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用人篇
裁汰冗员 年老衰迈遭纠参
此等人员留于部内，不但于部务无益，且碍后进之阶。
——雍正语
雍正用人，最看重才力，因此对年老多病的官员极度反感，不能容忍。
雍正元年，雍正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越格荐人时，要他考察官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
雍正十一年，兵部堂官未能将“年力衰迈”的郎中阿尔哈图、玛绅清理。雍正大为不满，说：“此等人员留于部内，不但于部务无益，且碍后进之阶。”意思是说，这样年老力衰的人还留在衙门之内，不但不能指望他们干活，而且还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命令阿尔哈图、玛绅等按原品退休。借此机会，雍正传谕各部院衙门，如“章京、笔帖式内有此等年老衰迈、人平常者”即行奏闻，以便清除。
雍正对年老多病官员的态度，更从对官员正常考核的大计、京察、军政中表现出来。如雍正八年，对奉天及直隶七省的官员进行考核：卓异者28人，贪官1人，年老者55人，有疾者26人，才力不及者34人。雍正十一年，对浙江等十省官员考核，卓异者22人，浮躁者17人，年老者56人，有疾者24人。对直隶及直隶总河官员考核的结果是：卓异者7人，浮躁者4人，年老者22人，不谨者2人，疲软者2人，有疾者3人，才力不及者8人。可见，雍正考核所有不合格官员中，年老有疾者占了一大半，对于这些人，都按照先例严肃处理。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较快，能够掌握先进知识的多是年轻人，而老年人因智力及精力的关系，有很多人已经在依靠年轻人向他们传播知识了，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讲的“文化反哺”。因此，官员年轻化有其理论依据。且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一日千里，惟有精力充沛、善于学习新知识的人才有能力抓住机会，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中国古代社会乃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主要是依靠老年人向年轻人传授，因为这种文化多是经验积累，上了岁数，自然就有了知识。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老年人受到格外尊重。据说尧舜时期，帝王到民间察访，见到一白发满头的低级官吏，一打听，已近百岁了。帝王连忙下跪，“感谢您老如此高龄还在为社会服务”。在这样风气的熏陶之中，雍正敢于明目张胆、大肆罢黜年老力衰的官员，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已经走上现代化的日本仍旧没有摆脱原有文化的束缚，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只要不犯错误，一个人可以干到老。这在美国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尤其是管理人员这一层，美国人认为，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无功即意味着过错。如果一个企业任用一些毫无建树的年老病衰之人做管理人员，那么这个企业应该说是日薄西山，其命不久了。
松下幸之助到美国访问一家机械公司时，最初只是几位四五十岁的技师出来与他交涉。等触及某一问题时，对方总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等会儿总工程师来了，您再跟他商量吧。”一会儿，总工程师来了，竟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松下问身边的技师：“你们在这公司服务几年了？”答曰：“二十多年了。”“那他来几年了？”“三年。”松下得知那些四五十岁的技师们对刚来三年就当总工程师的人毫无成见时，心中十分感慨：这要是在日本，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日本企业在创新方面远不及美国企业。经过短暂的相对衰退期，美国企业仍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群体。相反，日本企业却被远远抛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后面。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充满活力的中坚力量是其存在与发展的依靠力量，当然，年老病衰者，亦有人才存焉，但这时他们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政策咨询方面，即要人尽其用，而不是一刀切。
储才有素 要善于挖掘人才
盖自古迄今，大抵中才居多，欲求出类拔萃之贤；世不屡遇，故理国之道贵储才有素。
——雍正语
雍正喜不拘一格用人才，但他深知，真正的栋梁之才是很少的。他说：“盖自古迄今，大抵中才居多，欲求出类拔萃之贤，世不屡遇，故理国之道贵储才有素。”意思是说，古来之中才的人居多，上智之才罕见，治国之道应该在平日里多储备一些人才。
如何储备人才？不外乎两种，一是依科举制度，纳天下之英才。雍正也比较认可科举制度，他说：“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也。”意思是说，之所以要培养知识人才，是为了使他们有朝一日成为辅佐国家的王公重臣。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在实践中挖掘人才。由于在争储斗争中，雍正没有从科举人才那里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有知识的大臣们多倾向于胤祀，这使得雍正在心理上不太认可科举人才。通览雍正重用的大臣，我们会发现这个有趣的事实：雍正的宠臣们大多非科甲出身。因为雍正重视的是官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比如李卫。雍正用他，乃是看到他品性耿介，操守廉正，“勇敢任事”，是实行新政的难得人才。
李卫原在户部任职，官职虽微，却敢揭露上司之短。当时管理户部的亲王在收纳正项钱粮时，却要加上“平余”，以中饱私囊。李卫谏阻，亲王不理。于是李卫在户部大堂放一钱柜，写上“某王赢余”。侵贪之事的曝光，令亲王十分难堪。雍正因此喜欢上了李卫，即位后即启用李卫为云南布政使，兼管盐务。李卫政绩十分突出。
但人才难得，仍需加大选拔力度。雍正说道：“进贤勿避嫌，退不肖勿避怨，知其贤而不言是谓蔽贤，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谓党恶。”意思是说，举荐贤才要不避嫌疑，哪怕他是你的亲友，揭发不肖官员要不怕他们的怨恨，明知贤才而不荐，是遮蔽贤才，明知其行为不轨而不揭发，是袒护恶人。
雍正下令：“凡为督抚者，当为国家爱惜人才，而与参劾之间，尤当加意慎重，若误去一干员，其过更在误荐一劣员之上。”意思是，如果不慎将有能力的官员罢职，将比任用劣等人物为官更加危害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不简单。
举凡能够成就大业者，皆重视人才的发掘及培养。如美国服装业的巨头约南露服装公司，原是一家小服装厂。一天，该公司老板大卫·斯瓦兹看到一位身着蓝色时装的少妇，衣服极为别致。斯瓦兹上前攀谈，得知这套衣服是她的丈夫设计的，马上决定请她丈夫做自己服装厂的设计师。但其丈夫倔强自信，高傲暴躁，断然拒绝了。斯瓦兹感到，这种人往往极具才赋，若能挖来，自己的公司一定会脱颖而出，所以一次次前去拜访。终于，这位杜敏夫被斯瓦兹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出任其服装厂的设计师。杜敏夫为斯瓦兹的公司设计以人造丝为材料的时装，一举成名。约南露服装公司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成为纽约市服装行业的领头羊。
西汉刘邦曾说：我的智谋诡计比不上张良，在行政管理上比不过萧何，指挥军队又不如韩信。但我能得到这样的人才为我助阵，这是我成功的要诀。刘邦与项羽争天下。项羽也是个英雄人物，“力拔山兮气盖世”，可惜不善于发掘人才，已有的人才也未充分利用，有的人才还被他气走了。可见，善于养护、提拔人才是领导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备为求人才，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诸葛亮为其感动，答应出山，结果三分天下刘备得占其一，若是没有刘备善于挖掘人才的本事，如今的百姓又有谁会记得刘备这个名字呢。
德国西门子公司始终重视人才培养。1871年，西门子公司在工厂中设立“学徒角”，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向年轻工人授艺。1903年，西门子成立徒工实习工厂。1906年，成立厂办学校。100多年过去了，现在西门子又扩大了培训规模，仅1991年就有8800多名学徒工接受几十种不同的职业训练。目前，西门子仅在德国境内就设有11个综合培训中心，拥有700多名专业教师和近3000名兼职教师。在海外，西门子在18个国家设立了39个培训中心。
西门子公司每年用于职工继续教育的投资高达5亿马克，参加各种职业培训的职工有15万人之多。
由于西门子公司极其重视人才培训、培养及选拔，西门子公司始终屹立于世界大公司之林。
清慎勤者 若无才力亦不留
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
——雍正评一地方官语
自西晋司马昭对僚属提出“清、慎、勤”三项要求之后，历代统治者皆奉之为圭臬。康熙曾于康熙二十一年亲自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颁发给各地总督、巡抚。人们常常对这几个字有浅薄理解。如将畏缩不前、不敢负责当做谨慎，将刻薄视作清廉，将把精力放在琐事上视为勤奋。
雍正不囿于成说。他论及巡抚一职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又说：“凡事当务大者远者，若只思就区区目前支吾，以尽职任而已，未有不顾此失彼，跋前踬后者，当努力勉一大字。”雍正的意思是说，清慎廉只是对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官员，应具有博广学识，目光远大，胸有全局，办事瞻前顾后，能够驾驭属员，即要兼有才能与忠于职守的品德。
雍正将这些要求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奏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雍正则告诉他，即使做到正己率属，“若不知训练兵丁，涤除陋习，不过自了一身而已，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意思是说官员应有主动性，将自己看做是社会中的一员，要有改变世风的勇气，否则就与一个木偶没什么区别了。
湖南巡抚王国栋，工作认真，清廉节俭。但雍正认为王国栋虽有忠诚尽责的心愿，但没有能力做好巡抚的工作。雍正说：“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说王国栋虽具“清慎勤”的要求，但他识见平平，没有进展；所做的事虽无害处，但也没什么好处，这就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表现。于是将王国栋调回京城另行安置，并以此事教育王国栋的后任赵弘恩。
直隶巡抚李继钧考察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职。报吏部审批时，吏部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认为常三乐虽无劣迹，但不称职，不便留任。他认为雍正会支持他的想法，报之于雍正。果然，雍正回说，这事好办，就按照“居官疲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可怜常三乐，若生在除了雍正的任何一个朝代，日子都会好过些。
就算常三乐这样的人生在今朝，恐怕日子也不会太难，相反，恐怕还会不错哩。现代中国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变，也就是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内外的环境催生了许多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老百姓怒气冲天。这并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各国都有这样的时期——而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流行病，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所能立刻解决的。但这不等于我们就此束手旁观。我们需要用一整套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其中就包括雍正所提出的：考核官员不仅要看“清慎勤”，而且还要看他的胸怀、目光、见地，等等。
老实说，要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办事，并不是很难，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可以做得到。问题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高层次的管理社会的人才。
惟才是用 不拘一格用人才
惟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
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
——雍正语
清朝自有一些关于人才录用的规则，但雍正做事一直敢想敢为，不太看重陈规旧俗。在用人方面，他认为，用人只应看他是否有知识和技术，而不应拘泥于成例。他说：“惟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
清朝关于人才录用的规则主要在于资历、出身、满汉之别。雍正并不是断然取消这些规则，而是加以权变。
雍正元年，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举，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勤(勤勉)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即不要按资历计较，可越级提拔有作为的官员，以此来鼓励官员们积极工作。
雍正二年，雍正要布政使田文镜推荐能够担当这种职务的人：“若有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为尔素所深知，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关紧要。”即让田文镜不要顾及门第阶层，只要是经世济用的人才，尽管上奏给雍正。
雍正七年，雍正要求在京中的学士、侍郎，在外地的布政使、按察使以上官员，每人密奏一人。他说，把可以胜任总督、巡抚的人，或能胜任布政使、按察使的人，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形上折奏明。考虑这种人选，不要顾忌他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要拘限于资格，就是知府知县，距被保荐的官职差距很大，也可以。
可见，雍正的破规破俗的魄力有多大，就连州府县的基层官员都可以破格提任封疆大吏之总督巡抚。
雍正十二年，江西赣南道的职位空缺。雍正命两江总督赵弘恩在属员或了解的官员中，“无论越衔与否，拟定一员”，折奏请旨，以便任用补缺。
雍正不迷信科甲人物。他说：“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意思是说，国家任用人才，并不看重人才的出身高贵与否。我即位以来，也一直重视科甲人才，但选择贤才并无固定标准，不能说科甲之外就没有人才了。如果科甲人才自恃出身，轻视非科甲人才，则大为不妥。因自古以来，优秀的治国人才并不都是科甲出身，科甲出身的群体里也有不守规矩、碌碌无为的人。
但凡成功人士，都注重人才的使用，更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否则不能成就大业。
雍正青史留名，因素多多，不拘一格用人才，乃是雍正有别于其他帝王的显著特征。人们对雍正若有善言，这也是一重要原因吧。
善待属下 留保爷奉旨娶妾
闻汝尚无子，可在浙江买一、二婢妾回京。
——雍正嘱侍郎留保语
雍正笼络官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关怀，这包括赏赐、在健康方面的关心、对官员家属的关心。
雍正最常用的方法应是赏赐，如赐世职、加衔、加级、加俸禄、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书、赏赐各种食品、药物、人参，以示奖励“公忠奉职，勤慎持己”的官僚。
雍正还关注官员的身体健康。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因病奏请命其子、陕西榆林道杨文乾到武昌侍养，雍正立即批准。为使杨宗仁安心养病，雍正给其子杨文乾加按察使衔，又派御医赵士英赴湖北为杨宗仁诊治。
雍正三年七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守兼优”，雍正命宋玮赴京引见。孔毓珣随后奏宋玮正赶上身体有病的折子刚送到雍正那里，雍正即指示宋玮暂停来京。雍正告诉孔毓珣，让他转告宋玮：等身体好了，再来京引见，“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免得使身体更糟。
雍正八年，浙江按察使方觐调任陕西布政使，上任途中病倒了。雍正要他回家好好养病，等候派遣的御医前往看视，并告诉他陕西藩司之职已另委任他人，要其痊愈后即行报告(再委任他职)。
雍正还关怀下属的家人。陈时夏在封丘罢考事件中被革职，两年后升任江苏巡抚。他是云南人，愿将八旬老母迎养任所，雍正马上下令嘱云南督抚把陈时夏的老母送到江苏，特地指示：“起身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他还说：“朕既擢用陈时夏，欲其宜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睽违数千里之外，两相悬切。”意思是说，我想要陈时夏为国家效力，总不能让他与他的老母亲相隔千里，两相思念吧。
雍正六年，孙国玺任台湾道，因这个职务不能带家属，就将老母寄居漳州，并将此情折奏雍正。雍正为保全孙国玺的一片孝心，将其改任为福建盐驿道。
清朝文学家袁枚记载了两则雍正关怀臣属的小故事。侍郎留保奉命赴浙江，雍正在他的折子上批道：“闻汝尚无子，可在浙买一、二婢妾回京。”杭州织造隆升因此将女子奴婢赠送给他。于是世间开始流传留保“奉旨娶妾”，认为留保享受的是不世之荣。
雍正任用严泰为协办大学士，用其子严继善为总督。严继善的生母徐氏为严泰之妾，她的儿子虽是总督，自己却仍要青衣伺候生母。一日，严继善陛见，打算为他的生母请求，脱奴入良。雍正说，你不用讲了，是你生母的事吧，回家听旨去吧。严继善回到家之后，乃父严泰听闻，认为儿子不先请示自己就上奏，是要拿主上恩眷压抑老子，大怒，用手杖责打严继善。徐氏心疼儿子，下跪请夫主息怒。雍正听闻，即派宫娥四人到严宅，为徐氏梳妆。顷刻间，内阁学士来宣旨，封徐氏为一品夫人，并令严泰先拜徐氏，因徐氏生育贤才严继善。
由此可见，雍正对有才华的臣属是何等关爱。
雍正对待属下，虽从整体上说很严厉，但对有才华的人，雍正实是欢喜得很，甚至当兄弟般看待。雍正甚至做媒，将年羹尧与隆科多结为亲家。
新加坡的“玻璃大王”陈家和，从一名学徒工做起，白手起家，创业艰难。这使他非常关心为他打工的人。一次，一个名叫阿昌的工人的家里人从槟城打长途电话告诉他，阿昌的母亲去世了。陈家和马上叫人将阿昌从工厂唤回，为他买了一张回槟城的机票，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又送给他1000元钱，陈家和的做法感染了公司的每一个人，大家齐心协力，使“玻璃工厂”变成了“玻璃王国”。
胸襟广阔 逆批龙鳞反重用
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
——雍正挽留对自己有意见的朱轼
雍正对政敌残忍无情，但对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不但不迫害，照旧予以任用，有时还要重用。
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雍正要“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储位斗争尚未完全停息的情况下，竟然要求雍正亲骨肉，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何容此狂生。朱轼在一旁说：“此人诚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儿，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马上将孙嘉淦提拔为国子监司业，且广谕九卿：“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意思是说，自我上任，孙常常用逆耳之言劝谏我，但我很高兴，你们也要这样做。
朱轼，康熙末年左都御史，雍正即位，封他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命他兼任吏部尚书，特赐诗章，诗云：
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
意在希冀朱轼能辅佐他治理好国家。朱轼屡次与雍正唱反调，如反对雍正搞的耗羡归公，雍正不恼，反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朱轼又反对西北用兵。朱轼对政局有意见，不安于位，以病假乞休。雍正诚恳地说：要是你的病无法医治，我怎忍心强留你；如果你的病是可以医治的，你怎忍心留下我自己治理国家？朱轼感激涕零，不再有去意。
太原知府金，反对雍正的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拔他为广西按察使，不久又提升他为广西巡抚。
侍郎沈近思反对雍正的耗羡归公的政策。雍正仍重视他。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在意，反写诗赞其为人“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雍正在沈近思死后追封其为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员前往拜奠，由于沈近思的儿子尚年幼，又令吏部派司官协助办理丧事。
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初以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刘灿因漳州府及属县仓米短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奏，参他浮躁、有失体统。雍正说，刘灿只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没有错。
雍正七年，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其一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佛少，有尧舜，无皋亘”，意即朝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雍正反问他，没有夔亘臣子，哪来尧舜之君？雍正并不因他言语冒犯而生气，告诉李元直：“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的正直。不久，用李元直为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宪书，为他选择上路的好日子。
在用人方面，大凡有作为的人都有大度量。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大宴群臣，并让爱妾许姬给大臣们敬酒。席间，忽刮过一阵风，吹熄了后堂的灯烛。黑暗中，有个大臣拉许姬的衣袖调情。许姬不从，顺手扯下他的帽缨，告诉了庄王，要求掌灯后惩治这个胆大妄为的大臣。楚庄王大笑，命大臣们都把帽缨扯掉，尽情痛饮。待再次掌灯时，由于大家的帽子都没有帽缨，也就没法知道谁是行为不轨者。
楚庄王后来对许姬解释，酒后失态，人常有之，倘若治罪，必伤众人的心。后来在吴楚战争中，有一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立了大功。这人即是被许姬扯掉帽缨的人。
齐桓公在未做国君之前，与兄弟公子纠争夺国君之位。公子纠有管仲支持。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一次在途中被管仲暗算，管仲射出的箭扎在齐桓公的钩带上，幸好齐桓公佯装中箭，才骗过了管仲。后来齐桓公得胜，做了国君，管仲被捉。齐桓公要杀掉管仲，鲍叔牙劝说，管仲乃绝世之才，杀之可惜。齐桓公遂用管仲为相，后来，齐国在管仲的改革整顿之下，国力大盛，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首霸。
如果没有这样大的气量，齐桓公恐怕难以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首霸，楚庄王也不能成其为五霸之一，雍正也就不会为这样多的史学家所重视了。
政治改元 用人在理财之先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雍正语
康熙晚年，自认为已功成名就，兼以群子争储问题使他身疲力尽，倦于政务。他曾这样说道：“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只此意也。”然而树欲静而风动不已，世事还是有大量的弊端未解决，有的还在不断生长。
雍正即位后，力图革新前朝积弊，他首先在用人方面切入。
雍正认为，治理天下，实际上就是如何用人的问题，其余的都只是些枝节小事。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都说理财、用人两件事最重要，但是雍正认为用人的重要性要在理财之上，如果用人得当，何愁理不好财？其他政事也能迎刃而解。
雍正在署理江苏巡抚严继善的奏折上写道：朕的(治国)责任，只不过是将你们这样的人才提拔上来罢了。
雍正用人风格，不似乃父般宽厚。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基层官员骤至封疆大吏，有的位居一品骤至平民百姓，被逐出政治舞台。这些变动看似眼花缭乱，实则亦有章法可循。面对一些官员不解的目光，雍正这样解释：“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意思是说，我正是因为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三倒四，以求人、职达到完美结合。
雍正五年，雍正又说：“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意思是，我现在这样调度人才，也只是一时做法，因为我发现官吏们被日积月累的成例同化了，失去改革锐进的精神，委靡不振，待将来步入正轨，我也会回到圣祖康熙所制定的那些规则中去。
虽然这样说，综观雍正王朝，人事变动始终频繁。这是因为雍正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君主，他一直都在锐意进取，始终在改革，永远没有满足。
我国四川有刘氏四兄弟，皆是企业家。他们创建的希望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他们都很重视用人。尤其是希望饲料公司，人员始终在不停地变动，我曾在北京火车站遇到一位希望饲料公司的职工。他刚从上海来，准备到内蒙古希望公司的一家加工厂去赴任。据他讲，他在一个地方工作很少有超过三年的，他的同事们也都是这样。这样频繁的调度使员工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因为在调动中，有的人从基层调到总部，有的从经理被安置为普通员工。人人自危，惟有努力工作，才能确保不被炒鱿鱼，才可能升迁。
这说明希望饲料公司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公司，因为它不知满足，永远向现状挑战。这样的公司一定会大有前途。
实际上，动与静是相对的，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现代社会，频繁的调动乃是正常的，反倒是一成不变的做法才是保守落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处在农业社会的雍正皇帝的意识实在有些超前。若他生在当代，哪怕是在每件事上只批复几个字的奏折，恐也难支撑。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分工愈来愈细。社会不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全知型的人物。
所以，纵使是频繁变动，也不可过于拘泥于一个人的智慧，而应依靠集团的力量。雍正时代尚无政党，不过，他倒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办事第一 可信人未必可用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
——雍正宠臣鄂尔泰语
君主任用人才，人们多会颔首，人们常忽视的是：君主如何看待有才但非亲信及亲信但非人才的问题。雍正被人称道者，乃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雍正非常赞同大臣鄂尔泰的主张：“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即用人一定要得当，要因事择人，不能因人派事。雍正说：“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意思是说，对那些可信任而无才的人，不要抱有希望，对不可信无才可用的人就不必给他职责了。
雍正在用人中，常常注意将该人的可信度与其才华联系起来。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朱批中，他说：凡是有才华的官员，都应该珍惜他们，教导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不听从教导，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也只能绳之以法，这是他们咎由自取，怨不得我。你们这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在用人方面，应以其才华为首要条件。平庸的人、碌碌无为的人、沽名钓誉的人，驾驭起来固然省力气，但这样的人易耽误国家大事。任用有才华的人可能会费些力气，因为有才华的人常常恃才傲世，难以驾驭。若手头没有人才，也只能先找些忠厚老诚的人对付着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解决用人问题的根本出路。
鄂尔泰回答说，国家设定官职，出发点是办事，不是为安排人事，尤其不是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也就用谁，而不必问他是君子、小人。对有缺陷的人才予以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良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位子。雍正听后心情舒畅，赞鄂尔泰“实可开拓人之胸襟”。
事实上，雍正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几次对官员的“大计”考核中，雍正果断地将年老病衰、才智平庸者调离原职，还将一些人削职为民。
世人讲世宗(雍正)为人刻薄，这也是一条“证据”。但在今天的眼光看来，雍正乃是一难得的管理人才。
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他的一条经营之道是：不要让你的亲友到你的公司里来。因为有了亲友的存在，你的公司的规章就要面临被违反的危险——如果你狠不下心，那么规章就将失去权威，公司将紊乱不已。
松下说：“如果你的朋友一定要帮助你，就让他在公司的外部帮忙吧。”松下公司有一合作伙伴，为其生产配套零件，该公司多次改革，也不能像松下公司那样高效率运转。松下幸之助对该公司老板川崎说：“如果你听我一句话，就让你的儿子离开公司。”川崎照办了。几年以后，在其他公司饱经风霜的川崎之子已经成熟了，川崎的公司也顺利运转起来了。松下说：“原先你儿子在的时候，对他，对你公司都不利。你儿子只有在别人的公司里才能真正成熟，你的公司只有全部由外人组成，才会运行顺畅。”
看来，真正的智慧是全球通用的。
公而忘私 选人才标准之一
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坏法乱政者，虽亲近之人而必黜。
——雍正评用人标准语
雍正很看重臣属们的公私心态。他一再强调，当官者必须不徇私情，不谋一己之私，竭尽全力为国家办事。
雍正认为，官员们产生私心的第一站便是家庭。他说：“凡为人臣，但为讲求一身尽职之道，不必牵缠兄弟手足以及子侄亲友。此即营私之巢窟，不可不知。”
为了使臣属们公而忘私，雍正说，只要一个人能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地为国家办事，那么，即使关系疏远，也可任用；如果一个人营私舞弊，违法乱纪，即使关系亲近，也要罢免不用。
雍正对自己的亲友也是一般态度。他说，办理一切事情，必须刚毅果断，严守纪律，即使是面对世家子弟，也不能徇私忘公。当然，这要先加以训诫，如果他们还不知畏惧，不肯悔改，就要马上向他奏明以处理他们，这样才能使法律纪律有威严，才能在官员心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徇私忘公，是一切政治家所厌恶的。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也必然注意从自己做起，清除私心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天下”思想意识较浓厚的国家里，任人惟亲、私而忘公的方式是很多的，也很巧妙。它可以是亲戚，可以是老乡、同学，也可是熟人、知心朋友，还可以是同事、老部下。
雍正虽然多次表示在用人方面一定要严守公而忘私的标准，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但当涉及他自身时，他便不顾及这条标准了。
杨名时与鄂尔泰同上表贺黄河澄清，二人表章格式均错误，雍正因喜欢鄂尔泰，便压下不论，却对杨名时一番厉骂，只因他不喜欢杨名时这个人。
自古道，“欲正人，先正己”，自己都未做好，有何脸面要求别人呢？
王二是厄瓜多尔的“香蕉大王”。他的管理层里面有一位肚子里墨水不多的张琪。原来，有一次，王二在视察仓库时发现，张琪(保管员)把自己家里的物品拿出来遮盖香蕉，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坐等着上级批款，否则就坐视不管。王二很是感动，将张琪提拔为仓库总管。事实证明，王二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琪果然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公而忘私的好工人。
忠贞不贰 选人才标准之二
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凡事悉惟天理，尊君亲上。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此乃主身行道之大本。
——雍正语
雍正不讳言自己的专制思想，他明确提出，他是以是否对他忠诚作为评价官员的标准的。
他说，做臣子的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凡事只能按“天无二尊，国无二君”的思想办理，有了功劳要归功于君主，有了过失则要自己承担。
这还不算，他还要求大臣们“凡百据实，一切无欺无隐”，就是要官员们必须据实向他汇报，不得有半点隐瞒之处。这原本不算过分，但只要看看他的具体操作就明白了。雍正是要每个大臣都变成“透明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切都要向他汇报。
隆科多把自己的财产分散在几处，雍正得知，气愤异常，据此断言隆科多有贰心，否则为何要分散家财，那不是在防我吗？
雍正提醒群臣：“你们应当大公无私忠贞不贰，把我视为头和心。我在当皇帝前有四十多年的阅历，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们如果胆敢有一点私心，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就是你们的榜样。我想你们还没有他们二人高明吧。”
这番话说得阴森森的。从来君主欲独裁，可赤裸裸表达出来的还真不多。雍正也诚实得可爱，把这些见不得人的话说出来，让世人知晓，这也表明他的自信：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又如何？
但话又说回来，在封建社会里选拔人才，也只有这一条是最贴切的，毕竟天下只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对此，百姓官员也认可。如果没有这样的择官标准，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雍正靠这条标准的确选拔了一些经世济用的奇才，如年羹尧、田文镜、李卫、李维钧、胤祥等等。雍正办事风风火火，敢想敢为，若没有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们效力，满脑子新奇主意的雍正说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清廉奉公 选人才标准之三
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为良吏。
——雍正语
雍正自己俭朴一生，不喜钱财。司马昭“清慎勤”三原则中，他很认可“清”——清廉奉公。
雍正说，做官的要以清官为榜样，以贪官为耻辱，只有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才能成为一名好官。
雍正知道，欲正人，先正己，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好。在《大义觉迷录》这部天下奇书中，雍正自己回顾道：
即位以来，国库丰盈。我这几年恩泽遍洒大地。各有旧欠钱粮，我共免掉近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我每年减赋六十余万两。遇有地震，旱、涝灾，或者按比例削减赋税，有时全免。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所费数百万两，丝毫不使扰民。
从前贪官蠹国殃民，都该杀。但不教而杀，我又于心不忍，所以才抄他们的家，这主要是警告贪官。我一年近千万两银子都减免了，还会贪图抄来的这些赃物乎？
平心而论，雍正的确不吝惜钱财。曾静等人诬他贪财，实是“井蛙之见，乌知政治之大乎！”较之康熙、乾隆，雍正的生活俭朴至极：未去过承德，未搞江南塞北的巡视，不喜稀世珍宝(倒爱嘉禾，但这正表明他关心民情)。
雍正希望自己能带动群臣，他说：“世人无不以奢为骄汰，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反观现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未有多大改观，官员们一个个倒是向发达国家看齐了，谁都明白个中原由。撇开法制健全与否的问题不谈，单是“欲正人，先正己”的观念树立与否都成问题，何论服众？
纵观历史，只要这个国家、朝代贪污盛行，以奢华为荣，这个国家、朝代就要穷途末路了。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又有俗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可见人生于世上，“钱”字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活在世上不仅仅是为了钱。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曾说，万钟之粟与我何加焉。在这世上，总有比钱财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
在传统儒家看来，人生来也是有一些缺陷的，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与自己的私心作斗争的人。意志坚强的人胜利了，保持了操守；意志薄弱的人失去了品性。但一个连自己的私心都斗争不过的人，能指望他公而忘私、勤劳做事吗？
可见雍正以清廉与否作为择官的一条标准，是很有道理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企业管理人员的贪污现象并不很多。虽然经商就是为赚钱，但总有个“度”。在欧美国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任用有贪污前科的人做公司上层管理者。其逻辑是：只要你好好工作，我自然很大方地付薪金；如果借职位捞钱，那就彻底不用。
欧美企业界拒绝“前科”，雍正用清廉者，二者实一致。
起用新人 欲学拉犁先下田
朕未闻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
——雍正语
雍正不喜欢年老昏迈的老吏尸位素飨，在逻辑上，他必然要起用新人，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毕竟把这么一大摊子事交给新人去办，未免让人不放心。但雍正还是信心十足，他说：“为选拔真实人才起见，意谓与其顾惜熟练之庸员，不如另觅新进之英杰也。”
他的想法遭到守旧官僚的强烈抵制。他们看来，新官员在如下几方面有必然缺陷。一是阅历不够，二是经验不足，三是其为人与能力不太为世人了解。
雍正认为守旧派官僚的看法站不住脚。他说：“纵观阅历亦不过仅可循分供职而已，何足深惜！若具中上才情之人，岂有于一邑事务必得阅历而后始能措施之理？”是说阅历不够又如何？阅历不过是所谓的循规蹈矩罢了，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对于中上才智的人来说，即便阅历不足，也足以处理州县事务。
雍正也反对“经验不足”的提法。他说：“朕未闻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是啊，谁家姑娘先学生孩子再去结婚呢？
雍正说：“必待全面看透方保，则世间无堪举荐之人！一面且据目前所见举荐，随处留心试看，倘与前言不符之处，只管据实陈奏……为国用人之道，大公之心可也。”这是在反驳守旧派的“新人要看透方能任用”的观点。雍正认为，要等到全面看透了再举荐，那天下就没有几个人可供举荐的了。你们先一边根据目前的情形给我推荐，一边多留心观察他们，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你们以前的荐言不符，尽管据实向我汇报。你们本着公而忘私的精神为国效力，即使误荐居心不良者，我也不会怪罪你们。
理论上澄清了认识，雍正开始放手一搏了。在他执政时期，官员们的调动十分频繁，如走马灯一般使人眼花缭乱，但终雍正一朝，也未出什么大乱子。足见雍正大胆起用新人的政策，还是差强人意的。
有一幅漫画，一位妇人舍不得小牛挨累，扯着小牛的尾巴向后拽，口里喊着：“不会耕田，怎能下田？”小牛的前方是一位奋力拽小牛缰绳的老农。老农喊道：“不让下田，怎会耕田？”给人以深深启迪。就我们这一节来说，雍正就是主张让小牛下田锻炼的老农，守旧派官僚就是主张先会耕田再让下田的妇人。两方之高下，立马可见。
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有一次在九州地区的工厂里与工人一起吃饭。席间，他听到了一位工人对该工厂发表的意见。这位工人对索尼公司设在九州的这家工厂做了通盘的批评，当时盛田昭夫未放在心上，待回到本部后思来想去，认为那位工人说得很对。盛田昭夫想要提拔该工人做九州那家工厂的社长。并把这意见告诉了大家，谁知道遭到大家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主要是：该工人学历低，年纪轻，未见过大世面，资历浅，不会管理全局。盛田昭夫耐心听完大家的议论，还是决定让那位年轻人试试，权当给他一次机会。结果，二年之后九州的那家工厂的效率是索尼所有工厂中最高的。
能成功者，多系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在用人上，大胆起用新人，几乎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特点。
放手任用 用人就要用到底
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
——雍正对鄂尔泰语
雍正用人有个特点，不用则已，一旦任用，便放手任用，充分信赖。
比如鄂尔泰。雍正未即位前，曾试图拉拢鄂尔泰，因其手握重兵，但被鄂尔泰严词拒绝了。雍正因此非常欣赏他。即位后，马上召见，并委以重任。
雍正三年冬，雍正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云南素有土司制，很让清政府操心。土司制实行已久(元、明、清)，土司管辖各民族，首领的继承取世袭法，但需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内部自行征纳赋役，仅向中央进贡少许银物；土司自定成文、不成文法令，对属民生杀予夺，中央政府概不过问。土司之间常发生争夺战，有的土司还向中央发动战争。到康雍之世，土司制已严重危害清政府的统治。雍正将鄂尔泰派到云贵，是想让鄂尔泰彻底解决土司制。
那时，云贵总督高其倬、贵州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佰先后提出向广顺土司用兵(因其一直对抗清政府)。雍正认为，土司问题应该解决，但需能人去处理，故一直未应允，特派鄂尔泰前往。
鄂尔泰到任后已是雍正四年春天，广顺土司更加猖狂。鄂尔泰认为必须用兵，雍正同意。
在用兵过程中云贵不少高官提出适可而止，鄂尔泰表示决不姑息。雍正支持鄂尔泰。
鄂尔泰发现，对土司用兵时，他们或逃跑，或投降，但军队一撤，故态复发。九月，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办法，具长文奏折。众大臣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雍正向来不同意改土归流。
不料雍正阅过奏折之后，大为赞赏，说道：真是太好了，我心中都有些感动了，是上天派你来辅助我的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自己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吧。
结果，鄂尔泰放心地甩开膀子在云贵搞起了改土归流，几百年的土司制在雍正朝得到妥善解决。其关键在于雍正能够放手任用有才华的大臣。
吴士宏(女)曾任微软中国区的总裁，吴士宏能做到这一步，就靠她敢想敢为，有独立思想。但若没有微软公司放手任用人才的宏阔胸襟，她也就不会这样光芒四射了。
有人说，知贤而不用，是不祥之大焉；但知而不用，则等于不用，用而不任，也等于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