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上半年，欧盟东扩以及中欧贸易的迅猛发展虽然首次使中欧贸易额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但从1993～2003年，日本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地缘上的优势和历史的原因使中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美国。随着中国入世，日本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日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将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正确看待中日贸易差额……消除纠纷、减少摩擦，尽快实现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顺利展开，不仅将促进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更将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恢复并维持增长。
1.问题的产生：中日贸易差额的统计性差异
1972年，中日双方正式建交并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并于2002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但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贸易纠纷、甚至贸易战也越来越频繁。
这里有两张表。
第一张表是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到的，记录了日本从1972～2003年32年间对全球以及对中国的贸易发展与变化。这张表有3个数据值得注意：
①日本对全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32年来，日本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增幅却不断下滑。
②日本对华贸易在其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在日本对全球贸易增幅下降的同时，日本对华贸易在其总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③中日贸易差额。除了1972、1975、1980和1985这4个年份，从1990年以来，中日贸易格局呈中国顺差、日本逆差的态势。
2.结果：中日贸易摩擦加剧
中日在贸易差额方面的巨大分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日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日益频繁。这一点仅从2001年的中日贸易状况即可见一斑。
2001年是中国与日本贸易摩擦最为频繁，两国贸易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恰恰这一年，也是中国加入WTO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
4月初，日本提出对中国的毛巾采取临时进口限制。
4月17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从4月23日起，对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编织榻榻米所用的蔺草席实行临时紧急限制。这是日本从1955年成为WTO成员国以来首次对其他国家采取“紧急设限”措施，这完全是日本针对中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其对限制进口量以内的产品征收3%～6%的关税，对超过部分则征收106%～266%的关税，以及早在这之前（4月1日就已开始限制来自中国的蔬菜）就开始延长检疫时间使大量等待通关的蔬菜在途中腐烂等限制措施使中国的农民和相关的加工企业损失惨重。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蔬菜将由每年的100万吨迅速减少。
4月26日，日本筷子制造业主要求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筷子的进口，日本市场上的木筷子有90%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一限制措施的出台，对中国筷子生产商和出口商以及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5月8日，日本政府在“全日本鳗鱼文化协会”的压力下考虑对来自中国的鳗鱼进口实行紧急限制。
5月17日，“日本自行车协会”要求政府限制中国自行车的进口，而每年由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进口的自行车日本市场上占有70%的份额。
6月7日，日本政府以防止“禽流感”为借口，暂时限制进口中国家禽。
6月9日，针对从日本进口的化工原料丙烯酸盐，中国政府提出反倾销并提高关税水平。
6月18日，中国政府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电话和车载无线电话机、空气调节器等三种进口商品加征特别关税。
6月22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机、空气调节器加征100%的特别关税。这将致使日本的汽车和电器制造商一年的损失达到约5亿美元。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果断措施使日本的嚣张气焰和得寸进尺的无理举动得到有效地遏制。
7月2日，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农水省、财务省等约20余名政府官员组成的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准备与中国代表中日贸易争端进行首次磋商。
虽然，磋商最终以“大葱手机握手言和”而结束，但这只是日本为挽回本国在手机、汽车等主要出口产品上的损失而做出的表面上的暂时缓解，并不意味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历史的终结。
2002年，围绕中国对日本出口蔬菜的残留农药超标问题，中日又出现了严重分歧。由于日本的关税壁垒本身较低，关税率只有3%，日本的贸易保护主要转向以技术指标和标准为主要内容的非关税壁垒。由于日本媒体过度渲染和夸大原产于中国的蔬菜问题，曾经一度导致中国对日本的蔬菜出口大幅度下降。这反映了中日两国间贸易摩擦日益扩大的趋势。
在2002年5月31日，日本农水省粮食厅组织的2002年度第一次进口大米招标会上，中国产主食用短粒粳米的政府销售价格比上一次招标下降4.9%，这是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无论原因如何，它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中日之间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2002年6月上旬起，日本先后派出多个对华谈判小组，除就农产品继续进行谈判外，谈判领域还涉及到钢铁、纺织品等其他内容。如此频繁地谈判暗含着中日两国间的经贸摩擦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产品领域，如果说以前中日贸易摩擦的焦点是农产品，那么下一个纷争与矛盾的焦点将在纺织品领域。这不仅因为纺织品贸易在中国对日贸易中占有仅次于机电产品的地位以及中国纺织品具有日本乃至其他许多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配额全面取消还将使日本面临更大的中国竞争。
其次在贸易地位方面，一直以来，美国由于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因而也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摩擦国。随着中日贸易的不断扩大，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中国将很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摩擦国。
贸易摩擦是正常贸易和自由贸易顺利开展的巨大障碍，它会使交易成本迅速提高，其结果将会是陷入“囚徒困境”，损人而不利己。业已产生的中日之间诸多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事实已经证明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双方经济乃至政治的正常运行都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
3.原因：外在化的方法与内在化的倾向
近日，日本政府公布的2004年2月份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颇为引人注目，数据显示日本对华贸易在经历了10年之久的逆差（日方标准）之后，终于出现了130亿日元的顺差。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对华贸易出现顺差。双方在贸易统计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法上的，即双方所采取的统计方法不同；二是本质层上的，这是与外在化为表象的统计方法不同紧密相关的根本因素，具体表现在中日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和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两个方面。
（1）中日两国贸易统计方法不同
中日两国在贸易差额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统计方法上的差异，具体讲就是中日对香港转口贸易的统计不同。日本采用的是联合国的统计方法，其原则是：进口以原产国（地区）为准，出口以运输抵达目的地为准。中国则采用“进口以原产国（地区），出口以最终目的国（地区）为准”的原则。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作为中转基地的香港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是经由香港输出或进入中国内地。日本把经由香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根据运输抵达目的地的原则，归入对香港出口的统计数据中，而不纳入对中国出口的统计之中。相反从中国经由香港进口到日本的产品按照原产国原则纳入从中国进口的统计中。其结果必然是从中国进口的统计数据如实反映了实际情况，而对中国的出口在统计上则少于实际出口数量。而中国却把日本经由香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纳入日本对中国出口统计中，而不算做是香港的出口。统计方法的不同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统计结果。
（2）中国经济平稳高速发展与日本经济深层次问题突现形成强烈反差
近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卓见成效，已经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中国不仅成为亚洲的焦点，更为世界瞩目，中国因此而被普遍认为将构成对包括美、日、欧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究竟谁将主宰亚洲经济，是它考虑最多的问题。而相比之下，虽然日本内阁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已经连续9个季度出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属于恢复性的，较以前的速度明显缓慢。日本政坛的动荡带来经济政策不稳，而与之相连，不良债权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经济调整过程中的桎梏，这一桎梏因出现之初未能及时拔除而演变为长久挥之不去的“顽疾”。由不良债权所衍生出来的企业、银行破产，失业率上升，民收入下降，动用储蓄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又回归到银行资本率下降。加之2003年对日本经济复苏的良好预期带动海外投资回流从而日元升值，日本政府为防止出口下降干预汇市又引起西方世界的普遍不满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认为，如果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和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将会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威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以及在全球的市场都将逐步丧失。
但资源的匮乏使日本又不能不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还必须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这一矛盾使日本政府作出了“既要发展对华经贸又要遏制中国经济”的战略决定，这使得中日之间的贸易过程开始出现动荡，由日方挑起的摩擦和争端不断。
（3）对“中国特需”的夸大估计
资源匮乏和市场相对狭小，日本经济增长普遍被认为是“外需拉动型”，而这一“外需”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需求。特别是中国，由于对日本产品的需求不断攀升，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日本经济新闻》2003年11月发表评论性文章说，“中国经济已经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牵引车。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经济打一个喷嚏，亚洲经济就要感冒的阶段了”。
“中国特需”这一概念的诞生，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复苏所起到的作用。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中国崛起而动摇自己经济地位的担心，日本发展对华贸易矛盾与徘徊内在心理外在化为贸易摩擦。
4.对策：以转变观念为核心
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业升级和履行“入世”开放市场的承诺，庞大的中国市场为日本产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增长空间，日本对华进口急剧增加，进而对回升中的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之于日本，已经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之一。继西部大开发之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给日本带来了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1和2002年，世界进口总额的增长率分别为-1.0%和1.6%，萎缩态势极其明显……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世界贸易普遍萎缩的大背景下，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而此时，受经济增长维持的中国进口的持续扩大成为日本出口商品的主要吸纳者。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促进中国对电子电器产品、产业机械和汽车相关产品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日本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事实已经表明，市场更加开放的中国，必然使日本成为最大受益者。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程度也日益提高。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30%迅速提高到2000年44.5%、2002年的50.2%和2003年的60.3%，其中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已经高达29.3%。作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并已经有略超美国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市场的中国，不仅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也将从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新征象中获益。日本国内的不良债权开始减少，金融运行趋于稳定；企业经营状况趋向好转，设备投资开始增长；失业人数开始减少，消费需求逐渐复苏。这一切，都将刺激日本国内消费者对中国的蔬菜等农产品、纺织品以及钢铁、煤炭等资源型产品需求的增加。
中日双方都已经承认，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高，中日两国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贸易伙伴。当两个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频繁的贸易摩擦和挑衅势必不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对双方都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本不应该再延续其战争时代留下的侵犯、挑衅与斗争性的劣根，而应该转而寻求多样化的合作，以此促进双方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1）通过谈判与对话统一统计方法与口径
不同的统计方法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贸易差额上存在巨大分歧的主要原因，也是诱发双边贸易摩擦的根源。因此，要解决两国的贸易摩擦问题，首先应该在统计方法上实现双边统一，双方应该在友好对话与和平磋商的基础上，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选择一致的统计方法，为双边贸易的顺利展开提供根本的前提。
（2）探索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合作与沟通
区域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作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最为典型，与它们相比，同样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却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平庸，曾经，在世界贸易额最大的前30个国家和地区中，尚未签订任何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就是亚洲，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了争夺国际势力范围，日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首当其冲就是其“根据地”亚洲。目前，日本已同新加坡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分别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开始了正式谈判，同印尼的谈判也正在积极筹备之中。2003年12月中旬，日本和东盟在东京举行了特别首脑会议，发表了旨在加强日本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在这次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5年4月1日，继新加坡之后，日本和墨西哥签订的第二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也是第一个涵盖农产品贸易的FTA。
中国将在今后3年中向世界提供万亿美元的进口市场，而中日加强合作，日本将首先在其中获益。中日贸易界人士认为，全年的贸易总额完全有可能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更新历史最高记录。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渡边修“日中两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的预期已经在短期内出现。由于中国与日本在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别，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要找到一个相应的贸易平衡点……促进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资源和产品配置流动方式，就能形成两国贸易合作的多赢局面。
中日之间有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前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向更广泛领域的渗透，这也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
中国推动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努力改变了日本一贯认为的“组建区域经济集团不符合日本经济利益”的观念，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加强区域合作的欲望和行动。但从中日两国FTA的谈判对象看，重叠现象十分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并非偶然的重叠不仅会增加各方的谈判和组织运营成本，对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也十分不利。因此，中日两国应该首先探索双方的沟通与合作途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东亚地区和两国经济发展之必需。
（3）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客观公正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自由、平等与公正是世贸组织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世贸组织各成员国达成若干协议，形成诸多规则和国际惯例。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之一，中国要逐渐习惯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遵循世贸组织的精神处理与各国的贸易纠纷与摩擦。在对待与日本的贸易摩擦问题上，更应该拿起WTO这支有利的武器，主动采用并同时要求对方采用符合国际准则和标准的措施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和摩擦。这不仅有可能得到世贸组织的支持和协助，更有利于提高国际声望和处理国际矛盾的水平和能力。
（4）日本应该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彻底转变观念
从双边贸易关系看，在出口方面，中国已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进口方面，2003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略超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对象国。2003年，日本对中国出口额较上一年又增加33%，连续5年刷新纪录。其中钢材、电子零部件，大型建筑机械的进口都大幅增加。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国家来说，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而事实上，虽然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日本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的地位，但日本经济却在近两年才出现增长，出口中国与发展对华经贸对日本经济的推动作用似乎远不如日本预料的那样大，另外，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在此轮恢复性增长中，内需与外需的作用交替显现，外需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且从2003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的连续三个季度，内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可见，“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正在形成。即使是考虑到外需的作用，美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是对中国出口的两倍，美国的影响应该更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国内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和广阔，中国制度的透明性与政策运营的透明度都将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日本来说，它的主要市场将会为它带来更大发展空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其经济萎靡的压力。而事实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因此日本政府应该转变保守的观念，用更加科学、理性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贸易中的得益问题，要建立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正确和客观认识，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只能是于人于己不利，只有合作，才有共同发展。
（5）建立双边贸易预警机制
建立有效的预警和防范机制是维护中日两国贸易关系顺利发展的途径之一。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信息发布等环节给予大力配合和支持。政府要随时跟踪并及时发布有关主要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等产品的状况。贸易主管部门……国内相关产业主管部门之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相互通报产品国内生产、销售与进出口贸易情况。与此同时，相关企业包括国内流通企业提供有关情况，以便更好地建立预警机制，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准确提供预报信号，在发生贸易争端之际尽快提出处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