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可爱，则在于其可能产生的“典范意义”。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完全是我一厢情愿的设想，至于是否能成为现实，尚待论证。其实，我们的社会需要“典范”，过去老是“树典型”、“学榜样”，但那多半是人为加工、政治需要的工具。我所谈论的典范，是一种发于自然的、天然生成的东西。市场经济与物欲横流固然不无关系，但在我看来恐怕未必就是必然之因果关系。我以为，之所以会有今天的结果，恐怕与社会失范颇有关联。而我今天只想就此问题谈其冰山一角，亦即道德失范。
其实人之为人，精神生活尤为重要。虽然物质是一切之基础，脱离物质无法生活，但基本物质问题，也就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应当予以相当重视的是精神问题。但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重视和解决。所以，当前社会普遍信仰低落、精神不振、各种宗教异言盛行甚至得到崇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发展这么多年所积累的弊病所至。就此而言，社会需要“典范”，生活需要“意义”。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典范”，需要何种“意义”呢？我将这希望寄托在教授身上。因为“作为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精英会聚场，大学在普通民众心中更是一座神圣殿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作为大学主体和精神象征的教授就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这“典范意义”说来简单，其影响看似平凡，但实则对国家社会之发展意义深远，故此不可不强调“这种相对于大众而言巨大的、无形的精神力量，既是教授的优势，也意味着对于教授的责任”，几乎是要说，国家兴衰，教授有责焉！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人类社会掌握知识最为高深，又是培养最高层次人才的教授，如果再不能为社会的精神、道德之典范的话，那么还有谁来担此责任呢？
虽然，我强调教授对于社会的典范意义，但仍然不愿意把这过多家国兴亡类的修辞性语言用在教授身上。其实，越是要给别人加重负担，越是应当减轻人家的心理负担和精神负担。要我说，教授要做的，只是如何做好他的分内事也就足够了。说得更直接明白些：能钻研学问、善教书育人；参与管理、保持张力。能如此，则足以为社会之典范矣。
我曾一再强调：“师为国之基。”就是因为，师者，在当今社会里太不受到重视；而究其根本，则不能不归结到为师者的自身因素，总体而言，师者的素质确实是不敢恭维，第一流的人才很多都离开了师者的队伍。这说明，师还不足以吸引和接受第一流的人才。其实，就大学而言，教授远远超出师者的意义。因为，在师者中，教授是最高层次的人才，或者说应是定立方向的领袖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具备典范意义的阶层。所以，要谈教授的典范意义，首先是在大学范围、在师者范围中的“典范意义”。就学人而言，教授理应执牛耳而无愧，这种无愧，首先应是精神领域、道德意义之内，他们的道德学问、人格风襟都应成为学人的表率，他们的人生选择、人间情怀，不管是在追求高深学问，还是在强调保持张力之上，都应对学术梯队的后继者，不管职称如何，是助教、讲师，还是副教授，即使不必是那样一种“高山仰止”的效应，但“心向往之”还是应为题中应有之义。一所大学，如果能存在这样一些能为后学示范的教授，能得到后学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那么就可以算是支撑起“典范意义”的第一重含义了。而这一点，在我看来，则是一切之根本，如果在本领域之内，都不能赢得同人的尊敬，那么又何谈对社会的典范意义呢？
第二重含义其实更不容易，那就是教授对于学生的“典范意义”。如果说对于后辈学人而言，还不难在学理上加以沟通、在学问上共同探讨，那么对于年方弱冠的学生，进行跨越代沟的理解其实并不容易。至于谈到典范意义，或许在以前的时代，学生会对老师尊崇倍至、奉为纶音，但在西潮东渐多年后的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学生越来越具备逆反心理，为师者要想博得他们的尊重，其实是第一大难题。然而，如果连学生都不能心服，又何谈典范社会？而教书育人，正是教授最本分的天职之一。好在青年学子之最大优点，就在善于辨别，他们对真、善、美是最为热爱的，对于真理是最为向往的，对于国家和民族是最充满了热忱和豪情的，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能够挑选出他们认为最值得仿效的典范。余杰笔锋矫健，颇有少年狂放的勇气和锐气，但他既敢于批评，同时也善于选择，在批评老先生的同时，也不乏对教授的尊敬，甚至用“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士如雨的辉煌时代”来彰显自己心仪的教授风采。由此可见，教授对学生的“典范意义”之形成，重要的还在于自身的修养和学识，而并不需要对学生的“逆反心理”予以太多重视。
在能为后辈学人之典范，能得青年学子之尊敬后，教授之成为典范，已经大功告成，所缺只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而已。也就是从校园的象牙塔内走向社会公众的一个转变。而在此方面，其实人文学科的教授比自然科学承担更多义务，也具备更多优势。因为毕竟欲为社会典范，与公众的接受媒体和方式都有关系，相比自然科学相对狭窄的专业，人文学者自然有着更多的面向大众发言的机会和可能。所以，就此点而言，人文学者在注意“保持张力”的同时，适当地发挥余热，使得自己对社会进步、对民众关心的诸多“情怀”得以彰显，不求影响本身，但问发言与否，这种不一定刻意关怀的“典范意义”或许会对国家社会之发展助益良多。当然，这只是一种闭门造车的遐想，至于是否真的能通过这种假想中的虚拟“典范”为这个失序的社会带来某种“意义”，那是另一回事了，不在本题讨论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