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似乎总是定期轮换一定的热点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术传统重建的命题，后来又逐渐演变成对百年学术史的整理和学术规范的探讨；近年以来，大学史研究与相关图书出版逐步升温，大学精神相应成为了热门话题。
开风气之先者，当属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北大旧事》。此书虽是选编，但其中所凸显的学术眼光，与随后的一些赶北大校庆时髦的跟风图书相比，自是大异其趣；而由学界公认的三联书店推出，意义也超出北大回忆录之本身；到《老北大的故事》一书出版，则大学史研究已经呼之欲出了，此书一改经院式的学术研究风格，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见精神，将北大百年的若干问题一一道出，不乏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诸多专著读物中，此书以其兼顾学术品位与美文笔调而独树一帜。
陈氏二书之受好评与畅销，引发了书界的一股大学热。先是出版《老北大的故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一鼓作气推出了一套“老大学的故事”，包括老清华、老中大等，惜乎多是前人文章选编，能如陈平原先生一样由自身之研究而发为专著者，尚未之见。
既然学界之研究与运作实力尚不足以推出这样的专著，不如干脆请高明的学者编选这样的文集，借名家眼光来弥补选本相对专著之不足，于是有四川人民出版社所推出的“中华学府丛书”，其中有：北大中文系钱理群编《走近北大》，清华中文系葛兆光编《走近清华》，复旦中文系陈思和编《走近复旦》。
在具体学府以外来探讨大学精神的，有辽海出版社推出的杨东平所编《大学精神》。该书着意凸显百年以来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分为大学的理念、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学生自治、寄语青年学生、大师办学、经典文本等七编，读者不难通过这样的设计，领略百年中国大学精神。由梳理百年中国大学的经典文献，进而重温大学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眼光和启人深思之处。
其实，讨论大学之历史与精神，放眼世界，显然比局限于中国一隅更有价值。有鉴于此，上海文艺出版社别有会心地推出了“世界名校文化丛录”丛书，第一辑包括四种。有张凤的《哈佛心影录》、孙康宜的《耶鲁：性别与文化》，王海龙的《哥大与现代中国》，但既是立足中国，没有中国大学则总觉尴尬。可与哈佛、耶鲁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北大、清华虽是中国的超一流，但在世界顶尖大学中却无立足之地。思之虽感惭愧，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故此，主事人别出心裁，邀请近年以研究北大而引人关注的陈平原先生加盟。“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出于这种体认，陈平原“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便有了一本《北大精神及其他》。
郑勇评此书，开题就是“是真精神自风流”描绘出学人气象之大度与潇洒，使人不胜向往。然而《北大精神及其他》之值得一读，倒也无论如何不愧了这样一个好题目。
自1998年举国上下借北大校庆形成一种关于大学的话题和讨论时，我就一直想提一个问题，即：大学精神何处寻？我们心仪大学精神，其实所关心的更是那种精神风骨对于世俗人生的指导和示范意义。但真精神究竟何在？大学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是在书本中徜徉徘徊、追溯历史、考察古事，那么意义又何在？周义对陈先生的思路颇有独到见解。在评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时，他说：“本书‘中国大学百年’诸篇颇具形上意味，它从横向（发达国家）、纵向（中国传统），这一比较教育的框架中映照今后教育路径，其‘问题意识’之沉痛剀切，其应对思路之登高望远，比之今日‘应试’、‘素质’之腾嚣众口，实胜出多多。”作者颇能体谅学者治学时的深层关怀与寂寞苦衷，认同陈先生所说“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科研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作为传统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本非人文学者的研究范围和责任，但陈先生之所以跨越边界，却有深意在焉。百年前学术研究何尝有界？百年后今日网络技术之发展更使超越边界成为家常便饭。
我以为，“大学精神”认识与表彰对于中国未来大学之发展可谓“生死攸关”。它至少应包含“兼容并蓄与学术独立”、“养成人格与自由意志”、“保持张力与典范意义”诸方面。这三条六点虽然是针对“大学”而言，但鉴于大学主体分别由校方、教员、学生三方组成，所以这三条也是各有侧重，而分别对应这三方而言。“兼容并蓄与学术独立”主要是指为大学主体的校方之气象风范，及其对内对外的态度方略。所谓“兼容并蓄”者实源自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办学方针：“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强调大学应“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术独立”则要求摆脱外界试图干预、控制大学的任何力量，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严”。养成人格与自由意志是“大学精神”的根本所在，更多的是相对学生而言。这涉及一个“大学何为”的问题。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 durch Wissenshaft），即学习的最高目的是达至修养的境界，其手段则是对科学的追寻和探索。反身自顾，这也是我们目前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即批评者一直指出的：我们重视知识的传授，而相对忽略了人格和修养的培育。就此而言，教员应当更多地承担起“保持张力与典范意义”的责任。虽然大学被人们评为“钻研高深学理”的象牙塔，与世俗社会距离不小；但实际上民众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往往多依赖于“象牙塔”内的孤独精神者奠定学理之基、指明灯塔所在。大学，毕竟是知识的殿堂、智慧的象征。北大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固然是民气所聚、民心所向，但若无《新青年》“春雨润物”的“持之以恒”，民气岂是一日可以养成？
而若无北大象牙塔中人的学理之滋润，《新青年》又如何能“长久作战”，唤醒民魂？所以在我看来，所谓“保持张力”，即教授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保持必要的“人间情怀”，保持对社会的一定关注，在必要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这种张力，也意味着热心政治的教授，不要过分地陷入政治运作的怪圈，保持作为学人的独立和思考。具有这种“张力”的教授就具有了“典范意义”，其言传身教的影响也就至为深远。陈平原先生谈到自己与中文系“四大导师”——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林庚的多年交往所感受到的人格风范，那种“从夫子游”所领略的“精神的魅力”，正是即将消失，却又令人无限神往更感遗憾的“校园风景”。
教育学研究者之视角与人文学者之思路各有侧重，正有互补之效，所以能得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加入此行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选取百年中国大学史上一些最有特色的横截面，来凸显大学文化与精神。这包括《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九十年代校园文化调查》等五种。这种选题所体现出的设计思路和眼光，以及学术研究的态度，无疑有独到之处。一种学问的形成，初时当然有赖于资料和文献的积累，但起步后则更多取决于是否有学者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以逐步构建成学科的框架。
现在谈大学史学科的形成似还太早，但其发展态势无疑让人看好。综观学界、书界对于大学史的发掘、研究与推出，大致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选编资料；二是独立研究。在内容范围上，虽仍以国内为主，但已注意兼及世界。近年都在说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何在？我是同意梅贻琦校长的意见的，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研究中国百年大学史，研究世界名校史，看看历史是如何走过的，可为我们今天大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极重要的正反两面例证。而大学建设之重要，在于它是民族的思想灵魂，且构建国家未来之文明与历史。陈先生显然寄意深远，称“借助北大这个个案，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教育”，如此看来，则北大个案的研究意义已然超出谈论一个大学本身。
其实我之特别推崇《北大精神及其他》一书，倒不仅是欣赏陈先生学问一以贯之的开阔视野、学术眼光、人文关怀，更感兴趣的还是该书文本之外的两种突破，一则是跨越边界的意义，已如前述；二则是“第三种笔墨”的文本价值。陈先生自谦是半学术半文章的尝试。我读此书，如江河泛舟，如坐春风，如沐喜雨。一言以蔽之，此真学者文章也。学术之为文，本非绝对枯燥无味，但今之学者作文多半悬得太高，让大多数人无法卒读；读此书方若有所悟：原来探讨学术也可以这般轻松自如，不必一定要在书桌前正襟危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