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海外的中国新音乐教育家，为数并不算多，既专于音乐还兼冶金石书法的专家则如凤毛麟角。这当中有一位被西方传媒誉为“奇星”——杨仲子，关于他的事鲜为人知。笔者有幸与他共事三年，成为他的忘年交。如今他离开人间已四十余年了，谨略述其生平一二事，也算是填补了一点历史空白吧。
近代新音乐界先驱之一
杨仲子，号粟翁，南京人，清光绪十年（1885）出生。幼承庭训，熟读诗书，对文史有深厚的功底。1901年考入南京江南格致书院。毕业后考取“庚款”官费留学，入法国贡德省大学理学院，同时自学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毕业后又考入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后来，北京政府停发海外留学生的经费，杨仲子被迫辍学。但他没有向困难屈服，于是他在西北欧的城市和乡镇，为当地人演奏，以此为生。他的悠扬悦耳的小提琴声荡漾在阿尔卑斯山区，深受人民的喜爱。
杨仲子在巡回演出过程中还深入民间收集外国古谱名曲。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吸收者，他还把祖国的《乐府诗集》十九首、杜甫的《从军行》、李白的《鸟栖曲》和《行路难》、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等许多古诗译成法文并为古诗谱曲，这一出色贡献，历史不应忘记。
杨仲子除了积极地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在瑞士伯尔尼大学用钢琴演奏了他创作的《反对战争者之呼声》和《侨工之曲》，抒发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指控，而后一首曲子则是寄托他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的同情，杨仲子是海外华侨的知心朋友，这首曲子特别受到海外华侨的高度赞扬，其影响深远。因此1917年4月6日伯尔尼的《新闻日报》称赞杨仲子是“东方音乐之奇星”。他不仅是一位音乐“奇星”，而且业余从事篆刻和书法，同样获得不俗的成功。正由于杨仲子的横溢才华，他博得了一位瑞士女郎的欢心，他俩相知相恋终结连理，其爱巢便筑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名城——洛桑。
1918年，杨仲子学成归国，首先进入北京大学，加入由蔡元培任会长的“音乐研究所”，为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并指导器乐演奏技艺。1920年，杨仲子与萧友梅等一起创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与此同时，杨仲子又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理学院、京师女子大学二部音乐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等任音乐教授。1922年在北京大学新创的音乐传习所教授钢琴，他的春风哺育了众多音乐幼苗，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刘靖之教授在他1998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论》中，把杨仲子列为“五四时代”的新音乐家之一，时人将他列为中国新音乐发展奠基时期（1919—1937）的先驱者之一。当时被列名且至今仍响亮的有，理论作曲：萧友梅、黄自、马思聪、冼星海、聂耳、江文也、刘雪庵、贺绿汀、江定仙、丁善德、赵元任、李抱忱等；钢琴：杨仲子、李惟宁、吴乐懿、洪达琳、易开基、范继森等；声乐：斯义桂、应尚能、胡然、管喻萱、黄友葵、洪达琳等；小提琴：马思聪、戴粹伦、张洪岛等；指挥：吴伯超、郑志声等。顺便说一下，在钢琴方面，杨仲子无论是资历还是经验，都已被现代音乐家列为首席钢琴家了。
1927年，北京政府要无理取消北京各院校的音乐系，杨仲子愤然在《音乐杂志》上撰文，提出抗议并呼吁社会各界为恢复音乐教育向军阀政府讨回公道。由于杨仲子、刘天华等著名人士的力争，终保住了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系，杨仲子被委为音乐系主任。
是年5月，杨仲子与萧友梅、刘天华、刘半农、赵元任等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乐改进社”，主张撷取西乐演奏法于国乐，用洋乐器演奏国乐，改良中国乐器。这无疑又是中西乐器融合的良性改革的又一贡献。
1932年，杨仲子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不久，日本侵略军侵犯了东三省，中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灾难之际，满腔热血的杨仲子当即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蓄意挑起“一二·八”事变，此事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抗议。据当时的《申报》报道，事变发生后，北平教育界于11月21日发起签名抗议，当时签名的有杨仲子、沈尹默、李宗侗、袁复礼、冯友兰、傅斯年、钱玄同和魏建功等五十八人。
1935年，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夺取华北的严重事件，12月9日，北平学生五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一二·九”运动发生后，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是日大批文化界名人发出“抗日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杨仲子、马叙伦、陈雪屏、孙席珍、曾昭抡、刘尊棋、齐燕铭、谭丕模、潘怀素等一百四十九人，声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8月4日平津失陷，13日上海又告急，杨仲子、吴伯超等奉命带领部分学生撤往重庆和成都。
1939年4月，教育部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杨仲子主持该会第三组即编辑组的工作。
1941年7月，教育部任命杨仲子为国立音乐院长，李抱忱任教务主任，易开基为钢琴组主任，黄友葵女士为声乐组主任，杨荫浏为国乐组主任，陈田鹤为理论作曲组主任，张洪岛任管弦乐组主任。至于教授和讲师，则包括早期名人胡然、江定仙、陈振锋、储师竹、刘北茂、刘雪庵、蔡绍序等。学生约有一百五十余人。真是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943年，杨仲子院长被调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有陈果夫、卢前、吴伯超、储师竹等十九人。杨主任委员任是职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均在教育部工作。
顺便说一下，北平著名国乐家刘天华，于1932年患猩红热逝世，时年才三十八岁。他的自谱乐曲《病中吟》、《空山鸟语》和《光明行》脍炙人口，流传不衰。他死后，其手稿、作品、纪念文章和照片及哀挽联等，由杨仲子等编成《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于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八个机构联合刊行。
徐悲鸿、蒋碧微与杨仲子
2003年3月，笔者在看江苏卫视节目时，忽看到由王刚主持的“家藏宝物”中有一位南京民间收藏家李学忠，在银屏上展示了一封他收藏的徐悲鸿致杨仲子的亲笔函，徐悲鸿致友人的信流失较多，无疑此函是一件并不多见的遗物。
说起来，徐悲鸿、蒋碧微伉俪与杨仲子在欧洲还有一段交情。事情是这样的：当杨仲子已在瑞士洛桑喜筑爱巢之时，一天忽然得知尚未成名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夫妇，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巴黎读书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于是便去函邀请他俩到洛桑来做客。徐悲鸿早知瑞士有世界花园之美称，对那里优美的风景十分向往，但苦于囊中羞涩，但又实在经不住诱惑，最后决心去一趟。
1919年冬天，徐悲鸿夫妇终于到达洛桑，他俩受到杨仲子（时年三十四岁）夫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主人竭尽地主之谊使客人铭感不已。蒋碧微后来回忆这段往事，她说：“杨家住在洛桑，洛桑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群山叠翠，湖水澄清，街道依山而筑，高低参差，层次分明，尤其清洁整齐，纤尘不染，令人赏心悦目。”她接着满怀深情而又惋惜地说：“我们在瑞士整整住了半年，杨仲子夫妇非常好客，瑞士人也都殷勤和蔼，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唯一的遗憾是因为经济不宽裕，没有机会欣赏一下闻名天下的瑞士雪景，只不过在附近的名胜地区走走罢了。”瑞士之旅令他俩非常难忘。
1920年春，当徐悲鸿夫妇准备返回巴黎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原来徐悲鸿进入瑞士后，他俩的护照便被收存于洛桑市政府。但瑞士是个法治国家，税制极严，瑞士政府根据你的每月花费，发单课税，待完结后，凭单发还护照。对于纳税，徐悲鸿很是焦急，因他囊中羞涩，而杨仲子又是爱莫能助，再说徐悲鸿也不好意思让杨仲子出钱。徐悲鸿于是求助于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想碰碰运气。按规定申领新护照必须将旧护照作废方可，谁知好运来了，按蒋碧微说因为大使馆“马虎”，竟让他俩并不费劲地便领到新护照。事情果真是“马虎”吗？那是中国公使汪荣宝网开一面暗助同胞而成的。杨仲子对此也很高兴。
徐悲鸿、蒋碧微告别杨仲子从容离境而去。事后蒋碧微在回忆录里，还为省下这笔税款而兴奋不已，因为他俩实在是太穷了。蒋碧微又意味深长地感慨地说：“这事算起来也有四十五年，恐怕我们的那张护照至今还在洛桑市政府的档案里保存着哩！”此言不谬，此举不能不说是一个“妙招”。
回巴黎后，徐悲鸿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蒋碧微则经过法方甄试，进入一家女子学校五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一年级）读书。他俩与杨仲子常有书信往来，今日南京收藏家所示徐悲鸿致杨仲子亲笔函，当是致杨仲子问候信中的一封。
蒋碧微、杨宪益与杨仲子
1938年，杨仲子随北平各大院校撤往抗战中的首都重庆。这时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已分居多年，徐悲鸿除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时间外，住在重庆的时间不多，而蒋碧微除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外，还兼任复旦大学法文教授。她在重庆的住宅取名“光第”，倒成了她与文化教育考古界友人雅集的地方。
蒋碧微曾每周一次在她的“光第”举行聚集。每次请一个界别的专家学者教授在一起集会，如称“文学专号”、“考古专号”和“参考专号”等。1939年1月，第一次小集参加者是方令孺、宗白华、郭有守、章益、孙寒冰、陈可忠、端木恺、蒋复聪、颜实甫等。第二次小集的参加者是张道藩、余上沅、穆家瑞、陈丁妩、康学咏、老舍、王礼锡和蒋碧微父女二人。第三次集会是考古界名人，他们是杨仲子、蒋梦麟、常任侠、胡小石、傅抱石、陈石铃和彭汉怀等。蒋碧微在瑞士时，即已知“杨仲子先生的金石书法，造诣非常精深，但是他的作品，很少传世”。蒋碧微住在杨仲子家长达半年之久，她已亲眼目睹其作品，而且看得认真仔细，故才得出“造诣精深”的结论。
蒋碧微后与徐悲鸿离婚。徐悲鸿乃与年轻的廖静文小姐结为伉俪。廖静文曾听徐悲鸿说起过1919年冬的瑞士之旅，因此对杨仲子十分钦佩。她夸奖杨仲子“才华横溢”，又说，“杨因擅长金石书画，故很乐于与悲鸿交往。”抗战胜利后，徐夫人曾在南京代表徐悲鸿去探望过这位中国近代新音乐教育家和钢琴家。
杨仲子在重庆时还有一位好邻居，此君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博士，他在其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著作中，回忆在重庆时“和两位杨姓的资深音乐学家住在‘礼乐馆’同一座宿舍里”，“我很快就和两位邻居成了好朋友。他俩都比我年长得多，而且为人极好。杨荫浏将近六十岁，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另一位姓杨的是六十一二岁的老学者杨仲子。他也是一位音乐教授，太太是瑞士人。他又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文静而谦和，我也很喜欢他。文化大革命前他死于南京，享年八十有零”。
我与杨仲子
1949年底，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原总统府成立，1951年底我成了该会史料组年轻的成员之一。接着一批年长者调入文物组，其中一位就是大家熟知的前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杨仲子先生，时年六十六岁，牙齿已脱落、讲话很吃力，且很少与人交谈。我与他的办公室很近，偶有往来，主要是向他请教金石知识，因为一直听说他是一位金石书法专家，但他对此从不张扬，只在对文物鉴定时才听到他精辟的见解，那是令人佩服的。某日，我看到他领工资时所用的石章，边缘上刻着“粟翁”两个篆字，我问他是否自刻？他默然一笑便把图章递给我看，连说这就是他已发表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块有名的“鸡血石”，篆体铁线，刚劲有力。
有一次我又好奇问了他的书法，他依旧笑笑，最后才说写了便丢了，不过尚有点钟鼎文对联，还说只是一种自娱行为不值得提。他知道我是学美术的，曾与我讲过他与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交往并藏有徐悲鸿的赠品云云。
1952年，杨仲子被提升为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虽然他已是我们的领导，但他有时仍坐在文物组，也许是职务上的需求，他也来到史料组，对大家问寒问暖，大家喊他杨主任，他连忙摇手说：“不要，不要。”大家愈发敬重他了。两年后，杨仲子退休了。
我与杨仲子同事三年。本单位同事私下都流传着他出国前家中已有一位父母包办的小脚妻的故事。他为了逃避这桩令他愤怒的婚姻，漂洋过海西去法国和瑞士，开始了他学音乐的海外生涯。他的行为和当时许多文人如徐悲鸿、蒋碧微伉俪等人一样，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勇敢地踏上了自主婚姻的大道。杨仲子在海外十年，学业有成，且娶了一位瑞士女郎为妻，生活过得很甜美。1956年，瑞士夫人茵·詹妮在上海去世。之后，杨仲子乃娶毛镜泉小姐为妻，她至今仍健在。杨仲子育有三子一女，1962年病逝于南京。
笔者来澳洲前，曾听过杨仲子的好友黄友葵的声乐演唱会，独未欣赏过杨仲子的钢琴表演，真是遗憾！如今笔者移居墨尔本多年，但往事实在是永恒的诱惑，我每次返回故里，眼前总是浮现出许多同事的身影，耳边也不断萦回着他们那熟悉的声音，其中也包括杨仲子这位前辈和老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