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治吏篇
治吏严猛 嬴政韩非为吾师
不兢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先，百录是遒。
——《诗经·商颂》
古人讲治吏之道，要不急躁不争先，不刚不柔，施政宽和，国盛民安。雍正政尚严猛，以这个标准衡量他，是有些残暴了。
比如，雍正三年，湖南巡抚魏臣珍上奏折称：该省官员被参劾的已经占去了一多半，其中多数人已被革职罢官。今后还将继续严厉追查下去。官员都已经被参劾一多半了，雍正还在回说：“好！”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奏折报：“全省厅州县的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现在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官员更换频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办的。”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参劾本省道员李滨，未及追查，李滨即畏罪自杀。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劾兴泉道道员陶范，撤了陶范的职，也是未及追查，陶范便自杀了，可见雍正治吏之严，大小官员人人自危，稍有过错，一俟被参劾，即自行了断。
但雍正还是不放过，随后下令：各省督抚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及其亲信，严加审讯，务必追回赃款。
即使不是贪污事，雍正也同样严猛对待。如雍正元年九月初五，雍正参加一次祭祀活动，发现端门前新设立的更衣帐房内油气蒸熏，气味难闻。于是龙颜大怒，斥令主管工部的廉亲王胤祀及工部侍郎、郎中等在太庙前整整跪了一夜。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升殿后，见到刑部官员李建员、罗檀在群臣还没有落座的时候，也不行礼就坐下了，顿时下令，将此二人交刑部问罪，并告诉百官：朕见这几年上朝的礼节执行得很松弛，这是不好的苗头，必须狠狠处理。今后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杀了李建员、罗檀，到时可别说是我杀他们，而是你们杀了他俩。试想一下，在雍正手下干活，哪个不是提着脑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现代社会讲求法治，有一条是“人不能为他人做的事受惩罚”。古代社会不讲法治，讲人治，可也有句“冤有头，债有主”，凭什么别人犯过失，让李、罗二人去受死呢？为官治吏不讲程序，全随人主心意，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很自然的，在雍正身上尤其明显。
武则天惩治越王李贞，株连六七百家，藉没官府充当奴婢的达五千人之多，司刑寺催促豫州执行判决。那时狄仁杰为豫州刺史，为此事，狄仁杰特密上奏折：“臣想上奏，但似乎是为叛逆者申冤，如知而不言，又恐此举(即株连之事)有违太后仁爱怜悯的本意。”太后因而改变主意，将他们流放丰州。
雍正朝缺乏狄仁杰这样的人，雍正本人也是脾气暴躁，因而雍正朝政治严猛，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适当的严猛，有益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及政治的清明。但过分则是不合逻辑的严猛治吏，则要失掉民心，反而有损工作效率。
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总裁玛丽·凯刚刚创业的时候，力图使自己的企业走上正轨，并以向跨国大公司冲击为目标。为此，她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统一的服饰，经过语言学家研究颁布的程式化语言，员工如何化妆，如何微笑，甚至使用什么样的眼神，吃什么样的饭，公司都有统一的规定。职工们觉得非常拘束。且玛丽·凯待员工极严厉，稍有过错便大加训斥，结果，许多职员纷纷离开公司。后来，玛丽·凯专门向专家做了咨询，得到的答案是：人们需要被尊重，人们有被爱的需要，人们渴望自由。玛丽·凯改变了自己的经营理念，转而以培养职工的荣誉感、自豪感为主。对于优秀的美容师，她会给予第一流的奖励，包括粉红色凯迪拉克跑车等。现在，该公司已是一家举世闻名的大公司。
立言立德 从严治社会风气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
——中国俗语
古代中国人都熟知“立德、立言、立功”的事，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特重视社会风气及个人的道德素养，这不是因为古人素质教育比咱们现代人搞得好，而是社会环境使然。雍正也不例外。立功，他是做到了。立言，他正在一步步做。但立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雍正即位后的第二年，颁布《圣谕广训》。这也算是立言了。结果，《圣谕广训》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
雍正十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煦奏称：他读《圣谕广训》有“置义田以赡贪乏”之教，其祖张淇用自己家田一千亩作为义田，养赡同族的贫民，现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侵占，即使是张淇的子孙也不能出卖，别人也不能买，违者按《大清律》处治。如此，则可保证该田长久为贫困人民所使用。
雍正皇帝心中喜，这是立德的一大标志啊，自然允许立册存案，并对诸大臣说：“张淇以己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教本厚族之谊可嘉。”
雍正中期，江苏范仲淹的后代范瑶以自己的田产一千亩扩建义庄，收租赡族。义庄原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所设，是用来赡养那些没有田产的宗族人的。范家的这一事业一直维持下来。范瑶这次以一千亩扩充了义庄的规模，也申请立案。闻奏后，雍正心中高兴，夸范瑶义风可嘉，应予鼓励，于是将其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
雍正素重视社会风气。早在雍正二年，他就令礼部研讨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雍正说，以往的疆吏把此事当做一种形式，没有认真执行，富室巨姓得以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而隐没不闻。考虑到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州县城，要花路钱，又会有些寡廉鲜耻的胥吏讨索酒食钱，令有些贫民望而却步，雍正要求当地督抚主动寻找。
雍正七年，雍正任马淑襄为河南光州学政。马淑襄发现，有的地方官侵占建坊银两，以致有些忠孝节义牌坊倒塌倾圮，无人维修。雍正闻知此事后，大怒，下令把查检祠宇作为地方官办理移交工作的一项内容。
作为一名封建君主，雍正维护的当然是旧道德。所谓忠孝节义那一套东西，早已为现代人所唾弃。但评价古代的人物事件，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去评析。农业社会缺少社会流动的机会，大家彼此相熟，如果谁在品性上有了污点，人们都会唾弃他，他便没有了立足之地。即便是今日，古代所重视的一些品德修养仍是举足轻重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说，雍正为穷苦人家考虑，表扬提拔能为穷苦百姓做贡献的人，这样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互相扶助的良好氛围。而且在树忠孝节义牌坊的时候，雍正火眼金睛，洞悉地方官吏的种种伎俩，对症下药，可谓大聪明也。
社会风气对于一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对于人们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一个人情冷漠、互不关心、尔虞我诈、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的社会将会使人多么心寒。拿钱买东西的怕买到假货，卖东西收钱的怕收到假钱，景点拍照的怕碰上光照相不给钱的主，顾客又怕摄影师的相机里面没有装胶卷。如此种种，人人自危，社会成本无意之中增加了许多。
所以，大凡有远见的人都重视对社会风气的塑造。国外也在以自己的形式宣扬雷锋精神。其实小至企业，人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企业风气的塑造。
有人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普遍成功，关键在于他们中有一批高素质的中国人。这话其实也只说对了一半儿。高素质的中国人在中国有的企业就发挥不了高素质人才所应具有的作用，只有到了外国企业才能人尽其才，这说明外资企业的企业风气好于我们的一些企业。
一些为资本家干活的人认为，在外资企业工作，理应承受相应的压力及各种风险，这样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积极主动地工作。王小姐说：“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在上班时打私人电话。但我自从到了这里，的确很少这样做了。一到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没空聊天，也没有聊天这概念。”她在英国一家著名的石油公司工作。一家法国公司的雇员说：“在这里，每个人都负责一摊子事，没有闲人会帮你。你也不好意思请人帮忙。承认自己不行？那你就快了！”他用手做了个挥去的动作。
另一位为资本家做事的王先生说：“许多人到外资企业工作不是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或是愿意在一种高效、快速的状态中工作。离开了这种环境，反倒觉得不舒服了。”
一位新加坡商人说过：“如果中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的职员都有外国企业里的中国雇员那样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职业道德，中国将与现在大不一样。”
所谓现代社会，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而已。从这个角度看，大家还需努力——如果传统文化尚有可利用的价值，那么我们不妨从雍正身上寻找智慧。
自知自明 惩阿谀奉承之徒
地方上偶有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
——雍正训斥严继善阿谀语
人们都喜欢听顺耳之言。做了皇帝，自然要比一般人多喝些迷魂汤。雍正也不例外，但雍正之所以为人称道，还在于他能明晰就里。
范瑶以自己田产一千亩扩建义庄，赡养族人。江苏巡抚严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声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云云。
雍正教训了严继善，因严继善是他的亲信，所以话说得不那么重。雍正说，地方上偶尔出了这么一点善事，你就说是整个社会都和和美美，百姓都在称颂我的德行，他(范瑶)行善事与我颁布《圣谕广训》果有那么大的关系！
雍正四年，据云：陕、鲁、豫三千一百余里的黄河河道上，在十二月初八日至次年正月十三日之间，河水清澈见底。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德明奏报，河曲县至垣曲县黄河水，在十二月初九日初十日逐渐澄清，冰冷之处，凿冰取水，水清洁可爱。
雍正闻奏，心中欢喜。《诗经》有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是说等黄河的水能变清，人能活多久啊，即黄河水很难变清。雍正赶巧碰上了，但他很谦逊，说黄河之水虽然浑浊，而结冰则清，今以河清为之据，未免牵强。
雍正八年，甘肃巡抚许容又报道：自七月五日的三日内，积石关一带黄河澄清见底。上次是冬季，这回可是夏季，雍正不再认为是自然现象，然而他还没有把祥瑞揽到自己身上，推说这是由于河源处筹建河神庙，才得到这个祥瑞。雍正说，黄河水清乃上天与康熙的赐福，他不能独享，转赐众臣。知县、参将以上朝内外文武官员每人加一级恩典。
百官自然进贺词，太常寺卿邹议鲁作《河清颂》，其中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句，又惹雍正不快，这不是说雍正不守父道，移什么风，易什么俗啊？
雍正头脑还算清醒。当然，雍正年间，群臣报祥瑞很是踊跃，这不能太责怪雍正。毕竟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普遍相信迷信之事。或许雍正喜祥瑞，乃是由于雍正过分自信的缘故。雍正自视聪明绝顶，会识透百官搞的一切把戏，能看透世间万事。群臣献嘉禾等物恭维雍正：这是上天所赐。雍正糊涂之中信以为真，实则群臣也有相当人是信以为真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清朝文人的笔记、小品文，便可明白当时人，即使是社会精英是多么的可笑、可爱。
然雍正在如此强烈的迷魂药力下，还能保持一些自省之心，实属不易。
西巴盖吉公司是瑞士第二大跨国公司，有137家分公司分布于世界61个国家和地区。1970年西巴盖吉公司由两家公司合并而成，拥有染料、药品、农药、添加剂、塑料、颜料等产品。其化学添加剂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一位，染料和农药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药品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三位。早在30年代，它就以生产滴滴涕而誉满全球，目前在高效低毒农药研制上独占鳌头。西巴盖吉采取的是多种经营战略。
在西巴盖吉公司内部，有以生产激光仪器闻名的光谱特理公司，也有以生产血液气体分析仪著称的西巴康宁医疗器材公司，还有隐形眼镜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的西巴视觉器材公司等等。在多元化经营的浪潮中，有人劝西巴盖吉公司拓宽经营范围，将西巴盖吉公司完善的经营理念贡献给其他行业。
西巴盖吉公司的中上层领导人则很清醒，他们中的一员、总公司亚洲及大洋洲事务协理欧伯礼先生说，西巴盖吉公司不主张大量发展与化工业务毫无关系的多种经营，只能给管理造成困难，而且也不利于企业发挥其整体优势。
西巴盖吉公司的经验应引起我们一些中国企业家深思。现代一些中国企业一旦在某一产品上成功，有了一定知名度后，虚荣心极度膨胀，在一些人的吹捧下飘飘然，广伸触角，将业务伸展到各个角落，结果大都不妙。如史玉柱先生的巨人企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然而一些企业仍不吸取其经验教训，大跨步前进，人人都想造航空母舰，都想做跨国公司，其前途堪忧。韩国大宇的命运应引起人们注意。
移花接木 巧借祥瑞振吏治
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乐只君子，万福攸同。
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诗经》
这一节说说祥端中的一种：卿云。卿云也名庆云。《史记·天官书》记载，此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回，是为卿云”。相传虞舜让位于大禹，和臣属们一起唱道：“卿云烂兮，丝丝曼曼兮，日月光华，且复旦兮。”卿云被视为祥瑞，究为何物，至今不明，可能是形状奇特的云。
雍正六年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折奏：十月二十九日圣寿节这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又“绚烂倍常”。雍正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折奏，贵州省恩州、古州在一月内连续七次出现卿云。
鄂尔泰在奏折中援引《孝经纬·援神契》中的话“天子孝，则庆云现”，说，云贵卿云的出现，是“皇上大孝格天”而然。就是说是雍正的孝道感动了天，天才出现卿云的。
雍正听了很高兴，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批道?押“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感喜之理。”随即遍告群臣此事，特地援引“天子孝，则庆云现”的话，并将鄂尔泰及云贵政府官员普遍加级晋升。雍正还说鄂尔泰乃“不世出之良臣”。
能会有这么多的祥云吗？群臣可能不会全信。大理知县就说：“我的眼睛迷了沙子了吗？怎么就没看见祥云？”可见有人不相信这东西，所谓祥云也是子虚乌有之事。
雍正自己信不信这事呢？他有点儿信，他信的是“天子孝，则庆云现”，但对云贵是否出现了卿云，是否真的出现那么多次，他未必是相信的。他说：“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可见，他是不相信果真有那么多卿云出现的。
雍正七年，山东巡抚岳氵睿奏报，当曲阜孔庙修缮工程进行到大成殿上梁的前两天，卿云出现在曲阜城里的上空。在此前，阜城有火灾，遂有修缮孔庙之举。雍正笑道：前次有火灾，此次有卿云，可视为功过相抵，不算祥瑞。但为报答孔子，明年会试的取中名额由上科二百二十六人，增加到四百人。
可见雍正对卿云也是老大不尊重的。同年，山西巡抚石麟又奏报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民众发现卿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又报临晋县卿云丽日，五彩缤纷，霞光万丈。雍正听了，夸说这是山西民风淳朴的验证。
此后“卿云”不断出现，雍正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晋、鲁、鄂、云、湘、粤都报有卿云出现，弄得群臣都不敢自信了，但雍正都照赏不误，是他真的信到如此痴迷？
非也。雍正乃是将瑞云视为官吏是否爱民保民的表征。如果官吏能爱民保民，或者对公家事一片热心，撅着屁股干活，雍正就说该地的卿云是真的，大加赏赐。反之则否。如雍正七年对曲阜出现的卿云，雍正将其与火灾事件相联系，原则上不再嘉奖地方官，只因为孔子的缘故才嘉奖士人。可见雍正是借卿云以强化官员们热心公务、爱民敬德的修养。
中医原为治疗疾病之学，中医师乃为人治病疗伤者。但香港的“一州酒家”却移花接木，以中医师坐堂酒家，奇中之奇。
由于中医有用中药结合食物“进补”的传统，因此“药膳”酒家近年在美、日、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渐渐流行。1991年，香港专门经营药膳的酒家开业。该酒家供应的食品款式多，从汤羹到肉类、海鲜、点心、粉面、米饭、甜品、糕点、茶、酒等应有尽有。莱单上清清楚楚地写有“以药材原味、食物鲜味为主，不含人造色素及味精”的字样。最贵的菜是“养颜益寿汤”，用料包括燕窝、野山参、萑山石斛及乌鸡。据说这道菜可滋补养颜、补肺补气、降血压、防止皮肤出现皱纹。酒家还供应鹿、兔子、果子狸、水鸭、蛇等野味，结合中药“炮制”。最受顾客欢迎的是“杞子核桃炒饭”，味道好，又有益身体健康。“八宝饭”也具有滋补作用。此外，莲子、百合、玉竹、沙参，也是中式食疗炖品常用的材料。燕窝则是华人普遍食用的滋补中药。
然而“一州酒家”最大的特色是有中医师驻诊促销，医师为人诊断后作出食疗指南。1990年，庄永竟结识了广州中医学院和广东省的医师、专家，特邀他们为“一州”设计各类保健食品。一州保健酒家正式开业后，便与广州中医界合作，定期安排医师为顾客提供诊疗服务及饮食保健的意见。一般做法是，客人先看中医，然后取药，利用煎药的时间进食药膳，饭后再服药。一州酒家开业后，顾客盈门，生意极兴隆。
世生万物，并无专门用途，所谓高明者，善于利用而已。
登楼抽梯 多管齐下查亏空
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忘风革面，时势然也。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雍正语
俗话说，官不贪财，狗不吃屎。所以历代皆重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清代法律对挪移的处罚要轻于对贪污的处罚，因此贪官污吏在东窗事发之后，往往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将贪污所得报作挪移。
雍正对此洞若观火。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至于万难掩饰，则以多者为挪移，少者为侵欺，为之脱其重罪。似此相习成风，以致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至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益多矣。”意思是：万一事情败露，贪官们把贪污所得称为挪用公款，这样一来，他们的罪名就轻多了，不至伤及自身性命。这样做，是把国家法律看做一纸空文，国家财政因此日益亏空。
为此，雍正对症下药：首先从挪移公款一项抓起，命令那些贪官先清偿被挪用的公款，然后再抓他们贪污的事。这样，贪官们的退路先被切断，再无法巧借挪移之名掩盖其贪污所得了。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贪官污吏都以各种形式抵制清查活动。雍正四年，江西省钱粮亏空严重。当时的江西巡抚裴率度对此隐瞒不报。雍正得知此事后，仍采取先断其退路的方式，釜底抽薪。他先命令已调任的裴率度留于任所，并将前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押往江西候审。他认为现任巡抚伊都立为人羼弱，又喜欢沽名钓誉，没能力完成这一任务，遂令吏部侍郎迈柱自京师出发，亲赴江西清查钱粮亏空事宜。同时，雍正又令迈柱挑选十余名候补官员，与其共同赴江西。一旦发现有问题的官员，马上查办，并用候补官员代理其职，以保证政府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在雍正的周密安排之下，江西钱粮亏空的问题很快查清。
雍正五年，又有人报福建钱粮亏空。雍正这次经验丰富，手腕更加老到。他不但派遣大批候补官员，而且，他还堵住贪官污吏的后路。雍正发布上谕，告诫福建省官民：清查马上进行，有的贪官可能会临时借调富户的粮食来补充国库，以掩盖过错。如果谁敢借钱粮给这些贪官，一旦被查出来，严惩不贷。
由于措施周密，福建省钱粮亏空问题也很快查清。三年后，全国各省已清偿了大部分亏空。
集思广益 耗羡归公得由立
此奏才见著实，非以前泛泛浮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
——雍正在石文焯倡耗羡归公奏折上的批语
清代官员的俸银极低。清制，文武百官的俸薪：一品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依次递减，到九品时只有三十三两了。俸银之外有俸米：每一两银给米一斛。而且，外任文官没有俸米，武官更低于文官。
因此，自明代以来一直实行的耗羡就成了官员的主要依靠。所谓耗羡，即是为增加官吏收入，各级政府可在为国家征收正税的同时，额外再增加的一层附加税。康熙曾明文规定：粮米征收，每石加耗羡一斗；银两征收，每两纹银加耗羡二至三钱。但各级政府都突破界限，擅自加码。百姓不堪重负。
早在康熙年间，即有人提出耗羡归公，但未被采纳。
雍正即位后，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他说：“自雍正元年起，给下属的工资应仍按原来的定额发放。从前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官勒派老百姓供应的，如今应将各州县这部分统一收缴上来，然后再拨下去做办公经费。除此之外，再不许地方官私自乱收费。”雍正深表同意，批示：“所言皆是，一无瑕疵。勉之。”
此后，山西巡抚诺岷正式提出耗羡归公。他请雍正支持他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全部收缴，一部分用作补偿亏空。
河南巡抚石文焯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河南共有耗羡银40万两，除给各级官吏发养廉银和拨发其他办公经费外，还剩下十五六万两可以用来补充亏空。因此各种费用都可由耗羡银来解决，各级官吏也就没有理由再向百姓收取杂税了。雍正看后大悦，开玩笑式地批示道：这才像个大官所写的奏折，实实在在，是为解决问题出发的。我自然要同意了。
这样，一项造益颇多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耗羡归公。
雍正一开始是不同意耗羡归公的，但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在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同意耗羡归公。这正是雍正的高明之处，须知，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到一切，总会有力所不及的时候。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真正聪明的人会集中大家的智慧。
美国人萨姆·沃尔顿是沃尔玛公司的总裁。他经常与职工们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说：“办好公司的关键是要下基层，到每一个商店去听听伙伴们(职工，他把职工称为伙伴)说些什么，想些什么，要使每个人都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一般说来，我的主意大多数都是员工提供给我的。”
沃尔顿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与职工谈话，从职工那里学习自己在办公室里学不到的东西。现在，沃尔玛公司已拥有400多家分店，华尔顿也在2001年成为世界首富(击败了微软总裁比尔·盖茨)。
高薪养廉 马儿要跑先吃草
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涉乎滥，固不可剥削以困民，亦不可矫激以沽誉。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匮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
——雍正语
官员们工薪太低，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则很难让他们廉洁奉公——毕竟手中的权力可换钱。权钱交易，自古而然。
雍正实行耗羡归公，也有进一步的考虑。他说：“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百姓，故于耗羡中的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意即：我怕耗羡归公之后，各级官吏断了财路，会更加勒索百姓，所以决定从耗羡中拿出一部分钱，发给各级官吏作奖金。
雍正认为，官吏们不能空着肚子做事，他们也要赡养老人，养护妻子，所以要有合乎情理的收入。政府可以给各级官吏们发奖金，官吏们既然拿了奖金，就该知足，懂得廉耻，不要再贪污腐败了。
耗羡归公之后，雍正为它规定了几个用途：一是弥补地方钱粮亏空，二是留作地方公共事业和办公费用，三是发给官员做养廉银。随着各省钱粮亏空逐渐弥补清楚，地方官吏的养廉银也就随之不断增多。到雍正十二年，地方各级官吏的养廉银的数目，已经超出其正式工资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了。如原督抚的工资是一百八十两左右，其养廉银却高达一万五千至三万两不等。原州县官吏的工资为四十五两左右，其养廉银则为四千两至六千两不等。
地方官的薪水问题解决了，却又突出了京官的薪水太低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杜绝外任官员向京官送礼的现象。为此，雍正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薪，并给汉人小京官加薪俸若干。这样，就使京城内外的一切官吏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雍正发养廉银，乃是中国政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妙事。一来可以使官吏过上体面的日子，二来可杜绝贪污腐败的借口——给你这么多银子，还贪污，有完没完哪？三来这也使工资外收入合法化、正规化。
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于是就想到了高薪养廉，高薪养廉的代表国家是新加坡。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官员也都是人，有着七情六欲。如果官员的生活水平使其自尊心大受伤害，则难免诸官员要做出贪污腐败的事来。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常言道：“要想马儿跑得好，得让马儿吃得好。”适当的利益刺激会使人更有信心参与工作。
当今中国存在着人才外流的观象。一些优秀人才或是出国不归，或是给外企打工，都是冲着高薪去的。我们也不能以爱国为理由，要求这些人为中国企业做贡献。这是“世界不平等的经济秩序”所决定的，是我们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有很多公司充分利用人类这个固有的特点实施成功的策略。
默克公司是美国最著名并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它在美国享有吸引人才的美誉。
在默克公司办企业的目标中，除了满足社会需要和赢得效益的原则外，重要的一条就是：“为雇员创造一种工作气氛，鼓励先进，增强职业自豪感，提高工作效益。”该公司还在企业基本准则中明文规定：“努力保持得以吸引、培养和留用杰出人才的气氛，因为任何成就都是雇员集体努力的结晶。”
该公司为达到上述目标，一个成功的做法是提高职工的待遇，使自己公司职员的薪水超过同行业的平均水准。近十年来，美国《幸福》杂志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公司声誉调查，默克公司已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受尊敬的企业”。
美国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以其良好的福利待遇吸引了有才华的职员。早在一百多年前，该公司的章程就规定：“本公司明确承认：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密不可分。”1885年，公司开始让员工周六下午放假，薪金照发。1887年，公司制定了一项利润分享计划，这在美国工业界历史上是最早的。1915年，该公司制定并实施了疾病、残疾与人寿综合保险计划。1922年，公司向员工保证，每年固定雇用时间不少于48周，这意味着绝不炒公司员工的鱿鱼。公司还鼓励员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该公司20％的股票为职工所有。
由于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福利待遇好，吸引了外公司的人才。同时，本公司的员工们都尽心尽力地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
著名的柯达照相机、胶卷的发明者乔治·伊士曼，以自己卓越的发明才能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使一个靠5000美元起家的小工厂发展成为年销售额196亿美元的超级企业。
柯达公司的成功，除了实施全球化的管理策略之外，他那优厚的薪金待遇和良好的福利措施也都对员工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有人曾这样形容说：“谁要从柯达公司挖一些人过去，那就像要把3岁的小孩从他妈妈身边拉走一样不可能。”每年的3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柯达公司都要把近3亿美元的巨款分给员工，平均每人可分到3000美元(20世纪80年代)。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到3000元，而是谁为公司赚得多，谁拿的也就多。根据这套标准，公司每赚到1000元，员工便可以分到27美元到36美元不等的“利润”。
这种一年一度的薪金红利，并不是低薪金的补充。因为柯达公司薪水优厚，而且公司每付出1美元的工资，必然也要花费50美分用在职员的福利设施上。难怪这一天会吸引纽约罗切斯特的众多商人，在各自的窗边披红挂彩以示庆祝，在报纸、广播、电视上竞相争做广告，拍卖大批商品，甚至银行也加入了招揽客户的行列。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在纽约市最大雇主一年一度发放的这笔庞大的红利上大赚一笔。
薪金优厚不仅是柯达的传统，而且还是该公司得以成功的基础。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他在1898年分给每一位员工一大笔钱作为礼物。1912年公司把分发薪金红利作为正式的政策，此后每年都发，只有1943年因经济不景气例外。1932年，他在去世之前，还亲自决定在柯达公司设立退休制度、人寿保险制度和残疾人福利制度。除此之外，公司还建立了良好的生活娱乐设施，例如，在罗切斯特设立了一个医疗部门，有275名工作人员，包括35名全天候服务的医生和55名护士，还有60名专业技术人员。公司的员工中心有一座有20个球道的保龄球场、一座射击场和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剧院，还设有一家由公司建立、归员工所有、由员工自营的伊士曼储蓄银行。
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培养了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就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希望在柯达工作，世世代代为柯达公司效力。
整顿吏治 正上梁以正下梁
所有司道规例、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
——河南巡抚执行雍正的政策语
历代政治皆有一痼疾——送礼。重视礼仪交往的中国，送礼之风源远流长。当然，下属送给上司，百姓送给官员的礼，是不受“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规矩限制的。这正是雍正所反对的，所以雍正认为整顿吏治、清除送礼之风势在必行。
在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属，必须按一种陋规向上司送礼。若上司身兼数职，则要送数份礼。
山东巡抚黄炳向雍正提出革除此项陋规的建议。他拿自己作例，向雍正解释道：以前他主管的衙门，每年收规礼银十一万两，其中节礼六万两，丁地银十万余两，两司耗羡余银三万两，驿道、粮道规礼银各二千两，盐道及盐商规礼银三千两。黄炳说，他曾任按察使六年，仅收盐商的规礼银就达三万两，而他升任巡抚后一年中所收的规礼银，要比他做六年按察使所收的规礼银还要多。雍正知道后，明令禁止钦差大臣收受地方官吏的馈赠，禁止各省督府借收礼之机向各州县摊派。
巡察御史博济到江南考察，不顾雍正的禁令，向驿站收取规礼。雍正将博济交当地政府查办。接着，雍正趁热打铁，通令全国：“徜有再私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雍正之所以颁布此令，是因为他接受了田文镜向他提出的建议：“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就是说，下级犯罪，与上级督察不严有着必然联系，因此犯事官吏的上级也应该一并受到株连。这一招虽有些“损”，但却实用，各地方官员果然收敛多了。
雍正还加强对中央官员的管理。从前，地方官在向户部交纳钱粮时，每一千两税银中要加派二十五两的“余平银”和七两“饭银”。雍正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减去“余平银”的十分之一，以缓解地方上过重的财政负担。
耗羡归公后，在胤祥建议下，雍正取消“余平银”及“加色银”，也杜绝了地方官短交或以“潮银”抵充足色纹银的行为。这样，可以制止主管国库的官员与地方官员侵蚀国家钱粮的行为。
加派问题解决后，雍正又向“部费”举起了屠刀。部费即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不交纳一定数额的礼金，吏部就不批准予以实行。其他各级衙门也有类似的现象。雍正明文规定，严令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必须对“部费”严加禁止，倘有人督查不严，将从严治罪。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政府内请客送礼、收送“红包”等现象基本上被清理干净。嘉庆时史学家极赞雍正的这些措施，说是千年罕见之政治清明。
雍正这些措施之所以得力，是由于雍正采取了“欲正下梁先正上梁”的策略。俗语道：“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调理机构，也应先从上层开始。
1977年，当矶田一郎担任日本住友银行总裁时，这家曾是日本银行业第一名的企业已是内外交困，它的纯利润已降到高收入企业群中的第五位，业务也没有复苏的迹象。矶田一郎毫不气馁，他豪言壮志地宣布，要在三年内夺回银行业第一名的荣誉称号。
为实现目标，矶田一郎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变原来的平行型为上下级型，二是减薪。矶田一郎看到，原有的经营方式仍是沿用明治维新时期的做法：建立23个互相平行的部门，彼此在权力上平等、在时政上吃大锅饭。结果出现了主次不分、人浮于事、山头林立、互相扯皮、责任不明、争权夺利的现象。他认为，应建立主次分明的组织机构，即第一线和第二线制。第一线是企业的核心部分，包括业务、营业、国际三个总本部。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决定具有指令性。第二线是协助第一线完成任务的机构，包括企划、第一管理、第二管理三个总本部。
这样，住友银行机构之间便有了统属关系。矶田一郎说：“我没有精力接触每一位职员，我的职责是协调好中上层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调各部门的中上管理层，再去进一步协调住友的广大员工。我认为，这才是现代的管理理念。”
住友银行职员的工资很高，矶田一郎认为这是导致住友利润下降的一个因素，他要求减薪。他命令各部门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先行减薪，然后再将这一信息传达至广大职员。他说，中上层管理人员的减薪幅度要大于普通职员减薪的幅度，这样，广大职员才会在心理上认可。
果然，广大职员听到自己的上司已经减薪而且减薪的幅度较自己的还要大的时候，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三年之后，矶田一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无论是总收入，还是税前及税后利润，住友银行都居日本银行业第一。美国国际金融学会授予矶田一郎1982年度世界最佳银行家的光荣称号，并向他颁发了勋章和奖金。矶田一郎是日本第一个获此称号的银行家。
住友银行获得新生，与雍正整顿吏治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先正上梁，再正下梁。
艾柯卡初到克莱斯勒公司时，克莱斯勒的资金极度匮乏。为解决生产资金问题，艾柯卡提出“勒紧裤腰带”的口号，他首先将自己的年薪定得较低，然后，他再找到财会部，要求其他人为公司做贡献。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克莱斯勒公司上下员工齐心协力，终于使公司起死回生。
施恩属下 千里为年送荔枝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雍正对年羹尧语
雍正有时似小孩脾气，若他看着谁好时，谁便是哪里都好。当然，雍正恩宠部下，是为了让其为自己上刀山下火海。雍正恩宠年羹尧，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君臣亲热图，实在精彩，特辟一目，以飨读者。
雍正初即位时，很担心胤礻题，怕他起兵反抗。因川陕总督年羹尧对胤礻题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胤礻题没有反叛，而是乖乖地回了京城。雍正对年羹尧很是感激，自胤礻题被召回京，便命年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不久，雍正就发出谕旨：西北军务，“俱降旨年羹尧，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名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实际上被赋予西北军事权。抚远大将军延信成了一个空架子。
这年十月，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发生暴乱，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讨。年羹尧平定青海，雍正大加封赏，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也随之晋封为一等公，并加太傅衔，赐缎九十匹。
在年羹尧兵权巩固之后，雍正让其进一步参与朝中事务，并且事无巨细，都与年羹尧商量。如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说：“陕西光景似少些雨，麦田如何？……闻得江南、河南、山东三省搭界处十数州县，去岁蝗蝻复发，随便写来你知道。再先因边事急，要尔所办之事处，实不忍劳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尔之所见所闻，与天下国家吏治民生有兴利除弊，内外大小官员之臧否，随便徐徐奏来，朕酌量尔行。特谕。”吏治民生等事，本是宰辅职责，雍正也交年羹尧处理，可见对年羹尧的宠信程度。
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雍正大加赞赏，但朝中异议甚多，雍正左右为难，遂问年羹尧：“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
此外，雍正想把周敦颐、程灏、程颐列入孔庙十哲之内，要问问年羹尧的意见。连已经定下名次的翰林院例行的考庶常之事，雍正也要问问年羹尧的意见。这使得年羹尧觉得自己极受雍正的重视。
雍正赋予年羹尧极大的用人权。在年羹尧的管辖范围之内，官吏的去留都由年羹尧一人说了算，这在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川陕之外的地方官吏的去留，雍正也常征询年羹尧的意见。
不但如此，年羹尧进京陛见，雍正命各省的大臣赴京集会，可见对年羹尧恩宠的程度！(“史学家”有人言，年羹尧是雍正的生身父亲，一如吕不韦之于秦始皇。大不然也。雍正要比年羹尧还大上一岁哩！)
年羹尧受到这样的恩宠，是因为雍正初执政，尚无机会认识太多的人才，雍正一心想治理好国家，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年羹尧，当然把年羹尧当成个宝儿。雍正表示，希望能与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一心拉拢年羹尧，待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后，雍正竟失态地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而且还说：
你此番出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雍正还嫌这些不够肉麻，甚至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尔之待朕。”“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贪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这都哪儿是哪儿啊！连自己的子孙及天下臣民也要对得起年羹尧，雍正不是太天真，便是太狡猾——试想谁听了这番迷魂汤还能保持清醒？这时雍正让年羹尧掏出心来，年羹尧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还有呢，年羹尧及其妻子得病，雍正都加以询问，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的妹妹贵妃及她生的皇子福惠的情况，雍正也不时向年羹尧“通报”。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封为县郡，雍正特加恩多给其娘家一个公爵。雍正对年羹尧的赏赐极多。雍正元年春天，查抄原苏州织造李煦家产，将其在京房屋赏给了年羹尧，家奴任他挑选。赐金帛、药品、食物更是常事。有一次，雍正得到南方进贡的鲜荔枝，特意用驿站快马驰送到西安。六天的行程！看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应当改做“一骑红尘羹尧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了！
恩宠权臣到这一地步，也是一步险棋。雍正虽善于此道，却未能善始善终。可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夫蔼蔼仁风，淡水之交，方是待人的上上之选。
因材施教 驱驭臣属就正途
严急者导之以宽和，优柔者济之以刚毅，过者裁之，不及者引之。
——雍正语
雍正利用其完善的密折制度，启示臣属，警诫臣下，惩恶扬善，极大地改进了当时吏治。
田文镜一心为雍正办事，但雍正还是担心田文镜的急脾气。在提拔田文镜为河南巡抚后，雍正告诫道：“你比别人有能力，我才把河南交给你，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对于你，我担心你会犯‘过’的错误，而不是‘不及’。你要小心谨慎一些。”
为使大臣齐心协力办好公事，雍正也费了不少心思。禅济布与丁士一共同被任命为巡抚台湾的御史后，雍正在给他们的奏折中批道：“和衷二字最为紧要，倘有意见不同处，秉公据实密奏。万不可匿怨而友，尤不可循友误公。”意即：你们二人和和气气地工作，不要隐匿你们的不同意见，不要互相生气，尤其不要为了朋友的私情而耽误了公家大事。
鄂尔泰向雍正奏报滇黔两省大小文武官员的情况后，雍正批道：你所说的我大多都很同意，说得虽好，但还要在实践中考验后才能真心信任。即使是该人已经经历了几件让人信任的事，我们所能相信的，也只是他的过去而已。我们要关注他的将来情况，不要认为人是一成不变的。
雍正对奏折的批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使是同一件事，对象的不同，雍正也会有不同的教导。
如在大西南改土归流这件事上，当时缪沅、李绂、石礼哈和鄂尔泰等人提出建议基本相同，但雍正给他们的批示并不相同。
他对缪沅的建议采取了未置可否的态度，只将他的意见交给湖广总督杨宗仁议奏。此后，李绂两度提出，雍正只是给予部分的肯定。石礼哈请求用兵，雍正则指示他勿轻举妄动，及至鄂尔泰提出用兵，雍正则一百个同意，何也？
雍正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我所面对的臣子的性情、能力不同，所以才因材施教。对于急脾气且过于严猛的，我劝其要宽和；对于优柔寡断的，我劝其刚毅果断；对把事情做得过头的，我加以剪裁；对于未做到位的，我要因势利导。
从这一点上看，雍正已跻身于伟人之列。雍正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雍正的聪明才智确实超人一等。若没有这样超群的智力，谁能驾驭得了这样庞大的官僚群体？须知，一个完善的科层制组织直到一百多年后才建立起来。雍正自己说是殚精竭虑，这话太真实。如果不把治理好国家当做一等大事来抓，那也用不着殚精竭虑了。
孔子讲，因材施教。雍正是做到这一点了。人各有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人的长短不同而委以不同的岗位，因人不同的性情给予不同的教诲，这就是当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釜底抽薪 抄家罢官治贪吏
若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养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
——雍正语
康熙后期怠于吏治，致使清政府官员贪污成风。雍正即位后，整顿吏治，其中一大项便是惩治贪官，他的手段有二：抄家、罢官。
雍正元年八月，在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垲的建议下，雍正对贪官的处理办法是，将其官衙与原籍同时抄检，避免隐藏，一切家产估价变卖。雍正抄了许多任上亏空的官员的家，于是社会上盛传雍正“好抄人之家产”，甚至人们打牌，把成牌称作“抄家和”(这其中，雍正抄了曹雪芹的老家，有人同情《红楼梦》的作者，为曹家粉饰，称雍正为夺嫡等政治原因才抄曹家，曹家实属冤枉。此说非也。曹家任上亏空，大手大脚，又关涉驿站之案，所以被抄家。有兴趣读者可参看冯尔康先生著《雍正传》)。
雍正不太满意“抄家皇帝”的称号，辩解说：如果听任他们用巧取豪夺得来的财物来养家，那国家法律还有什么尊严？又靠什么来治理百姓？况且对这些犯法的人，原本就有抄家的法律条文。我也是将他们的家产抄来充实国库，并不是我自己贪图这点儿东西，我一年要蠲免数百万的赋税，还会看中这些贪官的家产？
与抄家同时进行的另一措施是罢官。雍正元年二月，雍正谕吏部：“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催追，必致贻累百姓。不可使复原任，若已清还完毕，尚可为官的，由大吏奏请。”雍正知道，若允许贪官留任清补，他们必然以新的方式补偿旧债。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他严厉打击贪官。雍正三年，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该省官员“参劾已大半”。
为保证亏欠能归还国库，又不许赃官得好处，雍正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措施：
命贪官亲戚帮助赔偿。雍正说，有的贪官把赃银寄藏在亲戚处，因此命令贪官的亲戚赔偿，但此法株连面太广，不久即废止不用。
禁止代赔法。在追赃的过程中，有些官吏往往指使下级官僚和地方百姓代为偿债。雍正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明令禁止这种代赔行为。雍正元年，新任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请求批准由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赵弘燮清还亏欠。雍正未批准，说，纵使地方官员富裕，只能为地方兴利除弊，但不能替上级补偿亏空。
对畏罪自杀官员加重处理。有些官员自知被参，性命难保，为了给自己留些脸面，也为了给家人留些财产，遂自杀。雍正明晰此中情由，说这些贪官：“料必以官职不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遂加重对畏罪自杀官员的惩治，严加审训他们的妻子及亲属，“以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贪污乃官僚政治的毒瘤，自从有了政治现象以来，便有了贪污现象。据恩格斯的论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职业政治家——氏族首领及祭司，这些人自从能掌握氏族内部公有财产的分配权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贪污腐败的行为。
虽有人言：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财之于人的生活，实在是“善莫大焉”，所以只要人生活在世上，就要同钱财打交道。
既然如此，既然人注定要同钱财打交道，那么，一些官员注定是要贪污的——只要有条件。所以，整顿吏治必须要用强硬手腕。道德说教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不能寄希望于人会忘掉本性。所以，制度设计要比道德说教更有效果。
雍正的“制度设计”乃是在十分强大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上实行的，所以效果显著。
失之偏见 知识分子有冤声
他们这号人，都是一个德性。
——伊里莎白小姐评达西先生(见《傲慢与偏见》)
雍正与康熙一样，很忌讳臣属私自结党(其实所有的封建主乃至统治者都忌讳)。所以他上任以来，一直打击朋党之事。文人爱结党、联谊，同年考中进士的人联谊即“年谊”。对此，雍正尤其忌讳。兼之雍正崇尚实干家，因为文人们常常口若悬河，到了实践中却常常碰壁，甚而“完全无用是书生”，所以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就产生一种偏见：这些酸臭的知识分子，最易害我大事，因而常常打击。
雍正五年，雍正任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为湖南巡抚，要他到任后不要犯偏袒科目、姑息绅衿的毛病，嘱咐他：“令众人晓然知尔心迹方好。否由年谊故旧之夤缘请托，音问书礼，络绎纷纭，即不胜其酬祚矣。”要他勿与“同伴”密切交往，应板起面孔，不留情面，严参一二个科甲出身的庸员，重惩几个败检不肖的劣生。
王国栋上任后，为政廉洁、谨慎、勤政，颇受地方百姓、百官好评，但是王国栋忽视了雍正的嘱托，没有“严参一二”科甲出身的官员及劣生。雍正大怒，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遂将王国栋调任。
同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自认聪明，认为周知非与田文镜不合，周知非既是科甲出身，定是对非科甲出身的田文镜有意见，因而“顽废不职”(当年李绂与田文镜互参，本是田文镜理屈，但是田文镜指责李绂为科甲同仁说话，触动雍正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心弦，雍正遂支持田文镜。为此事，天下举子心中多有忿气)。将周知非革职，以示儆戒。
同年，湖南攸县知县萧谋，明知前任陈溥在任时仓谷霉变，仍没有买粮补足。按规定萧谋应上报此事。雍正认为，萧谋、陈溥都是科举人，因此萧谋故意袒护陈溥朋比为奸，因此，罚萧谋自行代替陈溥补纳亏空(用萧自己的钱)，并将陈溥革职。
同年，给事中崔致远回山西原籍为父守丧，雍正说崔致远人品不好，命山西巡抚伊都立去考察崔致远(当然是找崔的麻烦)。一年过去了，伊都立也未给雍正满意的答复。雍正大怒，说，伊都立与崔致远都是科甲出身，伊都立出于同类相护之心，才不复命，命将伊都立交吏部议处。
以上这些事例，基本上都反映了雍正在打击科甲时所犯的偏见之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朝被蛇咬，十年恶井绳。没有真凭实据，只靠雍正自己的“自由心证”，底气难免不足，也难免底下人议论纷纷。
与偏见相似，心理学上有一种“眩惑现象”，即看到一个人具有某种特殊的优点或是缺点，就受到眩惑，误以为这个人什么事都有办法，或是误以为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没办法。
身为上司的人，对于这一点尤应谨慎。某公司一位黄处长，发现一个属下的记忆力与众不同，因而对他极为赏识。他受到眩惑，误以为这个属下在其他方面也超人一等，于是破格提拔他为特别助理。事实上，这个属下除了记忆力超众之外，别无专长。黄处长不知底细，一意重用他。于是，以这个属下为“策划人”所企划的若干销售方案，全盘皆输。这个“青云直上”的属下被妒火中烧的其他同事整得死去活来。黄处长也因业绩不佳而被贬职。
常言道，情人眼里出西施，爱上一个人，疤痕也看成酒窝。雍正因崇尚实干家，实干家的对立面是理论家，理论家又多来自科甲人才。这些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未经历多少世事，只要一考得中，便被任用为一方土地之父母官，也的确是有些“高寒反应”——不太适应环境。所以他们偶犯些错，也是必然。
偏见，也叫“前见”，就是在分析具体情况之前所下的结论。偏见是懒惰者的思维方式，他们常以为，自己办过或者看过类似的事，已有经验。孰不知，就是这种“经验”，才误大事！比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见过很多貌丑的人都无学问，就以为貌丑的子羽先生也是不学无术。
再比如：英国人刚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许多商人都犯了“偏见”的错误。有人把成船的餐具运到中国，没想到中国人只用筷子、瓷汤勺，用不上英国的银制刀叉。又有英国商人将睡帽运到中国来，孰知中国人睡觉是不需要睡帽的。
当然，这种“偏见”似乎与汉语语境的“偏见”有一点儿距离。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都具有一定的思维惯式。比如，“南甜北咸”：一般人都认为南方人偏爱甜口味，北方人偏爱咸口味。如若被此思维惯式限制住，产生“偏见”，则要出错：如有食品商将发往南方的产品中多加些糖，将发往北方的产品中多配些盐，孰不知南方、北方的概念太大了。南方人中有人喜咸，北方人中也有人喜甜，万不可被“偏见”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