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活得滋润。计划经济时代，北京人身居全国心脏，受到的优待是天下独一份儿的。众所周知，北京在工业上不是大产业城市，农业上也不足以提供偌大首都的消费，长期以来北京的各种供应赖于外援，但北京的居民消费负担并不过重，这是国家特殊补贴的结果；北京市民就业率是全国之首，尤其妇女就业率达81.6%，远远高于国际上一般水平。这是出于稳定职工队伍，保障社会稳定的首都特殊考虑，从清朝遗留下来的京城市民的优待传统，也使得北京的人们，即使是待业的年轻人，也绝不愿去从事诸如贩蔬菜水果、沿街送蜂窝煤、大型建筑工程的普通工人等工作，而是等着政府安排，“还能亏得了咱？”那会儿，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流行一个词儿叫：“啃老”，北京的报刊对此专门作过探讨。小年轻们婚后虽多喜欢独立，可依靠父母，吃住行各方面蹭父母，在北京部分青年中不少见。这也难怪，你说有些老年人就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啃”，他们辛劳一辈子，积聚了比年轻人要多一些的财富，自己又节约惯了，不让孩子啃，难道“肥水流外田”？从孩子们一方看，部分缺少独立人格素养的青年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反正“背靠大树好乘凉”，一愿“啃”一个愿“被啃”，谁管得着？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还部分保留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波一波的大潮冲击得北京人的观念起了变化，但皇城根上生活着的不平凡的老百姓们，打从祖上传下来的自命不凡的高贵气质使得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做一些个诸如卖菜、扛大包之类的工作。脏活累活与他们无缘，丢人现眼的营生就是饿死也不会去做，占“地利”优势，北京人也不愁日子没法儿过。
刘老太太有三个儿子，都在小区里住。两个儿媳妇没有工作。不过好像也不急着找工作，她们现在完完全全靠房租过日子。这在北京并不是个别现象，由于近几年的小区建设，拆了好多过去的老四合院，小区建成后，根据人口或原有的面积，一些原来的老户们有的就会分到几套房子，从而“缓解”了老北京人的“失业”问题，而造就了“房东”一族。
杨先生也是这个情况，他有一份工作，另外还有房子出租。他的工作收入并不高，除了出租房子外，还做些小营生。比如说帮别人找找关系呀，通通路子呀，做个中间联系人什么的。还别说，许多刚来北京做买卖的人，还真需要这么一个“路子广”的人。他的爱人也就三十多岁，是一个很热情很会说话的女人，没有工作，整天呆在股票市场里。有一个“有路子”的老公，她当然也不急没米下锅了。
北京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可以说，由于地缘优势的缘故，北京人根本不必愁没饭吃。你想啊，实际上是全国各地的资金支援了首都城市和文化教育事业。当初建一个亚运村，资金缺口那么大，张百发为何敢口出狂言，建不成就最高楼顶跳下去？其实他心里明戏得很，有全国给撑着哪，就是全国的支撑才造就了北京现在较好的城市环境，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京人肯定不用发愁。
其实，要是不和富人们搀和，市民的小日子还是挺滋润的。你看那些免费的小公园里和街旁绿地边上的那些个老年人，甭管是健身还是娱乐，一个赛一个的开心。自己有板有眼地唱两句，那感觉比看大戏还强；小河沟小水塘里练练冬泳，比游泳馆刺激得多。人真的只能是自得其乐，别人给不了，钱买不来。实在没地儿去了，扛上鱼杆，找条小河沟，下饵抛钩坐上一天，也其乐无比。
北京人真的很滋润。
北京人似乎很崇尚权威，遵纪守法，但是任何权威在北京人眼中又无足轻重。闲时朋友聚会，饭后的余兴节目照例是笑话，笑话的主人公又多半是达官显贵领袖人物。北京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权威的不满和蔑视。
北京人幽默，幽默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正如此，北京是个盛产政治见闻、传言、小道消息和民间笑话的地方。
北京人不事雕琢，若你走在北京街头，碰到一个穿着毫不起眼似乎是普通的人，也许此人正是名门之后，要么就是名震四海著作等身的学术精英。北京真大气，真正的大气用不着刻意炫耀，真正的大气出于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无须再借外物来表现自己的不凡。
北京人特爱看书，而且要看好书，有价值的书在北京有最好的销路。北京人特爱听音乐，而且要听真正的音乐，要听李斯特、贝多芬和拉赫玛尼诺夫。你可以说北京人玩高雅，不过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人的追求，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北京人爱吃四川的辣椒、湖南的苦瓜、山东的大匆忙、山西的陈醋、江苏的大米、河北的小麦、俄国的大菜、美国的汉堡，北京人甚至在吃上也比外地人有更好的兼容性。
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北京人，对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人对今后一两年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期望值普遍较高。他们希望能有更高的收入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北京人对未来五年内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期望值也很高。普通市民中，期望值为人均20平方米和30平方米的人最多。而1999年，北京市城镇实际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15.4平方米。
北京近三成人满意自己的休闲活动。
在畅销书《格调》的译者前言中谈到，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所希望的理想生活是：“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这些闲暇用来做什么呢？“读书、写作、和朋友交往、喝酒、听音乐、旅行等等”。这段话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不仅要有闲暇，而且要学会享受闲暇，这是高品质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那么，北京人中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目前的休闲活动感到满意呢？
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人对自己休闲活动的满意程度大概可以平均分为三组：表示满意的人占37.8%；表示一般的人占36.7%；而表示不满意的人占25.6%。其中，表示非常满意的人有8.3%，比较满意的人有29.5%，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人分别为14.5%和11.15.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满意度在年龄上呈U形分布，也就是说年龄大的和年纪轻的人相对满意度较高，而中年人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对自己的休闲活动最为满意的当属5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56.8%的人表示满意，只有18.3%的人表示不满意。有目共睹，在北京市目前过得最快活的可能就属这些老年人了，休闲活动丰富多彩：扭秧歌、交谊舞、太极拳、练气功，更有老年合唱队、老年模特队，有几个老年人能自甘寂寞“闲”得住？相比之下，24岁—44岁的人工作之余似乎过得并不开心，只有28.6%的人表示满意。这些人正处于创业阶段，工作压力大，闲暇少，当然对休闲活动满意的人也就少了。
北京人活得滋润，还表现在他们拥有的北京户口上。
翻开报纸，你会发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刊出的招聘广告，只要是白领中级雇员以上的职位，十有八九要注明——“只限北京户口”，户口是享有系列福利待遇的凭证。
在当今，您想跻身公务员行列，走仕途，就必须参加公务员招考，而参加招考的资格之一就是要有当地户口。您想应聘事业单位，也得要户口，大中型企业招聘人才往往也要让您亮出本地户口。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招聘高级法官，竟然也要北京户口。
对于北京每年5万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硕士生来说，不能谋求到一个北京户口指标，北京的政府部门、金融、保险、邮政、电信、媒体乃至房地产、广告、信息咨询等行业就向您关上了大门。而北京上千家外企，中层以上职位基本上都排除了持有外地户口的知识分子求职者。如果您有幸挤入以上部门、行业或商务机构，也会缺少一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在编人员所享有的待遇。
譬如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就基本上与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无缘。没有北京户口，子女入学，校方将收取大额的“寄读费”、“暂住费”等等。
在北京，没有本地户口，按规定就买不了经济适用房，若是买一般商品房，每平方要高出数百元甚至上千元。这意味着，如果想购置个50平米的小窝，就要比北京人多花5—10万元。没有北京户口，甚至不能买地铁月票，这么一来，每月多花几百元交通费是毫无疑义的。
一个户口，给北京人的滋润上了一道保险锁。
作为首都，北京自有其特殊的城市地位，北京市民多少沾上一点光，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要在首都的发展上体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首都人民的生活水平首先得到反映。这个道理，恐怕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所以，北京人活得滋润，这是应该的。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今天，许多许多活得滋润的北京平民，其生活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人的生活水平。北京的房价也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最贵房价的水平。这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的发展速度。我们只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便有了如此的发展速度，这实在是个奇迹。
为了证实此言不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看看近百年前的北京城的样子。
先看看美国人罗斯于二十世纪初于中国居留期间，所看到的中国城市，其中也包括北京城。
“中国具有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种种特征。所有城市都有围墙，时至今日，这些围墙和城门仍完好无损，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是一些仅供载客用的硬板马车，马车实际上是由骡子拉着，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规定，所以，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用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间，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要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坐轿留出街面，道路会更加狭窄。
“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除北京外，中国的其他城市面积很小。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些有明矾块并带着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
“城市中没有公共照明。入夜，街道上漆黑一片，阴森凄凉，行人绝迹。
“城市中燃料极其匮乏，整齐而成捆的干木柴成为商品，森林毁坏的程度愈加严重。由于燃料的缺乏，可以燃烧的草木均得到了充分利用。谷糠、干草、树枝、树叶及其他杂物用于冬日烧炕取暖，同时，人们可以在炕头的砖炉或泥炉上做饭。”
罗斯的这些观感发表于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此前，他在中国居留了六个月，参观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他的眼中，中国还具有欧洲中世纪的种种特征，而同时的欧洲，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中国那时的落后，令人震惊，这也是仁人志士要前赴后继起来革命，要让中国实际现代化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看那时北京市民的生活。北京有自来水之前，人们喝的、用的都是井水，很多胡同是用井或与井有关的名称命名的。胡同里的井都是官井，由于打井技术的关系，多为苦水，甜水很少。官井多由清军兵营中的火管理，但老百姓可以随便汲水或雇人挑水。火多为山东流民。清军消亡后，很多火多向官府承租了原来管理的水井，成为井主，再雇山东人为水，包揽一条胡同或一方胡同人家用水、送水，卖钱谋利。但居民仍可自己汲水，只是不得使用水的工具，如滑车、辘轳也不能用。官井有了“井主”，则在井旁搭建窝棚，以为水的住处，俗称“井窝子”。
老北京贫民的住宅，是最底层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通称大杂院。过去老北京人在形容城市的组成成份时说：“东贵西富，北贫南贱”。东、西指的是内城的东部和西部，北指的是德胜门、安定门外的关厢一带，南指的是前三门以南的外城。清入关后，定都北京。规定汉人不准住在内城，娱乐场所不准建在内城，只有皇亲国戚、贵族及八旗军民可以住在内城。城北穷人多，城南多是三教九流的汉民。正是这种政治制度造成了上述的说法。内城是在元大都的基本上发展而来，规划整齐，建造有序，棋盘式的街道，标准的大小四合院；北部的贫民区谈不上什么规划和标准，住房低矮简陋，夏不防暑，冬不避寒；南城走向复杂的河渠较多，道路依河顺渠，屈曲狭窄，但房屋的质量比北部要好些、宽敞些，因为住在这里的汉民并不都是穷人，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多，艺人多，即所谓不入流的人多。
大杂院主要集中在城北的贫民区和城南最南部的地区，当然城内也有一些，多在顺城墙一带。
顾名思义，大杂院不是独居独院，院内住几户人家是常见的，甚至住十几户、几十户人家也是有的。谈不上什么空间环境、居住长幼有序、功能分区等，多是全家人睡在一个大通炕上，除了大小便外，一切活动都在这间屋内。他们整天为生计而奔波，当然不能对住所条件提出更多的要求。地面高低不平；房屋低矮简陋，什么朝向的都有，门窗狭小，谈不上什么室内光线；典型的老北京大杂院便是这样子的。
过去的北京是这样的一付面貌，过去北京的市民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比较之下，相信今天的北京人，对改革开放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是在飞速发展了，北京人也确实活得越来越滋润了，相信明天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