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在教育层面突出大学的重要性，更意味着对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枢纽意义。诚如作者引洪堡所言，强调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这是洪堡在1810年所言，言之凿凿，然而政府能不能听进去，却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实际上，当初普鲁士之所以创建柏林大学，正是因了兵败于拿破仑的铁蹄火炮之下。威廉三世的勃勃雄心与宏图远略，恐怕主要还是国家的近期利益。然而作为“精神大臣”的洪堡，却利用这样一个极佳时机，实现了他作为“德国命运参与者”的使命，柏林大学的建立一举奠定了日后德国复兴的学术与文化的制度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教育改革并非“洪堡的绝招，不是他的灵感或惊人之举。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实际上，亦确如此。就普通教育而言，裴斯泰洛齐早已着得先鞭；就学术教育来说，谢林则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即便谈到大学理念，先有席勒的耶拿思考，后则有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的启蒙、浪漫的两道思脉源流。洪堡的长处则在于，他充分汲取了歌德开辟的古典思脉原则，接受了席勒的大学观影响，能够取中度立场，调和启蒙大学观与浪漫大学观，并以其相当优秀的执行力而使之在短期内付诸实践。一个在位只有十四个月的司长，就能成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工程，甚至还流芳百世、影响世界，未尝不是时也，势也。当然话说回来，个体的努力也绝对不可忽视。想象一下，在普鲁士国王专制的那种官僚制度下，居然也可以容得洪堡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挥洒拳脚，并成就了一代大业，可见制度可以是灵活的，个体的角色不应当过于轻忽之。
千秋之下，青史自有论说。其实，用不着千秋青史，只要往事已去，就必然成为后世资鉴的品评对象，譬如今人对于民国时代的追溯，追念先贤固然没什么不好，可过度理想化前人，在潜意识里是否会降低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承当感？所以，我更喜欢一句“世上已无蔡元培”的棒喝，毕竟，它提醒我们自己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如果我们在面临当世功利之风弥漫之际，能更多地退一步海阔天空，想一想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问一问自己在民族进程中的职责，或许，我们在职业和生命中的选择与进退，会有更加理性的一面？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大学改革者的境遇与洪堡所处的时代或许不无相似之处。就思想资源来说，并不缺乏；就教育实践而言，我们更亲历着史所难逢的大时代。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去面对和尝试。我赞赏韩水法先生在其《大学与学术》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者的承担勇气：“十余年来，从黎民到首揆都在不断地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的渊薮，而沦为平庸的乐园？”“只要能够秉具理智的诚实，找到一个清楚而合理的答案并不是一件难事。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大学就必须成为完全的自为者，即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法人，这就是大学的自治。”“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先进的大学体系，或者更高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许多人都想要的。但是，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就有这样一个博弈：如果能够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世界一流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为了达到世界一流而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会危及到他们的特殊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第一选择。”所以，一针见血的结论则呼之欲出：“中国大学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项政治改革。”
这几乎是一个新时代的“皇帝的新衣”，道理并不复杂，有勇气将其道破者可贵。确实，在中国现今的制度安排之中，大学（包括教育的其它层次）属于政府直接管理范围之内，居上者如何确定并推动教育之定位，乃至如何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将可贵之经验在立法层面予以落实，实可谓是制度设计问题的关键。对于行政管理者而言（官僚阶层），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如洪堡或蔡元培那样），并将个体与集团利益尽可能排除在外，当为核心问题所在。在这方面，无论是异国的洪堡（他所开创的不仅是德国的国家事业，而且也是世界范围现代大学的标志性事业），还是本国的蔡元培、范源濂那代人，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既不顾忌两党在朝在野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委屈对方就任的乃一事务官的位置，因为在蔡元培眼中，“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之所以这样做，固然看重的是范氏的人品能力，考虑的还有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因为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与其到时对方将政策大作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其所利者，国家之教育大计也。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物，只要他能表现出这样远见卓识而勇于承担的历史意识，就必然是青史昭彰！其时居于教育政务官的官僚层次如此，在大学校长其位者更不乏风骨独标、坚持自己为人准则、坚守并实践自己大学理念者。印照当下，难怪韩氏要感慨“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了。
是啊，在德意志的王政时代，身为“臣仆”的洪堡，尚且可以寻出一条振兴国家、立定百年不易之基的制度建设之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面临大国崛起乃至世界和谐社会建设责任面前的中国，怎能不认真思考如何“正本清源”？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我们且原谅她可能因“无知而无畏”的一面，并借此躬身自省，我们的文化产品原创性的可能如何呢？
相比较学界以陈平原先生为代表的对“大学精神”的强调，韩水法先生的大学关怀明显更注意到“大学制度”问题。无论是从大学制度还是学生制度，无论是教师聘用还是微观管理，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学术共同体，韩氏所关注的问题都切中细微。而即便是在关注制度问题，仍有理念的发明，譬如所谓“甄陶还是镀金”，强调“现代大学承担着甄陶社会中坚的巨大职责，并为此而享有各种特权”。此诚的论。职责归位，是现代中国迈向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说到底也是怎样重建中国人的基本伦理观的问题。让大学成为大学，才能使大学真正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也才能使得相关人士真的可以“各安其位”。而其中不二法门，当在于“大学自治”，所谓“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能如此，则相关问题迎刃而解，“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
我相信，这样一些思想资源的汇集与形成张力，将使得中国当代大学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譬如当代大学学人困惑不已而又不得不与狼共舞的“评价制度”问题，就不是单纯的精神引领能够解决得了的，而必须牵涉诸多阶层参与博弈和分配的具体利益问题，最后的核心因素是制度设计。附带说一句，当代的教育研究数量不可谓少，可如布迪厄那样带有强烈实证精神且深入底里剖析权力问题实质的著作（如《国家精英》），则尚未之见。布迪厄的理论或许不无偏颇，可那样一种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意识，却真的很能给人以启迪。而当代中国所经历的，实在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里必然有大问题，也就有可能产生大学者和大著作，问题在于，我们该当如何去做？
“学术乃现代大学的首要原则、核心和立足之本；自由乃学术的必要条件。”“为学术而学术”（Wissenschaftum Wissen-schaft）乃是源自德国的现代学术基本原则，并得到了几乎是普世性的认同。可当下中国的问题显然不仅在于此，在理念上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可贯彻到实践中完全奉行的是另一套东西。当代中国大学问题（教育乃至其他社会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初级层次当然可以限制在纯粹的教育领域之内；中级层次可以追问到官僚阶层、教师阶层、学生阶层，乃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集团）的诸多利益博弈与分配问题；更高层次的追问则还是关涉到中国整体政治理念的问题，即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教育、面对高等教育。这一点，洪堡在其《尝试界定国家作用之界限的思考》（Ideenzueinem Versuch-dieGrenzenderWirksamkeit desStaateszubestimmen）已做了详细的探讨。他的核心观念就是，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人应当在国家里处于中心位置。在他看来，对国家的检验“必须以单一的人及其最高的最终目的为出发点”，人才是一切的根本。“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理念之一，但如何将这一符合世界潮流的理念在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不断加以落实并巩固，则既是挑战，又为机遇。按照目前的教育场域游戏规则，大学几乎成了一种对个体命运再生产的不二法门，虽然从本质上它很难完全摆脱这种社会角色的确定性位置，但毕竟在制度设计中似乎还可以有“如何更加人性化”的可能。孔子早就说过“有教无类”，那不仅代表了华夏圣贤博大胸襟的理想情怀，而且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后世斤斤计算的小智小慧。至于“天下英雄尽入吾媾中”的观念，应当属于那种相当落后于时代的“权谋策略”之列，当为后世智者所不取。
任何一种良性制度的最终生成，不仅依赖于居上者（官僚阶层）的远见卓识与见微知著，同样需要其他群体（尤其是当事者）的积极参与和理性对话，社会与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阶层（集团）博弈游戏的互动过程。“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才是充满魅力的。至少此书的出现，使我们感到欣喜，至少，它让我们知道，知识者并未缺位。而如何展开与其他相关者的积极对话乃至互动进程，或许是下一步需要努力探索的。从大学本身回到中国问题本身，再追溯到某些人类问题的本身，韩水法先生对自己未来研究取径的预设，已经让我们看到“问题取向”的引领意义。当然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