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既不同于行政机关，也不是一般的事业机构，甚至和同为学校的中小学都不尽相同，它自有其独特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里的管理机制，应当是“教授治校”。管理其实很重要，我们虽然似乎很重视，表征为官僚机构重重叠叠，但说实在话，这效率确实是难以恭维。其实，管理真的意味着官位重重吗？我看不尽然。
有的教授不愿多提“教授治校”这个概念，有的是因为不愿多事，恐怕有违“党的领导”的原则；有的则是认为“肉食者鄙，又何间焉”，袖手旁观的清高；有的则生怕牵扯太多精力，耽误治学。其实，在我看来，“教授治校”既是大学之成为大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每个教授不容推卸的基本义务。
恕我坦率直言地追问一句：谁最有资格管理大学？谁最了解大学？谁与大学利益切身相关？难道除了教授还有别人吗？学生毕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数年一换，虽然他们多的是主人翁的意识。但真正在大学里安营扎寨、甚至终身寄托于此的是教授。教授不能管理学校，谁来管理？难道真的还是要外行领导内行吗？中国的文人就是缺少这种“当仁不让”的态度。而，我希望，学人不要等同于文人。
学人与文人最大的区别，就应该在于，文人是耍弄文墨的，学人则是以学识为根基的。所以，学人更应寄托着国家民族的希望。而作为学人中之顶尖人物的教授，则更应代表了学人风骨。故此，教授治校，看来不是大事，其实颇关系学人风骨之树立。
在我看来，教授治校有以下的意味，一是“学术独立”的真正实现；二是大学成为国家、民族思想库之可能；三是意味着教授在大学、社会之间保持张力、形成典范意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教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授”，而不仅是学术职称的一种。我常常感到困惑的是，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他们概念里的教授跟我们所称呼的教授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教授显然不仅是一种学衔的称呼，而且意味着一个学术小集体的领袖。所以，教授的任务在进行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外，进行必要的学术管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大学作为由教授为主体汇集的场所，由“教授治校”本也就是天经地义之事。因为谈学术管理，各个小学术集体的治理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作为母体的大学的“得治”，又何谈子机构的学术自治与自由？但，话说回来，这子机构与母体大学的关系，也正可揭示我们所提倡的“教授治校”的具体程序。在谈完了教授应当治校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教授何以治校？
我倒是认为，教授治校的第一层意义，是教授治所、教授治系、教授治院。也就是组成大学的各个学术性子机构，应由教授来承担责任、进行管理，不管是研究所，还是各个学系、学院，都应由民主测选的教授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负责大学管理的校长再由这些承担管理任务的教授选出；此外，再设立民主选举而出的“教授校务评议会”之类的组织，以监督校务进行、对重大校务进行决断。如此，既发挥出任管理的教授的积极性，又充分调动教授群体的作用，或许可以达到“教授治校”的初衷。当然，总体而言，“教授治校”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在实践中未必就能尽如人意，关键在于不断改进。
其实，“教授治校”的根本，在于要求作为大学主人群体的教授有一个当主人的态度，而不是或孤守于书斋，或奔忙于声名，或汲汲于入仕……单兵作战固然是学者的本色，但大学作为个体的融合所，终究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作为此主体的教授不出来承担，难道也要把这个担子推到学生头上去？学生热情固然可嘉，但毕竟不是适当人选。“教授治校”一是要使作为群体的教授得到在大学里发言、决策的权利；二是要教授承担“治校”的义务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本就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当然，要求“教授治校”也绝不是说教授应当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到管理上来，毕竟，教授的根本核心任务在于“学术进步”和“教书育人”。所以，这就要谈到，“治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我已强调指出，“治校”首先是一种权利，一种教授在大学里的发言和决策的权利。但至于，发言与决策之后的落实问题，其实不应再指望教授。有哪个领导人是自己贯彻指示的落实的？事虽不同，理却一致。定策之后，大量细致的甚至琐碎的落实工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班子来执行。相对于“教授治校”的一班“业余性质”的教授来说，这批管理人员应当是专业人士，他们的职业就是从事大学的行政管理，负责将“治校”决策进行贯彻和落实，并向校长和“教授校务评议会”进行汇报。
再谈一谈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即“教授校务评议会”与校长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其实都是教授民主推选出来的，其实际区别则在于前者为集体，后者为个体，所以关系大学的大政方针、长治久远应由民主体制确立；而作为个体的校长则应在日常事务中运筹帷幄、规划全局。两者之间的权限应有一明确划分，但基本原则是后者应对前者负责；校长则更应注重对外代表大学，争学术独立，创大学声誉，树大学观念。“教授治校”说来让人激动不已，似乎学术独立有望，大学真成灯塔，但在实践中绝非易事，故此，抱定尝试之心，一步一个脚印，能推进一步算一步，才真能起到对大学“建设”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