上多下些功夫，让中国人的素质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让宋大妈们也省点心。
让农民中素质高的那些人也松口气，别老跟着别人背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