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的”,可说是有历史的了。
九二年来北京,满街都是蝗虫一般的黄面的。十元钱起步,超过里程,价钱上翻。有一回,同一位北京朋友做了件损事。
我俩去和平北里中日友好医院那儿看朋友。回来的路上为省钱,商定分两次叫车。时间已经很晚,满街没多少车,“的哥”们一听说我们只到西直门,盘算没赚头,都不乐意去。
等再拦下一辆车,我俩便干脆说到万寿路。这次这个司机一听便让上车。车开得挺快,我俩眼睛一直盯着计价表。表跳着,一等价钱到了九块七,我朋友一声喊“快停车”,司机吓一跳,赶快刹车,我朋友一把拉了我,开了车门便下。司机不解其意,赶着问“怎么了?有事倒是说呀。”我朋友塞过十元钱,支唔道:“有东西落在这桥底下了,我们得找,你先走吧,别等了。”司机纳了半天闷,怏怏走了。我俩在立高桥下好一通笑,笑够了,抬头瞅瞅,此地正是“西直门桥”。桥下呆了半天,才又拦了一辆车回万寿路,算算里程,这么折腾下来,才省了五元钱。不过总算省了,钱不好挣,省一分是一分吧。那会儿的“面的”许是生意好做,都挺牛,经常拒载。这还不说,有几次看到的事,还真让人生气。
一次是在万寿路口,我跟我哥们站路边想打车。连过几辆面的,全不空。正等得着急,沙沟那边来一面的,我俩伸长脖子正看着,马路对面一军人骑一自行车,后座带着个穿便服的人横穿,不知怎么一来,车把被面的给带了一下,车倒了,军人跳下来,没事,后座那便服可惨了。后脑勺磕地“口平”地一声大响,把人都给震住了,面的司机跳下来看了看,嘴里埋怨着“你干嘛要抢道?”随后竟不管不顾地径自上车走了。军人只顾围着同伴发急,一时没了主意。幸好过来俩老头,帮忙张罗着拦车送医院。先拦下两辆面的,司机一看这情况,都不乐意带。最后还是拉下一辆“桑塔娜”,说了半天,总算给拉上往医院去了。就这事看,那会儿的“面的”司机应该说职业道德上有点欠缺。其实这件事,我们看得很清楚:军人抢道,是应该主要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您这“面的”司机,也是当事者、责任一方,怎能不管不顾拍屁股就走了呢?这是让人看着生气的一件事。
还有一次,是在大钟寺那一带,一个拉着板车的外地人,不知怎么不小心,把停在路边的一辆“面的”给擦了一下。其实也没怎么着。板车那木头车把擦上“面的”车尾那点儿边,连个擦痕都没有。可那司机就不依了,一屁股坐上人板车,他还有个同伴,硬拉着那外地人让人掏二百块钱。那“老外地”好话说尽,就差下跪磕头了。旁边围一圈人,楞没人出头说句解围的话。我是实在看不下去,钻出人堆走了。
有过这样一些经历,实在说,那会儿对“面的”。连带着对北京,确实没什么好印象。那年只在北京呆了不到两个月,便打道回府了。回到咱外地家里,不巧,电视里又播出冯巩一段相声,什么“轿的与面的”,冯巩扮一“面的”司机,脖子上搭条毛巾,鼓着俩小眼在那好一通神侃,我在心里一个劲骂:这挺好个人,说点什么不行,非得说这个,没的让人起腻。
这是对“面的”的感受。
到九八年再来北京,满街的“面的”已看不见了,出门都是“轿的”—小夏利。不像“面的”那样,车上老有同伴跟着陪了聊天。“轿的”就司机一人,许是跑车闷得慌,老爱找话茬跟乘客聊天。正赶上那年夏利也要换代——全换“桑塔娜”,一上车你就听司机抱怨吧,“这车才跑不到二年,车本还没挣回来呢,这一叫换,又得贴进去一大笔。”“那这车怎么办呢?”“只有往外地卖呗,嗨,这上边跟人天津闹别扭,该咱这买车的人遭殃,咱还指着它挣钱吃饭呢不是?”类似这样的抱怨,你上夏利车就能听到。
那次来,是到顺义的一个什么厂去办货。先在城里由朋友陪着玩了两天。走哪儿都打车,遇上的司机全都热情相待,感觉上比九二年的待遇要好多了。
到第三天一大早,打了辆车直奔顺义。路不熟口音也不对。一路上,全是司机帮忙问道。车出了三元桥,上机场高速路,我拿个手机,沿路联系,逢岔路口,司机便停车打听。下了高速路,还有好长一截路要走,路况不太好,还老有马车挡道,司机时不时停车开门吼一嗓子,可对我始终是和颜悦色。到个加油站,司机开进去加油,不知为什么事同那儿的人嚷嚷上了。等他上车开动,我忍不住问:“您从前一定开过”‘面的’吗?他说“是”,又问“干嘛问这个?”我把他吼人、同人嚷嚷的神态形容一番,又将从前来北京享受到的“非国民待遇”形容一番,两人相对大乐。待我把事办完,他载我回城里,我俩一块吃了顿饭,到算帐时,他硬按着我,不叫我掏钱。我一再解释:我是公事可以报销,可怎么说,就是不行。最后没法,我只好买条烟送他。本想买条“希尔顿”。但他非只要“长乐”,怎么说都不行,拿了他又给退回去。最终真只拿了条“长乐”。这司机姓刘,现在是我“哥们儿”。
有一篇文章,对北京“的哥”如此评价:北京的哥热情豪爽,外向健谈,既关心政治,又关注隐私,和客人几乎不需过渡,自来就熟。同时也有点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爱谁是谁。并且健谈之中总有一种优越感。是不是这样,还是各人见仁见智,自己去体会吧,不过外向健谈倒确是如此。
记得有次从西直门打车到公主坟。正是下班高峰时间,司机征得我同意不走长安街,改从河边走。这一路上,你就听这司机“白话”吧,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一个“傍家儿节”(情人节)他能说出好多种各地不同的俗称来,真个是好一通神侃。而这样的侃功,恐怕只有大连“的哥”才比得上。在深圳、上海打车,司机许是受过职业教育,一般都不主动开口同乘客搭讪,但行为规范,服务到位。这两地的“的哥”,无论你怎么催促,在无人路口就是不闯红灯。在武汉打车则差点事,敢闯灯,敢宰生客,不过侃爷很少。也有主动同客人搭话的。大连的“的哥”在宰客上我还没碰到过,但碰到过几位侃爷,那功夫绝不比北京的逊色。
二○○一年在大连,住金城大酒店,每天要去黑石礁办一趟事。酒店门口每天早上都有几辆车等客。客人上了车,有那不爱说话的,问明你要去的地方,便只顾听他的收音机。但那爱说话的便不同了,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自你介绍:“这个台办得好,专说咱们出租车的事,俺们司机都可爱听了。”听到精彩地方,他还一惊一乍的乐,如果你正在想事儿,没准会弄得你莫名其妙。
坐他们车多了,同向个侃爷熟了,你就知道了很多事儿:以前他们是怎么宰客的,薄熙来来了是怎么下大力气毫不手软整顿的,老薄此人是如何有本事,他们是怎么服他,等等。同北京侃爷不同的一点是,大连侃爷不那么天上地下的神侃,他们侃来侃去最后都会侃到薄熙来身上。大连的哥确实不宰人,我每天往返一趟,总共二十多天,票价误差从没超过一元钱。
在深圳,的士司机不叫“的哥”,叫“的士佬”,同警察叫“差佬”一样,都有个“佬”字,这大概是那边人称呼上的习惯用语,不如是否含有不尊重的意思。但在我们内地人听来,多少有些别扭,感到多少有些对人家不恭。不过,在深圳看到“的哥”被直呼“的士佬”时,都能坦然接受。不知他们心里是否反威,或是已习惯成自然了。
按照对什么人都爱称“哥”的习惯去推导,“的哥”这一称呼的发源地兴许是武汉?不过,在武汉打车,习惯上仍称司机“师付”或“老板”,“的哥”这一称呼还只仅限于书面。
上海、大连,仍称司机为“师付”。
而在北京,直面呼司机为“的哥”的。目前大约还没有。按北京人的习惯“的哥”不符合他们称呼的体例。北京人爱在行业特征上加一“爷”字,比如“板爷”、“倒爷”、“针儿爷”、“侃爷”等等。在外貌特征上加一“爷”,如“兔儿爷”。那么,今后“的哥”在北京的称呼会不会演变成“的爷”?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让我们耐心以待吧。
说到爱称“爷”字,手边有篇文章《改改您的“爷文化”》,里面批评北京人有种“爷”气,有种“不可一世”。同样作为外地人,我想那位作者是误解北京人了。其实,部份北京人可能有股“痞气”,如一些混混,有些“匪气”,如爱用大板儿砖拍人。但其实待人接物蛮好的,这方面没有“爷”气。倒是广州人,见了外地人倒真有些“爷”气;其二,如果说“爷文化”是指北京人“大事做不来,小事不顾做,只愿被服务,不愿服务人,”其实也不尽然,如果一个城市里有了过多的一夜暴富的例子,会给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并且,北京人哪儿都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就我认识的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从骑自行车拉广告做起,成功以后,他专门辟了一间房阵列这架旧自行车,以示不忘本。此位“爷”乃正宗胡同里出身的北京人。
爱称“爷”字,同广东人称呼上爱加一“佬”字或“仔”字一样,是北京人乃至北方人的一种习惯罢了。说到这里,想起年少当知青时的笑话。
我们这伙人,虽生长于中南某省会,但群居于北方人圈子中。下乡无聊,工余相互逗,逗烦者便会来一句“老子是你爷!”“老子”者,乃我们那地方土著的习惯用语,“爷”则是北方人惯用的词汇,被我们如此串连滥用,只说明称呼的变异而非文化的融合。“老子”者自非真“老子”,“爷”者更非真是“爷”。所以,对习惯,尤其称谓上的习惯,还是见惯不惊,听惯不怪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