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第三天，李尔终于打了个电话来，告诉我女孩儿醒了这个“最新消息”，而这时甚至大树下的闲聊都已经开始将这个“最新消息”作为热议话题了。我表示已经知道了，而且还在珍的帮助下去看过了那个女孩儿，李尔倒也没说什么，在电话那头短暂的停顿了一会儿，“那你可以多去看看她”。我其实也是这样希望的，但是这变得比我第一次在医院碰巧听说她醒了然后去看她要艰难了许多倍出来。应该要准备妥当的礼物，要提前想好我第一句要开口说的话，然后推理出她可能的回应和我与此匹配且得体的反应。就这样越想越复杂，仿佛还多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仪式感”的强迫，我甚至觉得有必要在提前一天晚上洗个澡，当天早晨也要清早起来洗个头，再从里到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所以我后面两三天内都没有再去看过她，但是我去了一趟李尔家，因为报纸上登出了陌斯尔纳家的“结案”报道——自杀。报道里对女孩儿的事情一笔带过，仅仅只是官方的交代了一下女孩儿目前的身体状态良好，精神状态稳定，后续将视她的身体情况安排她出院以及以后的生活安顿计划之类的，“地下室”、“禁锢”一类的词汇完全没有出现。
三天后我参加了“陌斯尔纳家的男孩儿”的葬礼，葬礼的人很少，几乎就是参与这个案子的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我这个名义上的“邻居和朋友”，再也没有别的人了，毕竟那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再有什么了，亲人或者朋友。但是那个女孩儿参加了，在珍的陪同下。在葬礼上我第一次确信了那女孩儿和男孩儿的关系，因为女孩儿的眼神里有了悲伤，趋于平静的悲伤。她在珍的帮助下在墓碑前方的正中间放了一束花，用手轻轻的沿着墓碑的外轮廓摸了一下，她也摸了墓碑上的文字。虽然没有见到那双瞳孔里渗出眼泪的样子，但是瞳孔外圈微弱的颤抖，就像最轻的风反而能渗透进最敏感纤细的毛孔，让整个人都跟着发抖。
“她接下来会怎么样？”有许多人在，我没有直接跟珍的车一起陪女孩儿回医院，我这个隔着一层“哥哥的朋友”的只去探望过一次的“熟人”，还无法很自然而然的做这个举动。我跟着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李尔——我父亲的学生一同离开会显得正常很多。我问了下李尔，因为镇子不大，相对的人员机构更多采取“兼顾”，所以有时候李尔也要负责这些“善后”的协调和安排。
“首先暂时还是在医院吧，医生的建议是最好再仔细观察一下她的身体各方面状态，尤其是心理。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物色了两个去处，陶德先生或者菲斯女士，我们都去提过也讲了下女孩儿的情况，他们目前都表示出了初步的同意。”
“但是他们是两个完全的陌生人。”
“现在谁对于那女孩儿而言不是陌生人呢？她熟悉的人刚才已经睡进去了。这两个陌生人至少会给她一个像样的卧室而不是地下室，我们会在她出院之前试着安排两位去医院和女孩儿认识和接触一下，我们自然也会参考女孩儿自己的意愿，这事儿也强迫不来。”
陶德先生是一名很棒的园艺师，他种植的玫瑰是全镇最好，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最好的。很多年前，那时候陶德先生大概还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他的妻子就离世了，从那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他再也没有找过一个女朋友更没有再婚，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植物上。除了植物他最喜欢的就是孩子，大概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妻子生前还没有来得及给他生一个孩子就离开了他。奇怪的是之前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想过要收养一个孩子的他，现在却愿意接受李尔他们的提议。现在陶德先生好像已经快70岁了，比起让他照看一个小孩儿，也许那女孩儿的你年龄正合适，不至于太小需要消耗大人过多的精力。他肯定是一个温柔的人，不然应该很难把那些娇气的玫瑰栽种得那样好，但是他的话也不多，缺乏风趣加上多年独居，虽然年龄大了，但毕竟是个男人，我私下里就做下了“女孩儿跟着他也许会不太好”的判定。相比之下，菲斯女士是一名退休老师，家里三代同堂，丈夫、女儿、外孙女和小孙子（她女儿离婚了，所以女婿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长辈们经常说，菲斯女士教过的学生，占据了镇上2/3的最体面的工作。人们很尊敬她，她的性格也确实很亲切。她丈夫退休前是个会计，而女儿是名公司职员，大概从事着行政一类的工作。他们的外孙女年龄和那女孩儿一般大小，也正经历着人生中最舒适的其中一个暑假——开学后她将开始念初中。小孙子则要小很多，还没开始上学，大概也是个精力旺盛的男孩儿，我放学的时候偶尔能看到他在外公的监护下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飞一样的追赶足球。从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而言，我会认为菲斯女士更适合照顾那女孩儿，但是我认可李尔说的那句话，“得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葬礼后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我心里架着很大的气势，终于决定再去看看她。到了医院一定是习惯性的先找珍，珍看着我伸手要拉我，和小时候一样，她的时间总是停留在那个我还需要被牵着带去病房的时候。我有点别扭，往旁边让了一小步，她倒是也没有很执着于非要拉着我，还好不算尴尬。她一边带我往病房的方向走，一边说“你今天带的花很漂亮，在花店精心挑选的吗？现在陶德先生在她病房里，他上午就来了，带了一束很美的玫瑰花，那姑娘看着应该很喜欢。”我突然意识到，那女孩儿最后大抵会选择和陶德先生一起生活，她似乎很喜欢花。到了房间门口我反而把花藏在了身后，珍再次向女孩儿介绍“我是他哥哥的朋友”之后，病房里的人太多了，珍自己就先出去了。陶德先生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为你带来了一束百合花，你肯定会喜欢，花瓣洁白并且柔软。”他一句话帮我把双手从进退两难的境地解放了出来，这让我瞬间感受到了他的善良和教养。我把花送到她怀前，她低头“看”着花，和上次一样，用手摸着花瓣。“那是花蕊，有些小粉末是不是？”陶德先生的话刚落，她的手指正好触碰到了百合花的花蕊，黄色的小粉末沾到了肉粉色的指尖。她微颤一下，略收了手，用拇指在沾到花粉的指尖来回摸了摸，是在感觉那些花粉。“得小心，她们的花粉留着还有用，如果受到伤害，这花就没有以后了。”女孩望向陶德先生，手换到了花的外包装上，小心的抚摸了下花杆。看着这一幕，俨然已经有了“一家人”的意味，我感到自己很多余的同时竟还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怅然。
两天后，女孩儿终于要出院了，陶德先生开车来接她，我也去了，作为“她哥哥以前的，她现在的朋友”。就这样，多么恬不知耻的，我得到了和那个女孩儿某种关系上的身份。陶德特意开了车来，但是那女孩儿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拿的“行李”，入院时身上穿的裙子珍帮她洗干净了，叠的很整齐，珍又找了些女孩儿能穿的旧衣裙。我们谁都没想过要去地下室把她原本衣柜里的和别的物品给她带出来，我和李尔，珍也没提过这个想法。我们都认为，那个地方最好永远的和这个女孩儿不再有关系。“芬得拉，你坐我旁边好吗？”陶德先生把车门打开，小心的扶着女孩儿的胳膊，仔细的运用适度的力道指引女孩儿跨进车门。“芬得拉？”“是的，陶德先生给她取的名字，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不说，大抵也写不了。”珍和我将芬得拉的东西安排在后排座放好，珍似乎对于女孩儿有了名字很开心，“既然陶德先生收留了她，那么他给她取一个名字也是情理所在，她出院了，她以后的日子会很长很长的，她现在有了家人，然后是邻居，接下来朋友，他们都需要称呼她。芬得拉，陶德先生说是一种很美的白玫瑰，取这个名字的时候陶德先生特意带了一束芬得拉玫瑰来，告诉她，她将和这个玫瑰拥有一样的名字。你知道吗，那女孩儿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明显的笑。芬得拉，我现在可以叫她芬得拉了。”我能从珍的描述里听出来，芬得拉是知道自己有了这个名字并且欣然接受的，我和珍一起在后排座坐下，车子开始发动。陶德先生觉得要突然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芬得拉需要有熟悉的人陪同，这样能尽量减少她的不安，而这两个受到邀请的“熟悉的人”就是我和珍。芬得拉在医院的时候是珍一直在照看，而我，就像我说的，我的设定是“芬得拉哥哥曾经的朋友以及现在她的朋友”。从取名字到第一次“回家”的安排上，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陶德先生的细腻，拥有花瓣一样柔软的心思的人才能栽培出那样美誉在外的花。
“我们到了，这里可能里镇上的市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很大。我们可以先去房间，看看你的房间，在二楼，我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所以你可以放心，你可以在需要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不到我，但是你需要的时候我离得不远。”我作为年轻气壮的劳动力，自觉的将芬得拉的行李带上了楼，我们直接去了她的房间，简单的床、梳妆台和衣柜。但是有个很漂亮的窗户，窗户是朝房子的后面开的，也就是说它对着后花园和植物园。“我觉得你今天首先需要休息，然后我们在家里吃个午餐，之后我们可以花些时间到处走走，熟悉一下。我之前说这里很大，我们有个后花园，就在房子后面，你的窗户能看到那里，然后旁边是我的植物园，如果我没有在房子里，那么我就是在那里工作，如果我要外出我会告诉你，或者你愿意我就带你一起。所以，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朝着窗户外面拉一下那个铃铛，就能让我听到你。”我顺着话音看到了窗户的外面一角挂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铃铛，一根绳子顺着窗沿延伸到屋内，大抵是为了能更容易被摸索到，绳子编的很粗，尾端还掉了个装饰物。珍拉着芬得拉走到窗前，“你能看到这里是窗户是吗，这是铃铛的绳子，你会记住它的位子，它会帮你找到陶德先生。”芬得拉站在窗前，她看不清楚具体的形象，但是能感觉到光亮，能呼吸到空气，能听到室外的空气那种独有的明朗。芬得拉在珍的帮助下拉了两下绳子，铃铛的声音清脆且响亮，我发现芬得拉能明确的往后花园的方向看，然后转而再望向植物园，我看到了，陶德先生也看到了。“她会慢慢看到的，她的眼睛我们检查过，并没有器质性损伤，我们认为是长期在光线不好的地下室才会影响了视觉，她眼睛有光感对光源也有反应，目前或许看东西还无法得到很清晰的影像，但是一定会好的，她能慢慢照顾自己。”珍对着陶德先生，说出了让我们都安心的话。也许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她喜欢花，现在和花分享着同一个名字，我觉得故事会慢慢趋于平静，然后不再是个“故事”而变成一种生活。
我这个“朋友”，也将离开，去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