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政治篇
终生勤奋 孜孜不倦为万民
业精于勤，荒于嬉。
——中国谚语
雍正自幼勤奋，做皇子时即努力好学。或许其他皇子也会这样，毕竟前面有个王位在召唤。雍正即位后，仍能兢兢业业，则超出他人许多。
雍正即位第二年，向大臣们说：“朕仰荷皇考治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室，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勤于政事乃是出于自觉，不像有些帝王需经历一番思想斗争的历程才能步入正轨。如春秋时晋文公，新娶一名为南之威的美人，得欢后三日未理朝政。文公思勤政，于是推开南之威，慨叹说：“以后必有以美色而亡国者。”雍正也不像北宋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初当政时，喜用弹弓弹雀，一次正在弹雀时，有大臣报有急事见皇帝。及见之，并非赵匡胤所想像的那般急切或重要，遂大怒，说：“这也算是急事？”大臣答道：“那也急于弹雀呀。”太祖用斧柄打落大臣的两颗牙齿。这位大臣徐徐跪下，拾起碎牙齿怀入衣中。太祖问：“你要拿着牙齿去告我啊？”大臣说：“臣不敢告，自有史官书之。”太祖释怒谢之，赐以金帛，自此禁玩而勤政。
雍正的勤奋刻苦也反映在他的朱批上。如“日间刻无宁时，此时已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丙夜灯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之精勤也”。
雍正自己勤政，对下臣也时时提出殷切希望，谆谆教导。如雍正五年时，雍正命朱纲为云南巡抚。朱纲辞行时，雍正对他说：“朕初御极时，诸臣多未谋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朕之不稍图暇逸者如此。尔等督抚身任封疆之责，朕又岂肯任其贪图逸乐？务宜勉为之，无为溺职之巡抚。”意即：我刚上任时，与诸位都不熟悉。我花费了许多心血，才逐一与诸位相识、相知。我常常办公至半夜，无暇考虑我个人身体情况。你们这些封疆大吏责任重大，我既不敢贪图安逸，你们也不要荒芜政务。
对未能勤政的大臣，雍正则严加训斥。雍正五年六月，因交给廷臣办的事务未得办理，雍正训斥道：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不顾暑热地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我交办的事情抱沉默态度，不来回奏？如果不想办理的话，干脆交给我自己来办算了！
雍正六年二月，新任御史鄂齐善、曾元迈值班时早退，大学士马尔赛奏请皇上把他们交部议处。雍正认为，这些新进小臣尚且如此怠惰，如不加整饬，工作作风一定难以令人满意。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令鄂齐善、曾元迈二人每天到圆明园去值班，日未出时即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
在法国巴黎，有一种大圆面包竟然和巴黎香水、服装齐名，这些面包出炉后，很快就会摆在欧、美、日诸国政要、富贾的餐桌上，这种面包是由巴黎年轻的面包师利翁内勒·布瓦拉纳的公司烘制的。
在布瓦拉纳的祖辈中，有12位面包师。老布瓦拉纳正赶上白面包蜂拥而上的时代，但老布瓦拉纳没有像其他面包师那样安装现代化的烤箱。因此，勤奋的小布瓦拉纳不久就掌握了烘制面包的各道工艺。布瓦拉纳长大以后，仍时刻不忘其父的告诫：“要烘制最好的面包，就不要偷懒。”
布瓦拉纳的面包房里，至今仍然保留着几个世纪以来制作面包的传统方法。他的面包由用石磨磨出的面粉制成，虽然看上去面带褐色，却充分保留着麦芽、脂肪和矿物质。他不满意现代化的白面包，因为这种用工业酵母发酵、用电或重油炉烤出的面包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味道也越来越差。布瓦拉纳用的是天然酵母，其烤炉也是按古代式样砌成。除了使人能筋疲力尽的揉面工作，现在已改用现代机械操作外，其他各道工序依旧沿用祖辈传下来的方式。
布瓦拉纳说，现代人越来越懒，不愿意出力，他们不知道，只有用辛勤劳动烘制的面包才是最香的。
现在，布瓦拉纳已是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可是他依旧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到烘烤房去。他还刻苦钻研面包制作技术。1968年，他应别人邀请，制作了一套面包家具：几个画框，一个荷兰式餐柜，一张有天盖的床，甚至还有一个鸟笼。他还用面包为一个雕塑家做了一个头像。布瓦拉纳说，没有用面包做不成的东西，如果你始终勤奋的话。
人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信念：业精于勤，荒于嬉。虽明晓这个道理，但能在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者，则是凤毛麟角。
雍正勤于政务，稍不敢怠慢，实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明君，试想二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百千帝王，有谁能像雍正一样：即使在临死前的几天里，还在辛苦工作。
雍正幼秉儒学，以人主自居，他体认了这份角色，并切身实施。他自己多次感叹自己这份工作的难度：“整日坐于大殿，酷暑难当”，“夜已三更，尚未入睡”，真可谓“朝乾夕惕”了。
防微杜渐 勿以事小而不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中国古语
雍正对太监严格要求，禁止太监参政。如雍正元年六月，雍正说，有的太监不懂规矩，打扫之时，拿着笤帚，从宝座前昂首走过，没有表现出敬畏的意思。因此，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急走过去以示敬畏。八月十三日，雍正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的礼节：诸王大臣走进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太监则要让路。太监们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
雍正严禁太监来干预外廷事务。康熙时总管太监魏珠与胤禟结交，泄露宫中秘密。雍正即位后，就把魏珠罚往景陵守陵。雍正多次发布谕旨，告诫外臣不得钻营太监，内外臣工不得欺蔽。雍正三年，扫院太监傅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打听：有一废官欲求复职，不知是否保奏。刘裕应上奏此事，因这是违法的，但他只告诉了总官太监，总管太监也未上奏。雍正知道此事后，责令总管太监和刘裕说明原委。其他关涉此事的人都被锁拿问罪。
太监们多系直隶人，他们的亲友往往仗势作恶，地方官若惩治，就逃亡京城。有鉴于此，雍正于四年八月谕总管太监，凡有太监亲属被地方官查拿的，行文到内务府，即按例发落不必奏闻，表示不保护使役太监，一定按国法办事。众太监畏法不敢生事。
不但太监，其他人干涉政事，也要受到雍正的惩罚。一次雍正看戏，看得高兴，赏赐戏伶食物，该伶不知好歹，问雍正某地方官的名字。雍正大怒，一个戏伶也要问问政事！立将这位伶人处死。
女人亦不得干涉政事。所以在整个雍正王朝，政治始终是政治家的事。现代社会讲究民主，参与政治的人口越多说明越民主，但这是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如果换成在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则要现实地考虑。比如太监，相信他们并无把国家治理好的雄心壮志，他们所着眼的，只是他们周围的蝇头小利，天下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古太监参政，便有许多专横跋扈的案例发生。如唐代肃宗、代宗时，太监鱼朝恩干预政事，贪污骄横，置狱北军，人称地牢。太监程元振，冤杀大将来琪，逐斥宰相裴冕，诋毁大将李光弼。唐文宗时太监仇士良擅权，连文宗也受他的控制，他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前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唐僖宗时有太监田令孜，恃宠专横，僖宗称他为阿父！
明朝武宗时太监刘瑾，在东厂、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使缉事人四出活动，镇压异己，满朝畏惧。明朝熹宗时太监魏宗贤，勾结熹宗的乳母容氏，专断国政，兴大狱，屠杀东林党人，还自称九千岁。
这些活生生的史实，使得熟谙史书的雍正不敢松懈，防微杜渐阻遏太监专政。后人议及前朝政治多要说些国君宠后宠太监的事，雍正在这方面未留给后人口实。终雍正一朝大权紧紧握在雍正手中，不容他人置喙。
本田公司是世界知名的高效率公司，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不要忽视小问题，防微杜渐，使自己的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公司。一位美国专家在日本的本田埼玉工厂考察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工间休息10分钟的铃声响过之后，大多数的员工继续工作30秒到1分钟，完成手中正在做的事，打字员也在打完本段落后才停下来。这在本田公司很正常的事却令美国专家大吃一惊。在美国，只要铃声一响，工人便会放下手中的话，跑向最近的出口。据美国罗伯特职业介绍公司1986年的调查，美国员工平均每周“盗窃”时间约为4小时24分钟，如果按年度计算，相当于6周时间。如此计算起来，每年约有价值1970亿美元的时间被美国员工不知不觉间“盗窃”了。这一金额几乎是美国汽车业的总销售额！
本田宗一郎认为，公司职工人数多，如果每人每天节省两秒钟，那么全体员工每天可节省4000秒以上，即一小时以上，这样，一年可多生产多少辆汽车啊！在这样信念的支配下，本田公司以其不可思议的高效率独步世界车林。
日本车胎大王，Buligiston轮胎公司董事长石桥正二郎，本来是做布鞋的小商人。他在开第一家胶鞋厂的时候，就注重员工的管理。他发现，员工们经常把零部件随便扔在地上，但是他没说什么。一天，他把一些硬币扔在车间的地上，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就离开了工厂。第二天，摸不着头脑的员工问石桥正二郎先生。石桥说：“我把硬币扔在地上，你们看到了，知道这东西是钱，都弯腰把它们捡起来了；可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地上那些被随便放置的零件？在通货膨胀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你们捡起的不过是日益不值钱的硬币，而被你们忽视的零部件却是在不断升值的啊！”
员工们顿悟。从此，再也没有人把零部件随便扔放在工厂的地上了。石桥正二郎以这种方式启迪员工：切不可因为是小事就忽略它，被忽略的小事正是创造价值的关键呢。
雍正不认为太监、女人、戏伶等人关涉政治是小事，防微杜渐，保证了政治的可把握性。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也是这样。须知，在生意场上，没有可以被忽视的小事。我们不妨再举一例。
日本有一个名叫长泽三次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一年后他辞职不干了。此时他只有做纸盒的技术，所以只好开了一家小小的纸盒行。包装糖果糕饼、布匹、衣服等用的纸盒需求量虽大，但竞争激烈。他小本经营，奄奄一息。这时，有个小出版社向他订购了两万日元的书套纸盒。他借此机会调查书套纸盒的市场，发现书籍装订盒和大的纸盒厂都把书套纸盒看做对方的业务，因而这里存在一个空当。
长泽决定在这一小小的空当中好好干一番。普通纸盒即使有些偏差也没大碍，但书套纸盒要求高精度。他把制作程序分为十个分段，其中只有一个分段需要熟练的技术。其余较简单的部分就让工资低廉的家庭妇女包办。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后来，随着豪华书籍的增加，他轻而易举地坐上了日本书套盒界的第一把交椅。
设军机处 万般大权归一身
生杀之权，操之自朕。
——雍正语
雍正之前，历代王朝多以宰相统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权力过重，相权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雍正七年，使设军机处以制约“相权”。
军机处的由来，原为平息准噶尔叛乱，密授四大臣经办两路军的军需事宜，以军报、运饷为机密要事，责专人，秘密行事。
军机处算不上是一级机构，它无定员。被选为军机处的官员，都是兼职(而无专职人员)，称军机大臣。大臣们依原有的品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如首席、首揆、揆席等。军机处的属员，则由“各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充任，名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一人负责。
军机大臣地位高，但无实权。他们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即使巡幸外地，也像在京城一样办理。具体规定是：
每天寅时(三时至五时)，军机大臣进宫值班，完事后，由太监“传旨令散”。每天皇帝召见没有定时，一日或有数次。召见时，皇帝赐坐，大臣将各处奏折进呈，等候皇帝钦批，“承旨”毕，则退出。
军机处对其印信管理极严。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贮于“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如果想要使用印信，应事先用同形式通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需雍正批准。
军机处启用后，原为朝廷权力中枢的内阁，自此变成有名无实的机构。大学士位阶崇高，却无事可干。清初独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因之被置于无用之地，因无大政可议，有其名而无其实。
军机处牢牢地控制在雍正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权力皆由皇帝自操，军机大臣也只是办事人员。军机处将封建专制推向了顶峰，避免了历代王朝的权臣专权、宦官专权的景象。即使清初之圣祖，犹有鳌拜、明珠、索额图等人擅权，雍正设军机处，建立了君主高度专制的运行机制，保证了中央集权，保证了最高层的统治集团能够长期稳定、统一，百姓也可持久地休养生息。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雍正创立的军机处，也有着始料不及的积极后果。
雍正的做法对现代社会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比如说中央权力分散，易使权力之间发生冲突。如一些国家军权过于强大，简直自成一体，军队常常干涉政治事务给国家带来不稳定。
雍正每次只约见一位军机大臣，君主二人面对面交谈，易使大臣产生亲近心理，心无芥蒂，更努力工作。现代一些企业老板从不公开职员的工资，红包也是秘密的，这可减少工人之间的利益摩擦，减少内耗，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和凝聚力。
雍正对印章管理极严，对今日银行业的运作或有一些启迪。如有的银行为图工作方便，将本应分别保管的印章交由一个人管理，将使用印章的繁杂程序删繁就简。结果，为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机会，有的携巨款潜逃，有的搞金融诈骗，有的贪污腐败，等等。
一统八旗 帝王权力达旗民
如果国家权力不能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君主的王位不会安稳。
——马利雅弗里《君主论》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的过程中创立的一种制度。他把属于自己的所有兵民分编为八个旗，即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正白、镶白旗。旗民在旗主的统辖下，平日耕猎为民，战时披甲当兵。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效忠努尔哈赤。随着清朝统治的正规化，八旗制的弊端愈来愈明显。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就曾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又勾结黄旗的骨干分子，抢走了清朝的实际统治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再后就自称“皇父”了。
顺治接管了正白、正黄、镶黄三旗(即上三旗)，但下五旗仍是清朝封建制度的一个隐患。
康熙时，派皇子到下五旗中做管主，代替原来的旗主，削弱了旗主的实力。
雍正时，八旗的旗主势力已无法与皇权抗衡。雍正任用自己的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很快发现皇权与管主及八旗内部存在着很大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分崇高，还影响皇帝对旗民直接的权力；管主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不免要常常耽误公务。于是雍正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八旗。
雍正六年，雍正减少管主，取消了信德郡王德昭、崇安、锡保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
雍正先后任用庄亲王胤禄、平郡王福彭管理都统事务。这与管理旗务不同。管理旗务，管主是八旗都统的上级，对管主都统得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而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即使高于都统，也高不到哪儿去。都统负责掌握八旗的政令施行、户口的稽查、旗人的教养训导、官爵的推荐、军粮器械的征收以及协助皇帝管理旗务。他们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非主奴关系。
雍正通过这一步棋将旗务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瓜分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百姓们只是刀板上的牛羊肉，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在如此政治制度里，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完全是围绕着权力的瓜分进行的。因此，如果皇帝的政令、权力不能直接贯彻下去，而是中途遇阻，那么，原本缺乏民主的社会必然缺乏权力“核心”。如清代初期，旗民身上有两种权力交错：皇权与旗主权。权力的运行不畅，社会管理系统效率低下。
但在民主社会里，社会反对有如此强大的专制权力，相反，社会需要多种力量相互制约，才不致使某种权力称王称霸，鱼肉乡里。
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是不同的，雍正的某些做法，只适合于他的社会。
照顾弱小 得民心者得天下
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只要看该国穷苦百姓就可以了。
——法国俗语
佃户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每个权贵都可以欺凌他们。封建社会的法律多倾向于权贵，如佃户与权贵之间发生争斗，互有损伤，则佃户要承受更大的责任，遭受更严厉的惩罚。雍正帝性格率直，他向这条千古不变的律例提出挑战。
雍正中期，广西发生一案：生员陈为翰踢死佃农何壮深。陈为翰多方抵赖，反咬一口，声称是佃农何壮深先动手的。雍正得知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佃农必不敢先动手打生员，陈为翰必定是劣绅，因此命令巡抚李绂详察此事。事实证实了雍正的猜测。雍正随即指出：读书人打死人，与其身分不合，不应按一般失手伤人案处理，因此下令，对欺凌百姓殴人致死者，应从严治罪。
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保护平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般的官员都反对这条命令，声称如此规定，则平民会借此要挟绅衿，不利治安。雍正深思熟虑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条款：
1.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后，乡绅照违制律议处，监衿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
2.凡地方官容忍不行查究，经上司题参，照循该律查处；失于觉察，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
3.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地方官循纵肆虐者，照溺职例革职。不能详察者，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其上司循纵不参，照不揭报劣员例议处。
4.对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例责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
此外，雍正还特别规定：秀才、监生若擅责佃户，除革去功名外，还要给予八十杖重责的处罚。此举不但表明雍正严禁绅衿欺压佃户的态度，同时还表明佃户的法律地位较从前有了很大提高。单从这一条款上看，佃户的法律责任要弱于绅衿，这是否与现代法律观念相暗合呢？即：权力大者责任大。
雍正之所以对绅衿做出如此苛刻的规定，并不是雍正瞧不起绅衿，而是他认为，绅衿担负着文化传承、振作世风的重要作用，理应知书达理，为人表率，如果读了孔孟之书，还要行奸横诡谲欺凌百姓的事，那就禽兽不如，尤要严惩。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埃利亚特·杰夫1949年从哈顿商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他发现，市场上很少有质好价廉的商品，一些名牌商品的价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杰夫决定，要建立一家面向大众的精品商店——将精品从绅衿的专利扩大为普天之下的商品。1962年，他劝说妻子罗莎林以5000元起家，开了一家时装店，他们专门卖质量绝佳的商品，却永远以20％～40％的折扣卖出。到70年代中期，这家名为德莱斯衣店的小店已发展为公司，拥有18家分店。一些名牌商品也成为他们的常客，如Lizclaiborneciao，JomesNewYork，clavinkleinsport等等。到1988年，德莱斯衣店已拥有307家分店，遍布美国26个州。其资本收益高达42％。目前，杰夫的事业仍处在不断的进步中。
BIC公司的成长被誉为“美国最成功企业的事迹”之一。它从负债累累到成绩辉煌，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BIC公司的前身是生产钢笔的华脱曼公司，由于他们走的是高级商品的路线，市场愈来愈小，出现了生产危机。这时，法国企业家贝奇(BICH)把它买了下来。
贝奇先生信奉这样的生产哲学——集中生产普通老百姓也能用的商品。买下华脱曼公司后，贝奇决定生产便宜、实用的圆珠笔。事实证明，贝奇的生产策略是成功的。在强大的销售队伍的努力下，BIC公司销售的笔占据了美国笔零售市场的66％，笔纪念品市场(有纪念文字或设计的笔)的100％，在广告用笔和办公用笔的市场上也占了相当数量，成为美国圆珠笔生产行业的领先者。
法律界有一句俗语，意思是说考察法治，只需看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状况就可以了。只要弱者得到保护，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和平、幸福之中。雍正的做法是带有全局性眼光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而非绅衿。
同样，公司要发展，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才会有强大的后劲，德莱斯衣店与BIC公司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
慎重民命 宽严相济承大统
人命重案，务使情法得中，严固不可，宽亦不可。
——雍正语
雍正五年，经过君臣的努力，一部新的《大清律》诞生了。在新律中，雍正对旧律做了很多改动。如废除割脚筋等酷刑，因为他认为，这种刑法使受刑人变成残废，一来不人道，二来这样的人不但不能为国家工作，国家反而要来养活他们，对国家来说，殊不合算。雍正朝有一官员被判腰斩，因行刑前未贿赂刽子手，身体分为两截之后痛楚万分，以手指连书三十六个“惨”字。雍正得知后，为之黯然神伤，不久就废除了腰斩刑。
雍正素重社会风气，这在律例上也有反映。原清律有一条规定，奴仆盗窃主人财物，照平民犯此罪的量刑程度减等处理，即不给奴仆面上刺字，最多只处以流放。雍正认为应当修改，因为主仆关系非同一般平民关系，因而将其改为：“若奴仆自盗，依平民处理，不减等，仍刺字；若勾引他人伙同犯案，按所盗窃赃物递加一等论处；赃银在一百二十两以上的处以绞刑监候(即死缓)，三百两以上则处以斩刑……”
可见，雍正在刑律上是主张宽严相济的。由于直隶盗案频繁发生，雍正特指出：“从来法宽则愚民易犯，非刑期无刑之意。”因此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并命令：将犯罪团伙的首领、随从一律正法。雍正名之为“以辟止辟”。到雍正十年，直隶盗案有所缓解，雍正才取消上述做法，指示：盗窃案，应按“法无可贷、情有可原”的精神，依照具体情况“拟定结案”。
雍正一再表示自己“慎重民命”，因此对死刑案的终审情况做了一番改革。在雍正之前，京师审结死刑犯，要三复奏，即由皇帝最后把关。地方上的审理，则由地方自行判决。雍正有些不放心，下令将地方上的死刑判决也送到京师来，由他亲自审理结案。别说，雍正还真审出一些冤假错案。
百姓郑人进原被判为斩刑。雍正查知：郑人进原聘王北辰之女为妻，后来王北辰赖婚，因此郑人进将王北辰之女抢去。王北辰又率一伙人前去与郑人进论理，双方发生争执，郑人进失手将王北辰的随从王兰贵打死了。雍正指出，该案错在王北辰，郑人进并非故意杀人，故将斩刑改判死缓。
江西永新县百姓朱宁三屡次偷盗，迫使他的哥哥朱伦三卖子帮他还债。此后，朱宁三又因偷牛被捉，朱伦三一气之下与侄子朱三杰将朱宁三淹死。刑部拟将朱伦三判处流放罪，判朱三杰有期徒刑。雍正认为朱宁三首恶在先，族人朱伦三、朱三杰乃“剪除凶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至于身死，亦是惩恶防患之道，情非得已。”因此将朱伦三、朱三杰无罪释放。
福建建安县百姓魏华音偷割他人水稻，之后嫁祸于人，将已故兄长之子勒死以图逃避惩罚。刑部按尊长致死幼卑条例予以从轻判决，雍正认为，魏华音虽是死者的亲叔叔，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侄子时已没有了尊卑长幼的名分。最后将魏华音判了绞刑。
雍正还是很有现代法治观念的。有过错在先，则要承担过失责任。死刑审核统一由中央机构处理，也与当今做法一致。当然，如果这种权力是由民选代表在固定机构行使就更好了，仅由雍正一人处理，未免太专制，尽管雍正本人还累得够戗。雍正判魏华音案，反映了雍正不囿于儒家经典，而是充分考虑到法理、人情，做出合乎民意的判决。在直隶盗窃案的处理上，雍正是秉持“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做法的。
当然，这都是以现代法治观念去衡量，这有些难为了雍正，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1946年，正是日本战败后最混乱、最艰苦的时期。可是，当时的松下电器公司，在“公司的重建关系到国家的重建”的信念支撑下，迅速开始复兴工作。1月4日早晨，松下幸之助按往常一样在老地方等着公司的车来接他。可是司机迟到了10分钟。松下幸之助得知司机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就迟到时很生气，将司机及其上司一直向上直到松下本人，都做了减薪的处罚。几年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起这一事件，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如果是现在，或许可能觉得在艰苦的40年代，不必过于严厉，迟到10分钟也可以不去注意，放过一马。可是这么一来，习惯成自然，原本松懈的心就会更松弛。所以当时的减薪处分，我想确实是有其意义的。”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名为山下的销售经理，决策失误，使松下损失了几百万美元的商品，松下幸之助却没有给予很严厉的处分。为什么呢？松下认为，山下的决策失误并不是他不肯努力，不热心工作，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但汽车司机无缘无故迟到10分钟，还很坦然，则是态度问题，应加以严厉处罚。宽严相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松下幸之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出贱为良 一朝洗尽百年耻
天地为之廓清矣。
——清代学者俞正燮评价雍正解奴为民语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上自王公，下至奴婢匠工，序列井然，不得逾矩。雍正也认可等级制度，但在下层百姓的人权问题方面，雍正则很大度。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雍正，请求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时支持建文皇帝的官员，永乐皇帝将这些人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由此称为乐户。雍正批准了年熙的奏折，同时令各省检查，若有类似山陕乐户一样的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
雍正元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又上奏折，请求解放浙江绍兴惰民丐籍，说：“所谓惰民者，相传为宋朝罪俘之遗，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也不得服，特别以辱之也。男子只许捕蛙、卖饧、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妆新嫁娶，为人髻冠梳发。”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若削其贱籍，他们反倒没有活路了。雍正不同意，他认为，除籍是好事，至少这些人还有其他的择业机会。
雍正五年，雍正提出：“近闻江南省中，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佃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同，就予开豁为良，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于是经雍正自提，令人具奏，然后在奏折上批“准”字，将“世仆”、“伴当”的贱籍除豁。
雍正二年，雍正亲书朱谕，命将广东沿海“旦民”当做平民百姓。
雍正八年，江苏巡抚严继善请求将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除赋为良，得雍正准许。
孔子曾讲：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古人很重视名及正名，可是正是由于正名，所以也就重视从名字、名分上打击他人。前人赐予一些贱名，后人忘却了这档子事，只有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贱名者自己记得此事，抗争无路，惟有依赖清官出现。这清官，也要靠圣明天子撑腰。于是在雍正一朝准许出贱为良，自然深得天下百姓之心。
名字、名分对于古人很重要，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同样重要。随便走在哪一座城市，人们都可看到专门为人起名测字的公司，其效益如何不敢断言。不过，见到几幅沈阳市大藏卜名斋的广告，也见过其店铺，似乎生意尚差强人意。
国外亦然。有位名叫费曼尼克的先生，拥有四百家经营汽车零部件的连锁店。生意逐年扩展，费老板却觉得公司原有名称与现实业务有些不相称。他的公司原名为“SHACK”。该词在英文中为“简陋的小木屋”或棚屋之意，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小规模的夫妻店。为起到一个好名字，费曼尼克先生特意找了一家专业起名公司——涅姆莱伯公司。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涅姆莱伯公司为费曼尼克提供了八个候选名字。最后，费曼尼克选中了“AUTOZONE”。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派头大，又具现代气息。更为重要的是，“AUTO—ZONE”一词酷似德文，很德国化。要知道，在汽车行业中，“德国化”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名称。
名字起得不好也会闹笑话。麦当劳快餐店出售一种双层夹肉大汉堡包，叫做“BIGMAC”，而这个词在加拿大的俚语中是“大乳房”之意。可以想见，麦当劳公司在加拿大的遭遇是如何的糟糕了吧。
中国香港名牌服饰“金利来”，原来的名字叫“金狮”，其英文名为GoldenLion。为何改名？原来，“金狮”在香港国语中的发音类似“净输”，香港人嫌不吉利，忌讳。所以曾宪梓先生以英文名的音译为名，就成了今日妇孺皆知的“金利来”。
有些学校也重视“正名”工作。小小院校，名不见经传，也敢叫“东亚大学”。北京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都以小地方的名称命名，“北京”虽不如“东亚”大，但北京大学却是人人晓得，估计没几个人听说过东亚大学。
有些公司规模不大，动不动也称“亚洲”、“宇宙”、“全球”，名字挺唬人。能成功的，也并不多见。可见名称、名分一事原也不是绝顶重要，重要的是修炼内功，方能镇得住有分量的名字。
雍正为贱民正名，但可想见，贱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善。所以，名实相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名不符实则要尽量避免。
严猛不猛 因人而异达善治
你只要正己率属，令属员不侵上剥下，分外贪取则已。
——雍正嘱湖南巡抚布兰泰语
雍正自称为政严猛，事实上也的确这样做了，但引人深思的是，雍正并没有一味地严猛，他的政策是因人而异、灵活多变的。
先看雍正对待百姓与对待大臣的态度。
雍正很爱护百姓。他说：“(朕)爱我百姓，实怀父母保养之心，思勤恒出于至诚，若有一毫不便于民之处，立即措置，务使万民安家乐业，无一夫不获其所。故地方一有不肖官员，不法奸民，定加惩治，盖奸邪一日不去，良善一日不安。”
雍正即位之初，就给直隶巡抚李维钧下一道命令：畿甸(城市郊区)之内，旗民杂处，旗人暴横，颇苦小民。尔当整饬，不必避忌旗汉形迹，畏惧王公勋威，皆密奏以闻。”这是密折，不对外公开的，更可见雍正爱民之心，并非空言。
雍正对官吏经常严责，对百姓却很宽仁。在社仓问题上，他反复告诫地方官“社仓捐谷，听民自便”，不可“绳以官法”。此后，当某些地方社仓的仓谷出现了亏空现象，雍正命令各地方官在办理此事的时候，只需将已经交给官府并被官吏侵蚀的那部分追剿，而对官府为了“政绩”虚报的那一部分，则不要催交，否则，“小民必致扰累”，应听其自便。由此可见，雍正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是十分宽仁的。
雍正多次蠲免赋税、赈济百姓。江南、浙江、江西等地的浮粮长期成为百姓的生计之累，康熙晚年曾打算予以蠲免，但因臣属意见不一致而作罢。雍正即位伊始，即下令予以蠲免。结果江南正额苏州免三十万两，松江免十五万两，浙江嘉兴、湖州、江西南昌递相减除，共计每年减免六十一万两有余。直省正供蠲免者也达数百万两。有人赞雍正：“即偏州小邑，偶灾歉，殷然以己饥己溺为念，立行蠲赈。边省之劳于输挽者，则优加惠，以舒其力。”
对官吏，从总体上说，雍正是以严猛为主。但这里还需细分，对自己的心腹，以忍为主；对自己不喜欢的，则以严猛为主。他曾这样说：“朕之待人，悉本至公，而观人必于其素。不以一时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
雍正执法灵活。谈及亏空钱之事，雍正声色俱厉，然而在执行时并非一概苛严。如雍正六年，他密谕广东巡抚傅泰：“仓谷事件，朕前降过旨意，今已完及七八分矣，尔勿得即行题参，尚能赔补，人去得者，尔只缮折具奏，勿得显露。钦此。”意即，仓谷事件，现已办理得差不多了，你也不必太认真，就这样了结算了。
对于陋规，雍正虽然声称要对私受陋规者“置之重典”，他暗中还是有所松动。如雍正元年五月，云南巡抚杨名时奏报：“巡抚衙门，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雍正不同意，说：“若一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湖南巡抚布兰泰上奏折说已将一切陋规清查开列，尽行禁革。雍正说，这样也不对，你只要正己率属，令属员不侵上剥下，不分外贪取就可以了。你本人尚有我赏的七千两银子，有房可卖，有地可典，还可支持一年半载，但你手下没有你这样的条件，哪儿有让人空着肚子干活儿的道理，如果我们搞得天下人都害怕当官，成何道理？
这分明是在教导属下，手里也别太干净了。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适当地收点儿外财，贴补家用，在雍正看来，也是可以的。
雍正一向信奉“有治人，无治法”，他不相信世间有放之四海而皆适用的标准，只有靠人灵活运用，才能达到善治，他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号召手下人也这样做。但人心不足蛇吞象，总有贪得无厌者，以致雍正只有用严猛的惩治政策来收拾这些家伙。
以经营食品为主的具有57年历史的英荷合资的跨国公司尤尼莱弗公司，英方总部设在伦敦，荷方总部设在鹿特丹。目前，该公司的分公司有500多家，遍布75个国家和地区，员工达30多万。
尤尼莱弗公司战功赫赫，最重要的是它确定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经营管理原则。该公司英方前董事长肯尼迪·德拉姆在总结其经验时说，公司在拟定经营战略和远景规划的时候，主要依靠两条，一条是对问题所采取的灵活而重实效的态度；一条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1.保持财政上的强大优势，能够应付任何不测风云。
2.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招募、培训能够管理公司的第一流人才。
3.维持高投资水平，并把资源用在最新技术的开发上，同时通过增加投资和收购其他企业，扩大经营规模。
4.一方面大做主题广告，一方面开发新产品。重视研究开发，在世界40多个国家设实验室。
5.坚持不懈地提高效率。
6.大权集中，小权分散。这是公司管理原则的基础。
在人事、财政、研究与发展、市场销售等方面，总部大权独揽。在公司总计划范围内，所有分公司都享有高度自主权，可以自由处理分公司的事务。各分公司都保持自己的特色，有些分公司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字号经营，商品也可以不用尤尼莱弗的牌子。分公司可在所在国利用当地原材料和劳动力，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这样，不仅能调动分公司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充分发挥经理的才能。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是尤尼莱弗公司几十年经验的结晶，是该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法宝。
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间也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法则。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始终是建功立业的“三大神器”。
整顿世风 惩沽名钓誉之徒
(杨名时)只图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大义……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且不知有君，尚得面见颜自命为读书人乎？……此辈假道学，实为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
——雍正斥杨名时语
为打击科甲陋习，雍正有意识地打击科甲领袖，这时，一个大人物进入雍正的视野。
杨名时，江南江阴人，乃理学家李光地的得意门生，康熙三十年进士，在读书人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历任翰林院检讨、顺天学政、直隶巡抚、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等职。雍正在给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朱谕中，称其为“有名人物，汉人领袖”。雍正认为，在他惩治科甲恶习的当口，杨名时竟然挺身而出充当领袖，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
雍正三年，他借杨名时被停密奏之机有意刁难，对云贵总督高其倬说：从杨名时前天的题奏来看，这是个只知自己而心中无君的人。廷内做的中秋水果形状的银锭，是赐给你、杨名时、李卫的。杨名时认为具本谢恩不合适，他一定会以题奏来谢的，他这是不想受恩了！如果他口头上请你转达谢恩，可别答应他！汉人大概着了急，丢了丑就会请求隐退的。如果这样，你就劝导他珍视皇上的恩典，或者以身家性命的利害警告他。
身为皇上，如此授机预谋整治一个老臣，手段未免残忍了些。
此后，杨名时因清查滇省盐课具题，误将谕旨载入，雍正责其“明明欲收荐人之功于己，而不肯以用人之柄归之于上”，“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将其交部严加议处。
五月，鄂尔泰、杨名时各具本章贺黄河澄清。二人本章俱不合适。雍正将鄂尔泰免议，却将杨名时议处。并称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蒙欺，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
五年闰三月，雍正撤销他的职务，命他暂署云南巡抚事务。这时，杨名时请用盐务盈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雍正大加责难，说他在即将离任之即，才有此请求，显然是为了给自己在地方上留下一个好名声；他提出该请求时不用秘密的折本，而用不保密的题本，是想要人人皆知，以博取赞誉。雍正指示道：既然你想讨好地方，就命你自己出资修浚洱海河道，你死后，由你的子孙继续承办，使天下人都知道沽名钓誉之徒不但自己获罪，而且还会连累子孙。
真乃高人高招！
同年秋天，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参奏杨名时任内亏空钱粮仓谷，雍正还算公道说，亏空应当是布政使常德寿的事情，但杨名时明知此事，不加弹劾，是乐于自己承担责任，勒令杨名时赔偿。还责备杨名时“存心卑鄙，无耻之极”，只知道献媚地方官民，而对天下民生不闻不问，不管吏治得失，“只图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
次年正月，雍正令杨名时进京，并为此特谕地方官民，在杨名时进京之路上，“应相率而贱辱之”，不许以礼接待，不许为他鸣不平，不许造作谤语、揭帖。“倘若有为其蛊惑，而礼貌附和之者”，命云贵总督鄂尔泰查拿究治。
可怜杨名时一代名儒，虽学问精深，品行端庄，只因稍有一些名声，被雍正相中，作了雍正改革世风的靶子，名誉扫地，生不如死，死不瞑目！
可见雍正收拾人的手腕太过厉害，就连几乎找不到缺点的杨名时(假如珍惜爱好好名声也算缺点的话)，也被雍正玩弄得团团转，被视为国家罪人。
证据不足 查嗣庭死不瞑目
今观查嗣庭日记，于雍正年间之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
——雍正为查嗣庭定罪之语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进士，因隆科多荐举，任内阁学士，后经蔡保奏，遂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各省乡试，查嗣庭为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九月被捕入狱，抄家，病死狴犴。雍正五年五月，查嗣庭被戮尸枭示，其子查潭应斩监候，家属流放三千里，家产被没收，充作浙江海塘工程费用。
民间传闻，查嗣庭获罪乃是因为查嗣庭出“维民所止”试题，被雍正理解为欲割雍正脑袋，故丧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按照雍正宣布的罪状，查嗣庭共获二罪。其一是恣意攻击康熙。据说康熙命关差盐差邦贴庶常，查嗣庭视为衙门清苦，无所不为。翰林官员以科道部署分用，查嗣庭说衙门拥挤，不得开坊。康熙裁汰京中冗员，查嗣庭说词林独当其危。戴名世获罪，查嗣庭说是文字致祸；引见百官，拂意者即行罢斥，查嗣庭谓失去用贤之道。九卿会议，查嗣庭认为不过是应名。钦赐进士，查嗣庭认为是例行故事，不能识拔奇才。殿试不完卷者革退，查嗣庭谓杀一儆百，无罪而罚。其二是查嗣庭以试题讥讽时事。查嗣庭所出试题是：《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雍正说：“《易经》第二题与《诗经》第四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很明显，他是把这两个题里的“正”、“止”二字联系起来了。不仅如此，雍正还联系到前不久处斩的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一文。汪景祺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如前代年号中带正字的，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明英宗的正统，都不是吉兆。雍正说查嗣庭与汪景祺一样，用“正”、“止”两字，就是把正字去掉一横成止字，就是攻击雍正年号，诅咒现政权。后人说该题之意被雍正理解为要割雍正的脑袋，是错会雍正之意了。
雍正自己也知道自己这样解释没有说服力，但又没有更好的借口，只得强词夺理，说查嗣庭出试题获罪，不是“出于无心，因文字获罪”，请世人不要“加朕以深刻之名”。这简直有些硬着头皮说一加一等于一，还要让世人认可，有些强盗逻辑了。
实际上，查嗣庭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得罪了雍正。向来得罪雍正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一代名儒杨名时都被收拾掉，遑论区区查嗣庭！
我们且记住雍正自相矛盾的话：“今观查嗣庭日记，于雍正年间之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讪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即，现在查阅查嗣庭的日记，发现他对雍正年间的政治事务并未诋毁，而且还有感恩戴德的语句：他极力诽谤、讥讽的都是圣祖康熙年间的政务。
若说是以试题讥讽时事，又怎会在日记中写满“感恩戴德”之语呢？想是世人，包括查嗣庭都明晰雍正在自掴嘴巴，只是皇权至上，谁敢说半个不字？
名教罪人 我以文词为刑法
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
——清朝官员陈万策讥钱名世诗句
雍正最恨文人失去节气，谄媚经营。在处置年羹尧事件中，偏有一个无耻文人落入了他的视野，且看雍正如何“杀”一儆百。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名世赋诗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还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因康熙年间，大将军胤礻题调兵进藏，平定内乱，康熙为之特立一碑，故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为他再立一碑。
雍正极度鄙视钱名世，说他的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经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因而以文词为刑法，亲写“名教罪人”四字责之，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由地方官把“名教罪人”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为诛心之责。
雍正又令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做一首诗讽刺他，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
正詹事陈万策做诗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指这个钱名世同做《南山集》的戴名世同名，都犯了叛逆罪；这个钱亮工(钱名世，字亮工)，与被劾下狱的周亮工是同样的奸伪之人。雍正非常欣赏，加以夸奖。但其他人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侍读吴孝登因为诗做得不好，雍正大怒，竟将吴孝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陈邦彦、陈邦直也因为诗做得不好而被革职。他们所受的处分要超过钱名世所受的处分。这显然十分滑稽，正反映出雍正喜怒不定的性格。
保密保密 秘密政治密当头
将军们，我请求你们，在这次行动开始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包括你们的仆人。
——拿破仑·波拿巴语
雍正为奏折的保密问题，特采取四项措施。
一是收回朱批奏折。雍正即位的当月，就命令内外官员上交康熙朱批、朱谕，且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亦著交进，不得抄写存留。”此后形成定制，奏折人在得到朱批谕旨的一定时期后，将原折及朱批一并上交，于宫中统一保管，本人不得抄存留底。奏折中的朱批，亦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老臣杨名时有一次将朱批写入本章，遭到雍正严词训斥。
二是打造奏折专用箱锁。雍正于内廷特制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凡有奏折，均装匣内，差专人送至京城。钥匙备有两份，一给奏折人，一执于皇帝手中。这样，只有奏折人与皇帝才能够开匣，别人不能也不敢开匣。考虑到奏折人需要书写奏折，奏匣每人发四个，它只做传递奏折用，凡所上奏折只能用它封装，否则内廷也不接收。广州巡抚常赍的奏匣被贼盗去，只得借用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奏匣，不敢仿制。
三是奏折直送内廷。奏折由地方送到京城，不同于题本投递办法，即不送通政司转呈。若是督抚的折子，直接送到内廷的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太监径呈皇帝；其他地方官的奏折不能直送宫门，交由雍正指定的王公大臣转呈。雍正说，奏折若由小臣直接送来，不成体统，其实他是为奏折人保密，不使人知道除了几名大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人能上折。被指定转传奏折的人，有怡亲王胤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人。有资格转呈的王公大臣都是雍正的亲信，他们只是代转，不得拆看。具折人也不向代呈人说明奏折内容。如朱纲的折子由隆科多转呈，朱纲在奏折中保证所奏内容绝对秘密，连隆科多“亦不敢令闻知一字”。
四是雍正亲自阅看，不假乎于他人。折子到了内廷，雍正一人开阅，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参与此事。他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雍正批阅以后，一般情况下，折子转回到具折人手中，以便他们遵循朱批谕旨办事，有少量折子所叙的问题，若是雍正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将它留下，待到有了成熟意见后再批发下去。
经过这四层过滤措施，基本上能保证奏折的保密问题。雍正帝殚精竭虑设计的这一套保密制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广置耳目 不做蔽目塞听人
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
——雍正语
雍正深知，皇帝身居宫中，难以知晓天下事。因此，他充分利用“特务”在各地密察密访。
雍正初年，雍正因八阿哥等人有不轨之心，特设骑马的巡逻队，只要街头巷尾的事都要上报。有名官员进京陛见，特在京城买了个新帽子，在这名官员上朝谢恩的时候，雍正笑着说：“小心，可别弄脏了你的新帽子。”可见，连这种小事，皇帝也知道。
担任制府官员的王士俊，离京赴任。张文和向他推荐了一名很健壮的仆役，干活也肯卖力气。后来王士俊要进京，这名男仆提出辞职要求。王士俊很奇怪。男仆说：“你这几年也没弄出什么乱子，我也该进京向皇帝汇报去了。”王士俊这才知道，男仆本是皇帝的侍卫，雍正特派来侦察王士俊的。
雍正中期，担任殿撰一职的王去锦在大年初一早朝之后回到家里打麻将，后来发现丢了一张牌，没法再玩下去，遂改作喝酒了。有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初一那天做什么来着，王去锦很诚实，他明知雍正不喜欢大臣们打牌，还是照实说了。雍正表扬他诚实，就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牌来交给王去锦说：“接着打完那局吧。”
广布耳目，可以获得真实情况，但也可能因而产生偏听偏信，甚至误解的结果，所以雍正还是很理智地对待耳目的情报。
四川巡抚宪德上任之初，为自己无耳目而犯愁。雍正告诫他：“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目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朕御极之初，实一人不识，然彼时之耳目甚分且确。近数年来股肱心膂大臣多矣，而耳目较前反似不及。访察二字，不被人所愚弄甚属难事，至于用耳目，惟宜于求新。勉之，慎之！古云听言当以察于博采广咨中，要须凭情酌理，辨别真伪，方可以言用耳目也。”
雍正是说，用耳目只是在人员不熟的上任初期才使用，后来亲信增多，局面打开，耳目的作用倒要退居其次了。也就是说，耳目的效果如何，还要看布置耳目的人的辨别能力。
中国春秋时有一个齐桓公，当初也是声名显赫，威霸八方诸侯，就连周王都要听他的话。可惜齐恒公在耳目的安排上不够重视。他只相信身边的几个大臣，很少深入民间社会，也不肯在民间广布内线。结果，虽有管仲的一再告诫，他还是上了小人的当。在没有了管仲之后，齐桓公只宠信身边的几个佞臣，眼目之中只是他们的影子，旁边人即使有心向齐桓公揭露他的宠臣易牙、竖刁的恶劣品行，可是却没有联系方法。最后，患了重病的齐桓公被看做是失去政治作用的僵尸，没有人管，饿死在床上。死后的齐桓公被停放在大堂上好几天也没人来收尸，蛆爬满了他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政道顺畅 禁他人干涉政务
政治职业化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学界的谚语
雍正很重视政治的“职业化”。他屡次打击能够影响政治职业化的外来因素。在封建社会，能够左右政府政务的不外两类人，一是地方乡绅，二是外省大员。
地方乡绅与官府勾结，包揽词讼，鱼肉乡里，乃是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一大痼疾。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倌的弟弟陈世侃的一名家丁倚仗主人的势力，拒不交还所欠某肉铺的债，还公然与肉铺老板发生殴斗，被人告到公堂之上。陈世侃不但不责问不法家丁反而袒护，勾结浙江海宁知府黄淑琳非法断案。黄淑琳审案时，让陈世侃在后堂观看，为表对陈世侃的忠心，黄淑琳将肉铺老板当场杖毙。肉铺商人之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浙江海宁商人忿而罢市。
雍正将黄淑琳革职，命杭州将军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图审理，安泰等人为袒护手下，奏称打死人命是实，罢市是虚。雍正认为他们有所徇隐，命再审查。当时陈世倌折奏说自己吓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乱，其母八十高龄也是“寝食俱废”，“风烛难保”，请皇上怜悯放宽审讯。雍正不为所动，责怪陈世倌“因私而废公，器量何其偏小！”雍正早先在给陈世倌的批示中写道：“凡地方顽劣、绅衿、贡监之流，宜严加约束，毋邀虚誉而事姑息，以滋长刁风。”
对于外省大员干扰他省政事之事，雍正也严加治理。雍正四年，詹事府詹事陈万策回福建省亲，见当地饥荒，命地方官将仓储存粮平价卖给县民。雍正认为陈万策为了在乡里买好名声就不惜干扰地方政务，使地方不得正常办公，着实可恶。命督抚查封陈万策的家产，换成谷粮分给贫民，并将陈万策降职为翰林院检讨。
还有一例，浙江富阳县绅士杨六先，私收公粮，占人妻女，与历任知县交好，每年馈送知县数千两银子。雍正命张坦熊拘捕杨六先。提审那天富阳县民雇船来县城观看者千余人。
雍正为防止绅衿干预政事，不许士民保留地方官。中国古代素有地方百姓向上级提出申请，保留地方官员，不予调任。主要是由于该地方官极其清廉，或是政绩突出，或是被冤枉的，百姓怀念他，或为他鸣不平而要求留任。雍正发现，有很多劣绅为讨好地方官员而提出保留申请。这是在干扰地方政务。雍正说，此刁风恶习，应严行禁止。
雍正的这些措施保证了政道畅通，令行禁止。
自从人类开始以一种理智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世界以来，人们就达成这样的共识：政治需要政治家来做。所谓政治，从广义上说，就是管理众人的事业。我们每个人虽然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比如你、我、他之别，但是我们注定要与他人交往。有过道路交通经验的人都知道，马路上，尤其是十字路口，若没有了规则几乎是寸步难行，每个人都要见缝插针地向前赶路，人人如此，则会乱成一团。于是有人打电话找来交警，在交警的指挥下，一些人暂时避让一下，道路便畅通，于是人人都可赶路了。人类社会也如此，政治家便是道路交通中的交警，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必须要使自己的命令畅通，自己的意志不能受到某个强大个人、集团的干扰。
如今，企业也认识到职业专业化之利，君不见每年企业到人才市场招聘人才，皆直接指向所需专业。在工作中，管理人员亦努力做到专事专做，以示权责一致，这是有利于商业运作的。
摊丁入亩 不重急缓重三思
此事可稍缓，更张成例，似宜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
——雍正语
雍正朝之前，清政府收税时，多是将丁银与地税分别征收。这种政策有很多弊端。由于丁银的征收，致使许多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无力承担这份重负经济破产。地方绅衿常借权势将自己应负担的赋税丁银转稼到平民头上，苦乐不均，致使农民不断逃亡。清政府收入受到影响，社会治安也存在不稳定因素。
康熙朝，曾王孙提出摊丁入粮。他说，实行丁役制度，必须不停编审，但仍会出现由于逃避丁役而隐匿人口的现象。人丁死后应除名，但官府舞弊，富有人家虽有丁却不用出役，等等。若实现摊丁入亩可带来诸多益处。买田的人因增加田亩而增加丁役，卖田的人因田地已失而不必出丁役，不会使里甲受累。以粮派丁，官府不能放过富人差遣贫民，有利于澄清吏治。无田地的人也不必逃亡，安心在当地从业。但是，富人们反对，其理由是：摊丁入粮将使无田地的穷人失去约束，难以管制。穷人富人都应平等，一同出徭役，仅由富人出丁役，不平等，这还会让穷人更游手好闲。康熙权衡双方意见，只在粤川等地试行，后来不了了之。
雍正即位，即有山东巡抚黄炳提出摊丁入亩。雍正未同意，说“摊丁之事，关系甚重，不可草率行事。”此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又提出“直隶丁银，请摊入田粮”。雍正又否决了，说：“此事可稍缓，改革旧例，应该在大丰收的年头，只有这样才便于详细筹划，权衡利弊，才能达到尽善尽美。”
此后，雍正将二人意见交给户部讨论。户部的意见是：“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原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入地粮之内，造册征收。”
但雍正还是没有马上同意，又令九卿与户部共同复议。当月，九卿回奏：“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摊入地粮征收，应令该巡抚查确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纳丁银之累。”
至此，雍正方同意摊丁入亩。从时间跨度来看，确定这项政策仅用半年，对于制定一项政策而言，半年时间未免短了一些，可是看看雍正确定政策的过程，可知雍正从一开始便是心有所感，但他还是先否定，再请人议论，又找专家论证，最后才敲定。摊丁入亩这项震古烁今的赋税改革政策，就这样出台了。
古人云，凡事三思而后行，其利莫大焉。雍正在摊丁入亩一事上，可谓是“三思而后行”了。
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每当下属有建议呈上来时，他总会搁置两天，然后再问下属：“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下属通常这样回答：“不是的。经两天考虑后，我发现有很多资料需要补充。”于是基辛格将建议案交还给他。到第二次修改案呈上时，基辛格又搁置两天，然后问：“这是你最佳的构思吗？”通常下属都会拿回去再做修正。第三次呈上时，基辛格又搁置两天，然后问：“这应该没有问题了？”下属答：“是，只需在文字和措辞方面润饰润饰，就会表达得更明确。”于是拿回建议修改。第四次交上时，基辛格说：“这应说是你的得意之作了。我会仔细研究你的建议。”这就是基辛格的“尽人之智”。
俗话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挑拨离间 为君者有失身分
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秘本三十六计》
反间计素为心怀坦荡者嫌厌，自认为君子者多不用。雍正虽屡次信誓旦旦，自比心地无私，胸怀坦荡，但透过他的密折制度我们也可窥见这位“人君”的鬼蜮伎俩。
雍正二年十一月，雍正在湖南巡抚王朝恩的奏折中说：“即隆科多、年羹尧亦不能致汝祸福也，二人就曾在朕前奏汝不可用。”十二月，雍正又通过密折告诉河道总督齐苏勒：“舅舅隆科多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言不学无术。”
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又谕告云贵总督高其倬：年羹尧曾“奏你不称云贵总督之职”，(年羹尧)若有与你作梗为难，只管密以奏闻，朕恐他愚弄你，陷汝于不是，总误朕之政事也，所以明白写来。”
雍正向年羹尧的亲信、四川巡抚王景灏阐明利害关系，“你若不听年羹尧令，按你自己的主见办理，保你是朕一个上等封疆大臣就是了。”
雍正密谕陕西凉州总兵宋可进：“年羹尧不大喜你，你防着些，诸凡不要将把柄着他拿住。”
他的挑拨离间还真有效果。高其倬“跪读(朱谕)再四，不禁涕泪如雨，肺肝感振”，向雍正表示，“年羹尧若有巧行愚弄及作梗为难之处，臣断不入其术中，断不受其胁压，即遵旨密以奏闻”。又表忠心，“(臣)止知有皇上之恩遇，皇上之封疆，此外非所知也。”
王景灏说自己“感惧涕零”：“臣虽愚昧，亦知吾父为重?熏惟有恪遵谕旨，实在内外奉行，做好官好人，以仰报皇仁于万一。”
商业经营中，利用对方的矛盾，或在对方内部之间制造矛盾可以“不自失也”。
美国的康利公司同时与两家公司商谈购买零部件的合同，由于两家卖方事先达成共识，彼此默契，因此康利公司很难砍下价来。
公司经理巴威尔想出一个主意，他邀请一家卖方的代表共进晚餐。席间，巴威尔并未谈及业务。这时，巴威尔的秘书神秘兮兮地送来一份文件，又匆匆离去。巴威尔认真地看了看文件，又极小心地放在身边的座椅上，继续与对方喝酒聊天。不一会儿，巴威尔去洗手间，卖方代表好奇心起，看了看巴威尔很看重的那份文件，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份文件乃是与其达成共识的另一家卖方与巴威尔草签的合同，其价格要远低于上次双方通气时拟定的价格。这位卖方代表大怒，觉得被另一家卖方公司出卖了。第二天再与巴威尔的康利公司谈判的时候，两家卖方公司竞相降价，康利公司坐收渔翁之利。
反间计的要义是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或在其内部制造矛盾，成功的反间计可使自己发肤无伤而致敌于死地。大明朝冤杀袁崇焕，战国时赵国以赵括换下廉颇，都是中了敌方的离间计。
出奇料理 反面文章正面做
前拘曾静到案，逐事开导，伊始豁然醒悟……而深悔从前之误听，尚有可原之道……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改过之不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一途。
——雍正语
雍正六年九月，川陕总督岳钟琪遭遇村民张熙投书案。张熙乃曾静学生，二人欲借民间有岳钟琪对雍正有异心的传闻，鼓动这位岳飞的后代造反。岳钟琪如实禀给雍正。雍正指示“设法诱之”。于是岳钟琪请了一位满族大臣在后室旁听，佯与张熙志同道合，得到张熙、曾静的背景材料。
曾静的策反信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以传统的华夷之辩否定清朝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一是罗列雍正十大罪状否定雍正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雍正“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议论他。雍正决定“出奇料理”。
首先，雍正查出华夷之辩的理论乃是来自于明末清初的浙江石门人吕留良。吕留良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放弃从政的念头，著书立说，声名大振。他的学说很看重华夷之分，认为它甚至“大于君臣之义”。他教导世人站稳立场，不要效忠满清政权。他本人以身作则，坚决不出仕，甚至为此削发为僧。雍正于雍正七年五月，连发谕旨，反驳吕留良的华夷之论。他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之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驳斥吕留良的“谬论”之后，对吕留良戮尸示众，将吕留良后代杀的杀，监的监，流的流，一解心头之恨(由此产生吕四娘的传说，此说不经推敲，毫无依据)。
其次，雍正着手解决曾静给他罗列的十大罪状问题。他查明，民间对他继承皇位的传说，其根源在于胤礽、胤祀、胤禟、胤礻题等人及其手下的造谣中伤。因此加大对这些人的惩罚力度。
雍正亲自著文，驳斥“十大罪状”，为自己辩护。这十大罪状是：谋害父皇、逼死母亲、杀害兄长、灭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疑而诛杀忠臣、喜欢吹捧、任用小人。雍正予以一一反驳，最后，雍正将驳吕留良华夷之辩文及驳十大罪状文及有关曾静案的审讯记录辑成一书，颁行天下，这部天下奇书名《大义觉迷录》。雍正要求“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读书士子并乡曲小民共知之”，各地学校均须放置一册，以便“人人观览知悉”。若各地读书人有一人未见此书，经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然后，雍正特赦曾静、张熙，不予追究。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自己的罪过及悔悟之情，讲毕之后，带到湖南巡抚衙门，将曾静、张熙二人当堂释放。
雍正之所以要放过曾静、张熙，原因有三。一是岳钟琪为诈取张熙口供，曾对其发过誓，保证不会加害张熙师徒。岳钟琪是雍正的肱股大臣，雍正不能让岳钟琪失信于人。二是多亏有了曾静投书的“自投罗网”之举，才使雍正了解民间的谣言以及谣言的始作俑者。三是雍正可以拿曾静、张熙反面文章正面做，让他们现身说法。
商业活动中，常常会遇到不利于己的情况，反面文章正面做，则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如1987年3月，青岛橡胶九厂(现青岛双星鞋业集团)收到几封反映双星牌老人健身鞋质量差要求退换的信件。面对这种不利情况，该厂并未采取普遍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措施，而是在电视上做了一条“反广告”：向二月份购买“双星”老人健身鞋的顾客道歉，指出这批鞋质量有问题。结果，青岛市民对“双星”鞋好感倍增，该厂的信誉也名扬全国，在同年11月的广西全国胶鞋订货会上，订货量超过了上海，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事必躬亲 聪明反被聪明累
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
——清人鄂尔泰语
雍正帝精力充沛，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大臣的家务，宫中的砖草，奏折中的错字，等等。这甚至有些超出“精力充沛”的问题，而是关涉到精神方面的问题。
雍正二年春，福建巡抚黄国材上奏折，劝雍正：“细微的事情不必专折奏闻，只须报给六部，由他人汇总具题。”另有人认为，皇帝不可大事小事一齐抓，烦苛琐细，国君不必忙于庶务。其实这是所有大臣的心声。天下之大，皇帝纵有天赋之资，恐也难以一一裁断，君有君道，臣有臣责。自古帝王便讲求修炼为君之道。
雍正熟读史书，自然知道《资治通鉴》唐玄宗的典故：姚崇为相，上殿奏请唐玄宗，要按往年惯例提拔任用郎吏官员。但听了姚崇的话，唐玄宗毫无反应，只是盯着殿顶不做声。姚崇几次反复，见无反应，心中恐惧，慌忙下殿。高力士问唐玄宗，唐玄宗说：“我让姚崇总理朝廷庶政，遇有军政大事，可以当面奏闻，共同商议。郎吏不过是小官，这类小事也要我过问吗！”
但雍正仍坚持己见，说：“朕效法康熙帝六十余年的精神，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过了四个月，雍正又一次论证他事必躬亲的合理性：“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
又过了两个月，他在《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事必躬亲的人归为朋党一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奸恶之私。”既然这样，大家只好三缄其口了。
终其一生，雍正始终忙忙碌碌，常常办公至深夜，有时为了蝇头小事他也忙得不亦乐乎。雍正早逝或许与他这种不分大小事、眉毛胡子一起抓的办公方式有关。
日本冈山的诸侯池田光政，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位有名望而且贤明的藩主。为了追求治术，他在年轻时曾经访问政治家板仓胜重，请教为政的要谛。板仓胜重回答说：“为政的要谛就像用方形的盒子装味精，而用圆形的汤匙去取一样。”光政小心而又怀疑：“如果这样的话，角落的味精不是永远取不到吗？”
胜重回答说：“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所在。你很聪明，并且热衷于政治，可以想像必定会有把国家每一个角落都治理好的决心，这样的话，国家反而治理不好。”
松下幸之助给我们讲了上面的小故事，然后说：事实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领导者不能疏忽细微之处。譬如说，公司的社长为了部下浪费一张纸而加以斥责，也是常见的事，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公司内大小事情都要社长来指挥，大家必然觉得厌烦而施展不开。小公司可能问题不大，大公司中若要社长一一指示，那么，就算设置十个社长，也没办法做得很完善。
政治更是如此。一国的法律像纵横交错的网，使老百姓插翅难飞。有些人会认为法治成功，可是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使百姓和社会窒息，国家失去活力。结果反而不能治理好国家。
所以，小事情固然不可疏忽，但是紧抓着小事不放，就像在味精盒里把每个角落都刮得干干净净一样，反而容易将勺子取不到的部分遗漏掉。所以领导者处事应把握最重要的地方，然后提示部属加以完成。那么自然能建立秩序，也能使机构蓬勃地发展。松下幸之助说得很好，他真正把握了“经营的神韵”，所以被称为经营之神。
宋代吕端给人的印象是神情恍惚，但他“大事不糊涂”。这是他为人高明之处，几近老子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套用老子的话来讲，就是欲有所得，必有所失。想要大小事情一齐抓，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实非凡夫俗子的能力所及。雍正的臣属鄂尔泰也对雍正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他们与松下幸之助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者都认为，掌权者的权力越高，所掌管的具体事务应该越少。所以，无论古今中外，这个道理都是通行的。雍正太聪明自信，可是聪明反被聪明累，倒有些得不偿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