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命题的大学，其历史原相并非仅是今人津津乐道的“大学精神”；其筚路蓝缕过程中的艰辛坎坷，也非外人所能道。陈平原先生涉足大学史领域，以旧事入手（《北大旧事》），以故事表述（《老北大的故事》），委婉道来，动听且动人，让人在回味“逸事”之余，不由不心仪北大，遥想当年大学人物之风采；再则以精神标举，在众多的北大叙述中一举提炼出“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及其他》）的风仪，让慨叹“大学精神何处寻”的当代学子终知“精神归宿”之当择；到此书出，虽仍以论文随笔综合而成，但作者研究思路的内在推进，已直逼大学发展的若干深层问题。“大学问题”之浮出水面，当其时也。
在我看来，由“大学精神”过渡到“大学问题”，其实是一个颇具深意的推进。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大学”命题之重要，不言而喻。虽然，我们可以大力表彰“大学精神”，但归根结底，中国未来之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大学问题”的解决程度。而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大学目的究竟为何？大学功用如何界定？大学制度怎样构建？大学未来如何发展？21世纪中国背景下的大学，在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挤迫之下，又如何觅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在莘莘学子无限向往的“精神魅力”背后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21世纪初北大新一轮的制度改革引起各界无限的关注，就足以证明“大学问题”之在中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同样面对“大学问题”，站在行政管理者角度考虑具体改革方案，与有情怀的人文学者来尝试作“同情之理解”，显然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立场不同，视角必然有异。但不管是抽象的价值取向、还是具体的操作策略，都会给大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丰富的阐释与多种可能性。
比起以前的讲故事、彰精神，陈先生强调其《中国大学十讲》一书“以问题为中心”。确实，以“十讲”为名，所凸显的正是其所关注的“大学问题”。具体言之，如政治影响、私学精神、制度建设等等，都是史有前鉴、今演尤烈的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事关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所在，不可不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先生的论述，一方面对前贤充满了“理解之同情”，诸如对梁启超、梁漱溟、梅贻琦等人教育理念的充分表彰；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中国大学发展与改革，也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清谈空论”，而具有清醒洞察的“历史资源”意味。不管是古人云“鉴往知来”，还是西哲谓“任何当代史都是世界史”，都足以证明惟有历史是最清楚的一面镜子，在历史中都会存在“前事可师”的重要资源。但能否在纷纭复杂的“故纸堆”中翻拣出有资于今日的“历史资源”，却取决于当事者的诸多自身因素，一则是否有此面对“历史”并选择“资源”的深厚功力；二则是否具备“负重的历史意识”与“冷静的当下心态”之间的理论张力；三则选择者自身的素养、眼光与思维方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资源借鉴的成功与否。而这几点，陈先生都是具备的。
“纪念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之诞生，从来都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而不是简单的怀旧。”这种立足于现实本位的关怀，决定了陈氏的追索历史，并非只是困于书斋，他对于私学传统的弘扬，也不仅是简单的鼓掌喝彩。作为一种借鉴历史资源的策略，有其深藏的纸背关怀。譬如谈论传统的书院教育，就已明确提出了其作为当代中国教育“某种思想资源”的可能性，并细加剖析：“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确实，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之波澜兴替，尤以教育体制变化之影响为沉潜深巨，罢科举、废书院，传统体制尽皆消解；兴学堂、立大学，西方制度貌似凯旋。但五四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千年封建势力的主导话语之下，故有必要“冲决网罗”，所以那代人即便是“矫枉过正”，亦有其必然性。但在经历过开创与启蒙期的“元气淋漓”之后，作为建设者更需要踏实沉着的心态，以及辨别事物优劣，冷静组合资源的理性态度。马一浮、熊十力之独立门户倾心于传统书院，晏阳初、梁漱溟之走入乡村开展平民教育，陶行知、陈鹤琴之借助西方思想进行基础教育……虽然成绩不可同日而语，但都各自标立出现代中国致力于“教育救国”者的不同路径取向，以及所显示出的借鉴各种资源的可能。然而，这样多元的教育构建步伐在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却人为地被阻隔了近半个世纪，恢复生气的中国（80年代改革之后）虽然在经济领域的崛起让世人刮目相看，但具体到教育领域，其变革竟然是步履蹒跚，似乎远不能成为齐头并进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当然也就很难说适应了前进中国的发展需求。而这一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其实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迅速崛起于欧洲中心，与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初期经由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期，是所谓“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巅峰”。此后，乃有德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德国民族的振兴与崛起。同样，在19世纪后期，美国有近万人赴德留学，并带动美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为现代大学，取代德国大学成为世界教育与科研的中心。20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极为重视教育改革，有明治天皇“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的誓言，乃有日本“巨大的知识能量”的爆发，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过程，“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所有这些大国现代崛起的经验，都是教育先于经济发展，有教育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功，才有经济的迅速腾飞，民族—国家的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则即便“千锤万炼”，其根本犹在，纵使挫折失败，复兴不难。德、日于世界大战后的“屡败屡战”，数度重创后崛起的事实自是最好的例证。设若如此，那么，这一教育滞后的现象就决不仅仅是教育界人士之事了。它所象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盛衰兴替。幸而，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提出，姑且不论其理论高度，至少这一目标对中国大学之发展是有所促进的。然而，如何才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问题，当然过于复杂，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作为有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作者的扒梳历史，并非仅是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显然有着现实指向意味的“问题意识”，并以委婉的口气和从容的追问，有所表达。譬如，对当代规模已颇可观的民办大学提出批评与建议：“倘若‘大学’之‘私立’，其作用仅限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化解过于强大的升学压力，而没有独立的思想/文化品位，实在有点可惜。”那么，私立大学的功用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还是“借历史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表彰西南联大，并非仅就事论事，而是在源于北大、由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精神之外，特别摘出由清华贡献、并带入联大的“教授会制度”，评价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教授会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味相当深长。这样的细细挖掘历史上各家独成风格、声名卓著的大学成功经验，尤其是仔细检点被世人所忽略的若干镜像，其实已经逐渐逼近大学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问题。制度能解决，则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制度不能解决，不能形成良性积极的学术氛围，不能发挥个体自由的创造动力，不能形成集体互动的创新合力，则一切都只是“舍本逐末”。
解决大学问题，为的还是实现大学理想。那么，理想的大学该是怎样的呢？“什么时候民办高校中的佼佼者，方才可能像当年的南开那样，凭借其雄厚的学术实力，挑战北大、清华的权威地位？”至于具体的大学风范，“历史资源”中早已有其明晰的镜像：“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作者再三推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的功用不言而喻，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自然是最好的例证。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这里揄扬的虽然是蔡元培，但亦可见北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之特殊地位。至于说到“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更是确凿无疑地标示出北大的独特地位。今日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诸多社会原因，作为个体的人普遍存在道德观弱化、精神气淡薄、利益心至上的问题，大学（包括北大）也早已不复昔日北大“精神灯塔”的光环效应。但毕竟，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基地，具有特殊的“象牙塔”功能，是有可能成为现代文明与国家—民族的“精神之灯”的，而其关键所在，当是积弊重重、利益错综复杂的“大学问题”的逐一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先生在梳理历史、体贴前贤之外，拈出“大学问题”，更是为未来中国大学及其民族的发展提供镜鉴，将已尘封为烟云、锁定于旧籍中的历史资源重新复活的一种可贵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