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时，曾因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而引发一轮关于大学问题的争论。其实，事过之后并未“烟消云散”，若干涉及本源的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讨论。2005年喧嚣一时的“国学研究院”风波，本质上仍涉及大学发展的基本定位，但从这方面入手的立论并不多见。而若干大学排行榜的相继发布（如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德国建设精英大学的榜单等），则反映出当代大学的定位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家“追赶世界一流”的需要，而且是全球化背景下回应现代性的“普遍问题”之一。如此，则有必要拓展视野，重新审问之。此时读到陈平原先生近年关于大学文章之结集《大学何为》，不禁心甚喜之，这不但由于一贯地欣赏陈氏自觉的文体意识与美文笔调，所谓“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问答、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且更在乎作者不为“论争而论争”，而是不断延续自身的“叩问与思考”的思路，所谓“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实际上也意味着作者虽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发言，却能超出偏激的论争话语，不在意“一时一地之得失与语境”，而能在“剑戟挥舞”的喧嚣文化场域中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坚守自家的“建设性”理念，用作者自家的话来说，就是“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全书三辑，如果说“我的大学”回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现场让人感到亲切，借此机会也了解师长辈的求知年代；“大学记忆”通过大学史的考察提出若干问题；那么，“大学理念”则无疑在深度思考方面更上一层楼，可以激起读者辩驳问难的欲望。
当年的诸多文章中，印象最深的乃是《大学三问》一篇，此次放置在“大学何为”的总题之下重新阅读，尤其激发出许多新鲜感想。作者将事关大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三条，即“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其中很容易看出作为人文学者的基本思路。可如果落实到改革的具体进程之中，这三条的抽象意义虽大，但建设作用恐怕不彰。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其颇能涉及问题之根本，且在此基础上略加发挥引申，也提三个问题，以供参考。
问题之一，急速革新与渐进改良孰择？在体制平稳的前提下是否需要改革，对于现状，尤其是不合理的现状我们该怎样应对？改革是合理的，哪怕是在不触动或尽量少触动现有既得利益者的思路下进行的。这一问题，可能纳入现代中国的百年历程中，更易显得明白。往往是这样，改革者不得不触动，甚至是通过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推动改革的进行，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康梁，莫不如此；然而，正因如此，改革者必然困难重重，因为既得利益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势力”，这种“势力”甚至足以扼杀“改革者”。回顾历史上的改革，哪个不是如此呢？最好的效果，也是“鱼死网破”；退一步说，就是改革者取得了“胜利”，也必然只是暂时的。谁又心甘情愿地被剥夺原有的权益？哪怕是不合理的“特权”？所以，这些“势力”必然会反扑，或在身前，或在身后。于是，改革者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人有“善终”的下场，不管是商鞅还是王安石，不管是张居正还是戊戌六君子。其实，这一问题，值得细加考量。高考扩招自然是符合中国大众利益的好事，但一旦“过犹不及”，就很可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弊端来。对于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也同样如此，历来成功的改良，必然是“水到渠成”的。革命要求轰轰烈烈，希望能在“一张白纸上重建新屋”，然而有几个是事如所愿的呢？社会的发展，本身有它渐进的规律，焦虑的心态当然可以理解，但一旦落实为急躁的现实步伐，则不可取。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和择定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在计划中的“宏伟大厦”建设中添砖加瓦，“千秋功业”本就不是一人之力，或一代人之力就可完成的。我们需要有沉稳与冷静的心态，要有细密扎实的着手功夫，更要有甘为铺路石的建设与合作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妨把眼光放远些，步子放开些，前途放长些呢？路正长，而前途，也正有着星星点点的光亮呢！
问题之二，科学制度与人文精神孰置？这样的改革方案，显然更看重制度性的因素，希望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并使之可以行之有效。这当然是非常有远见的思路，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加强“有法可依”的制度性建设，乃是当前改革的“关键环节”。我曾说过，大学问题的关键在“制度”问题，制度能解决，则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制度不能解决，不能形成良性积极的学术氛围，不能发挥个体自由的创造动力，不能形成集体互动的创新合力，则一切都只是“舍本逐末”。然则讲制度建设，是否就是要强求一律、量化管理？其实，我们看国外的一流大学建设经验，恰恰未必如此。纳什这样的人物，若是没有校长与制度的慧眼识才与大度包容，他早就应在大学里“disappear”了，又如何能发明出举世震惊的“博弈论”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制度。但这种制度是在精神熏陶之下达致的，没有宽广博大的精神资源，没有对学术伦理（Wissenschaftsethik）的深刻理解与包容，又如何能产生真正的“大学制度”来？讲精神，我们会相对构建比较宽松的范围，淡化所谓“科学制度”的约束；求速效，则会强调制度的功用与管理的万能。只有玄而论之的精神，往往会流于空泛，难有实在的评定标准，绝不可能被喜欢精确计算的自然科学家所采纳。但我们也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牛津那种“以人带人”的导师制，确实有可能会在多年的清谈烟熏之后，出现不世出的“大师”，不过多半可遇不可求；缺乏精神滋润的制度则很可能进入“一板一眼”的教学状态，循规蹈矩也必然导致学校管理可以比较容易达到“中规中矩”的要求，这些都可能会有助于大学进入各种排行榜，但却必然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用说是“一流大学”了。所以“科学制度”与“人文精神”二者缺一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配置二者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制度的设立，应当有助于精神氛围的养成与滋长；精神的传播，又应反作用于大学制度的渐成规矩方圆。包容了这样的“人文精神”的制度，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是相反——那种充满了理性万能的“科学制度”。
问题之三，社会关怀与个体意志孰重？曾经，在国家、民族与信仰的名义下，成千上万的个体被吞噬。20世纪的历史，则从各个角度印证了这点，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专制，还是前苏联的集权统治，不管是“奥斯维辛的追问”，还是“古拉格群岛的悲剧”，莫不以个体的意志丧失乃至生命悲剧为代价。所以，才有奥威尔那幽默辛酸的《1984》。无可否认，个体的自由意志很重要，但同时它又应当有一定的限度，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哪里，值得认真探讨。首先应当有个体，才可能有社会。因为只有每个具体的个体得到尊重，获得尊严，才可能有社会的利益，才可能谈到对社会的关怀。如此立论，并非强调个体利益至高无上。而是说，不能予任何个人或组织以一种特权，假借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其他任何“正义”的名义，来对个体进行伤害或者剥夺其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如果没有了个体本身的生存权利，那么社会、国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呢？将人放在第一位无疑已取得了社会的多数共识，可从理念落实到实践，仍有漫长的路要走。看看周围的社会，多的是个人遭受群体吞噬的现象，但以社会利益的真正实现为标尺的实质却并未得到真正的维护。其间出现的正是“公权私用”或“以……的名义”的诸种滥用公权，无论是孙志刚案的惨痛教训，还是腐败屡禁不止的波潮，涉及的其实都是这一根本问题。在大学改革中，这个问题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一方面，建设一流大学似乎事关国家、民族整体之兴衰，乃千年大计，所以不惜动用各方面的力量，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则相关各方，都不得不“与狼共舞”，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工程建设、巨额拨款、考核指标，还是上行下效的各大学的种种规制，其指向无非都是那暂时功利考核标准中的“一流大学”。在这样一种“以……的名义”，也就直接导致学术生态的尴尬恶化境地，教师沦为“学术打工仔”，即便心存追求真知的理想，也必须暂时低下高贵的头颅与清高的心态，去发表“核心期刊”的文章，申请各类“官方项目”，争得各种“奖项”……因为，惟有如此才可换得“为稻粱谋”必需的生存口粮。而北大改革更进一步，教师淘汰机制的引入，更将“社会进化论”推演到一种现实层次，这样一种由新一代留美学者主导的、在中国境内正式铺开的制度引进，将会给未来中国学术的进径带来怎样的影响，殊难一言以蔽之。但总体而言，这一思路，对目前暂时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美国学术/文化缺乏足够省思、批判的接受方式，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认知程度，再加上显得凌厉躁急的求成心态（虽然求大学提升的初衷可以理解），其结果即便不是“南橘北枳”，如果说要能“药到病除”，吾不信也。
虽然，美国的这套东西，几乎在世界范围畅通无阻，但欧洲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此之弊均颇有认知，当然他们也承认这种数量化、统计式的管理也是他们体制中物，而且虽然学者心甚厌之，却又不得不身卷其中。可真正的精英人物，却确实是在“以思为剑”，尤其是用自己的思想在抵抗着“美军入侵”，并反戈而长驱敌境！看看美国学院中充斥的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的理论，就不问可知了。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我们要想能真的建立起具有自家主体独创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复兴乃至创造新时代的伟大中国文明，在知识创造层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并能“花开花落四海传”。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这个道理；而俗语称“酒香不怕巷子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既是历史提出的挑战，也是时代赋予的机遇，陈寅恪先生曾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事实上，当我们经历探索并再三省思之后，确实不得不承认：此乃中国学者立定于世界学术的民族之林中的不二法门。但陈氏此言特别强调的是“本国传统”之根基，即某种程度上其服膺的“中体西用”。但我以为，还需要加上一条或许更为根本的，即“为天地立心”与“为天下开太平”，即中国知识精英要能站在真理求索的基本尺度之上，不仅有民族国家的关怀，亦具普遍历史的责任感。还是鲁迅那句话，既不当奴隶，亦不当废物，我们要自己“辨择”、“拿来”，更要“创造”。我们对外国（不仅是西方，但首先是西方）的东西，尤其是其文明基础的学术/思想维度，必须有深刻的认知；但作为攻玉之石的利器，仍离不开自家传统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这段话何妨略作增补：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且能极大程度裨益世人者，必须以本来民族之文化传统为中心，一方面吸收输入资用外来之学说，一方面立定追索普遍真理之职志。此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所昭示者也。筚路蓝缕，先贤呕心沥血，示来者以轨则；世道沧桑，吾道一以贯之，虽九死犹未悔。
当代社会的种种道德现实，中国学界出现的种种奇形异象，诸如核心期刊、量化考核、学术腐败、政绩工程等等，都与此瓶颈问题密切相关。然而考诸事实，所有这些怪象得以实现的支撑，靠的何尝不是纳税人的钱？当然，我们看得到时代的进步维度，无论是北大的学术评价代表作制度，还是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的取消，都见出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北大功用”。在红尘滚滚的利欲俗世里，现代大学精神仍灼射出它的光芒。然而，毕竟还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呼吁，毕竟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如凤毛麟角，毕竟……说到底，我主张在这以上三条六点维度中，都保持一种相互兼及，适度平衡的观点。既要理解急速革新的纸背苦意，正所谓“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没有建设事业的热诚也不可能有如此高蹈的目标；但具体言之，似更宜落实在渐进改良的理性选择上，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没有从容建设的心态，指望“一蹴而就”或“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那就必然导致“一将功成白骨枯”的悲剧结局。更何况，这里涉及的是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这方面的惨痛经验，史不绝书，而对于经历了20世纪漫长艰苦岁月的国人来说，更应“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引以为鉴。没有科学制度的保障，就绝没有奠立长远发展的战略可能；但过于夸张制度万能，那就会使人成为制度的机械型奴隶，丧失掉创造精神。而人文精神的有无，也同样关乎一所大学与师生者流的“精气神儿”；而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就可能走上极端，“漫无依傍”最后也不可能有真的创造。这两者同样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在社会关怀与个体意志两个维度方面，我们更多地应去寻找彼此间的连接与张力，而非将两者截然对立，事实上，这种对立更多是人为造成的，学者表面看去是纯坐书斋，但实际上都不可能没有社会关怀；而个体意志更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根基所在，如果没有此点，学者亦同样沦为现代性的机械型螺丝钉的话，那么与克隆人的危机又有什么两样？保持一种张力维度，提倡一种中和思维，借鉴一些中庸传统，那么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才可能真的在每个个体身上落到实处。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建设来说，则尤其如此。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谁谓不然？中国大学的起步，将在何时？若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真的首先要回到最原初的问题，也正是作者在这里给国人、给世人，当然也是给自家提出的核心命题：“大学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