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这是前几年中国流行的话语之一。的确，北京的官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仅现任官多，曾经当过官的人也多。那些清晨在公园里溜早的老头，老太太，你只要看看他们那儒雅的举止，几乎就可以断定：此人从前一定是个官儿，而且没准还是个级别不小的官儿！
我在有篇文章里说过，记得二十多前在江轮上，同舱一个武汉人，一个上海人互相夸耀：我家谁谁是县团级，而两个北京小伙子只互相交流着极为不屑的眼神。确实，县团级的身份，在北京人眼里，恐怕只比商店服务员高那么一点儿。
官在北京太不稀奇。
以前看过一篇《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的署名文章，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北京倒外汇的倒爷们的故事。其中讲到一个“林一刀”。此人专找那些大官们的夫人换汇。而且每次都要宰她一刀。而这些夫人们因外汇的来路不正，换了宰谁都不敢张扬。“林一刀”的名声就这样出来了。这篇文章说的事固是不必深究，但北京人见惯了官，不怵官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九二年在大钟寺集贸市场，见过几个北京人同几个正采购的军人的口角。其实，那连口角都算不上。
那几位军人在采购中不知怎么惹得北京人不高兴了。几个人群起指责，军人中一位上尉才分辨了两句，马上招来更多的指责声。军人们只好不开口，快速将物品装上车开走。等他们走了，还有人说：“哼！一个小上尉，牛什么呀！咱们见到过的官儿多了去了！”
的确，北京人见过的官儿真的多了去了。
我的一位北京朋友，俩弟弟至少是县团级。另一位朋友的弟弟，国家某部某司付司长。还有一位朋友，九二年便是某部下属公司的老总，若按行政级别去套，那“官”级估计也不会低。许是北京、官太多的缘故，这些人都不爱说自己是官，不摆官谱，用北京话说，都不“牛”。
官多了则不牛，这可能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北京到底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家众多重要的决策机关均设在这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加上北京市的各级机关、团体均在北京设立自己的“庙”。庙建得多了，菩萨自然也就多，累计下来，其数字将使人瞠目结舌。而这样数目众多的“官”，自然使北京人具惯不惊，面官员们自身，自然也就少了些牛气，不会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个县太爷简直就是一县人民的大爷、祖宗。
曾同几个北京人聊天。聊到他们的居处马上要被开发重建而开发商是××大官的哥们，这几个北京人一脸的不屑，“你开发你的就完了呗，干嘛非吹是谁谁的哥们儿？你说这现如今怎么全这样？”
许是这开发商有自己的苦衷，许是北京房地产开发的门坎太高，也就是机会成本太高的缘故。而这个“高”，是不是衙门太多，官太多造成的呢？
手边有一则资料，这样评价北京的官和“庙”——各个政府部门：
“庙”多了，也必然会引起各庙之间的冲突和磨擦，因为各“庙”之间的职能和权力，有时必然会产生交错或划归不清的问题，因而也就会有相互扯皮、推诱办事，不认真负责地踢皮球，或为了一件很容易解决的小事，而两家弄得水火不相容，大有非对簿公堂不甘罢休的气势，因为“庙”多了，各“庙”之间的“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微妙，有各种利害冲突或利益联系相交织，从而形成北京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人际关系。
北京的官多、“庙”多，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办事效率太低。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从一个“庙”是另一个“庙”，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庙”多了，权力也就相对分散，交叉也就无法避免，而各“庙”之间的相互独立关系造成了审批流转过程的缓慢。官太多，从而使在一个庙里停滞的时间无法准确估计，每个官都可以对之进行评点一番，都可以参与一定的意见，提出一定的看法，如果意见有时比较对立，为了稳妥起见，这件事情就将被暂时搁置起来，甚或无人问津了；因为官多、庙多，北京人办事情最重要的感触是：办成一件事太难、太累了！首先，要准备好多走“庙字”，而且要提防被踢皮球的危险，要多说好话，多求人。因为官太多，说不准就会在哪被卡壳；其次，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遇到问题要在时间上消耗，以至最终弄得精疲力尽，有的时候，事情还不一定办成。北京人常常往来奔波于各个“庙”、各个“佛”之间，绝大部分精力都放置在如何应付不同“庙”和不同“佛”上面，做成一件事情从开始酝酿，到最后能够定局，往往非一年半载不可，更何况如果再出现“菩萨好求，小鬼难缠”，那时才是真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这则资料说的是九四年之前的情况。现在的北京是否还这样，那位打××大官招牌的开发商的苦衷是否还因为此？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就笔者所知，在笔者所居住的城市，做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没有来头，可能根本就办不成事。如果开发商不“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光拆迁这一关，可能就过不去。更别说紧跟其后的水、电、城管等部门的轮番“执法”了。当然，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还是回头来说北京人的不认“官”。
北京人的不认官，无疑是因为见的官太多。而“官”多了，权威亦因此大打折扣，办事效率低是其明显的弊病。那么，官少的地方，比如经济尚欠发达的地区，一个县太爷登堂一呼，属吏皆应的地方，又怎样呢？
在笔者所居的省份，有过这样一件事：某县县太爷突然决定，要突击检查棉花种植的情况。于是，县太爷出行的沿线，属下们纷纷紧急动员小学生连夜行动，将撂荒的田里紧急布置一番，买来卫生纸系上枝头权充棉花。县太爷所到之处，一派棉花大丰收的景象。县太爷坐在小车里看了当然满意。于是，全县上下皆大欢喜。以后，这个秘密被另一县份的县太爷得知，他便在某中央首长来视查时如法炮制，哄得中央首长也心中欢喜。待中央首长走后，全县参与此事的人也个个欢喜！属下，维持秩序的警察，亲手做假的学生，都领到了一份报酬——相当于保密费！但钱领了，密却保不住——中国人的保密意识太差！此事被当作笑话到外说，而政府的威信也在这笑话中降低了。所以，告诉我这一笑话的一位老警察，当时参与维持秩序的县公安局大队长如此慨叹“唉，现在什么事不搞假！”
这类事当绝非偶然。某作家的一篇小说中也有类似描写：北方某县，上级要检查养羊情况，地方便派人披了羊皮装羊。虽是小说，想必也有现实生活中的一定依据。
产生这类笑话，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原因又不是我们探讨的话题，留待研究它们的“学家”去研究吧。
见过这样一组数字：中国汉代，官员与百姓们比例为九百比一；唐代为五百比一；宋代为三百比一，而现在则为五十比一，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每50人中，必有一人是官员，不知这个数字是否确实，如果是，那就太可怕了。无怪乎朱总理在一次讲话中确认我们的财政开支太大，是“吃饭财政”。尤其在北京这地方，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很可能就是个“官”，这也就难怪北京的物价要如此之高了。
据说在广州，人们只关心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或是你赚钱的能力，而不去在乎你打谁的牌子。如果谁说他是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孙子，可能理都没人理；在温州，更是把当官视作没出息没本事的表现。笔者有一在湖北投资办厂的温州朋友，据别人说他是温州某副市长的外甥。但从未听他说过有这么一个舅舅。如果是在笔者居住的城市，倘若有谁有副市长这样的关系，那早就牛得两眼朝天，只奔他的市级领导的子弟圈子中去发展，见了旁人眼睛都不会斜一下了。
曾经就有这样一位邻居，从小看他们家也很平常，此人呢也就一付准混混的作派；偶尔惹点祸，打打架，被派出所处理一下，但不出名，尚不够标准混混“玩闹”的级别。改革开放一开始，突然听说他们家同已隐退的某中央大领导是亲戚，又不知怎么一来，进了省、市级领导的子弟圈子，这下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先听说去了沿海某城市做了政府官员，后又听说成了那个城市驻美国某地的办事处主任；再后来，则据说在青岛、烟台、大连都置了别墅，早就超过了“二套”的标准了。当然，这都只是听说，假如果真如此，只希望此人见了故人千万别两眼望天。
北京人应该没有这毛病，起码我的北京朋友眼下还没有。我交的几个北京朋友，现在虽也已经是“二套”标准，对于我这个曾共过甘苦的“老外地”始终很关照，他们的父母曾经都是官，他们本人现在也有人为“官”，但不忘旧友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性格侧面，是否可以以此类推；北京人都不那么势利？而不势利则因为北京人见惯了官？
做为几朝的古都，北京当见过了太多的官。历朝历代的官场礼仪和官场的其他什么，给一代代的北京人心理都打下了怎样的烙印？远的暂且不说，仅说清代，因皇“爷”溜出宫来，微服嫖妓，染病不治，会给当时的老百姓心里留下怎样的痕迹？还有那些王公贵族，斗鸡走马，留连于花街柳巷，是否也让人窥见了皇族威严的另一面？就像孔老夫子曾抱怨过的：远则怨，近则不逊。自老夫子那时至今中国的历史已演绎了几千年，老百姓对官的态度，恐怕一直如此。而京城，因见过了太多的官，没有必要的距离。所以，对官的神秘感惧畏感，会不会也就大大的打了折扣？以致谈起某某官来，那口气就像在谈自己的一个熟人，传播起政治小道消息，往往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这应该是京城的一大特色。
官府不如外地那般威严，官场不似外地那般神秘，因此，北京人可以说：“甭跟咱来这套，爷见过！”
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爷”多，什么“款爷”“侃爷”“倒爷”“板爷”，还有“兔儿爷”，是否因为前朝的王公贵族那些“爷”们露出的屁股上屎太多，以致北京的百姓看了觉得您这些“爷”们闹半天不过如此，连您这号的都能称“爷”，咱干嘛要装孙子，咱为什么不也称个“爷”？于是，北京人一代代演而化之，逐渐形成了被一些人称之为的“爷文化”，北京人因而在部份外省人那儿有了外号“北京大爷”。其实，这么称呼，倒真有几分冤枉北京人了。
好认死理儿，天生一股子犟劲。这犟劲儿一上来，天王老子都不怕，这点恐怕是北京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反映在行为上就是自尊心强不乐意当孙子，你是爷、咱也是爷。这恐怕是北京人的逆反心理。那么，反过来，如果您不是爷呢？君不见北京人，你对他客气时，他还报的客气比你一点也不逊色，此时，你感觉不到一点儿“爷”气，你面前是一个非常懂礼数的有教养的人。除非你在他面前摆出一副爷架式。他这才不尿你。北京作家刘孝存这样说“北京大爷”不过见一些腰包鼓鼓的南方人出入大饭店，他暗生羡慕，继而就愤愤不平了，心理上失衡，他便摆出一副不屑的神色，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趁俩臭钱么！等大爷有了钱，比他妈你们谁都狂！”注意这儿的“心理失衡”这几个字，问题的关键可能在这儿。北京人因其见得多，所以知道什么事“原不过如此”，“不就那点猫腻吗”，如果你藏起“那点猫腻”别那么“牛”，北京人原可以因你和平共处，但你如果趾高气昂，一副爷的架式，那北京人可不吃你那一套。不见有人说“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跟我这儿起腻，惹急了，真拿大嘴巴子扇你！”北京的小姐尚如此，那北京的老爷们儿，“北京大爷”又如何呢？”
“不吃你那一套！”这可能是北京人的通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甭跟咱这充爷！”这是否可以证明，只要你不跟这儿充爷，这儿人也就不会跟你较劲，也就没有“北京大爷”那股子劲？
北京人与广州人不同。广州人不管你是否充爷，只要听你口音不对，十有八九会变着法子害你。你到广州站那问路，说不定被指往相反的方向，你在北京如果很客气向人打听道，尤其那些老大爷，老太太，准会很热心地把如何走法指给你。见惯了官的北京人，在待人的礼数上可一点儿也不含糊。
不知听没听老北京人说起“文革”前的北京。那会儿北京可没有“爷”。那会儿的北京也没有“官”。从周总理开始，国家领导人，北京市的领导人，时不时地下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那会儿的北京，人也没什么大爷脾气，什么“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稀得干”。那会北京出过时传祥，楞是把掏大粪的小事干得那么好。时传祥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还出过张秉贵，卖糖果的，干的也是小事，可也干出了名堂。可见，“大爷”作风并不是北京人的专利。全国任何地方恐怕都有“大事没得干，小事不屑为”的人。可能是干小事的机会成本太高，管你伸手要钱的人太多，换言之，也就是能管着你的官太多，让你没法干罢了。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观点，那么，我反问一句，“板爷”这行当是不是小事？以前是不是北京人干的？要知道，“板儿爷”这称呼发明的专利权可是北京人的！
还记得，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北京人十里长街送行，纷纷哭倒在地的历史镜头吧。这两位伟人都不是“爷”，从来也没给北京人充过“爷”。但北京人敬他们比敬祖宗还亲。联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爷”，什么“朝隆爷”“老佛爷”在当时人的嘴里，他们可能是“爷”，可在人们的心里呢？
好在，历史总是在发展前进中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官早就不是“爷”了。走到今天，连“领导”都不再是，统统称为“政府公务员”了。对最早把领导称为“冒号”的北京人来说，导致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早就减少了一部分，今后，恐怕只剩下对发了财的款爷”的“认同”了。真正到了认同的时候“北京大爷”的称呼也就得改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