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川从1972年发表《打铁的手》、《车间群英赞》、《顶梁柱歌》等诗作以来，已走了十年的创作之路。
这个参过军、当过工人的诗歌作者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正值“四人帮”在文坛倒行逆施、称王称霸之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文艺谬论和帮风帮气的影响。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苛求这位年轻的诗人。我们所关心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肖川在艺术上是驾轻就熟，还是另辟蹊径了呢？
“做击水的人，唱奋进的歌”（《见黄河》），肖川近几年来在区内外发表的近二百首新作表明：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他和广大诗歌作者一道，砸碎“四人帮”的思想镣铐，冲破文艺禁区，逐步将自己的创作纳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他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写出了不少情真意切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
首先，肖川的诗歌新作在题材方面有所扩大。过去，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主要反映自己所在工厂的生活，题材面比较狭窄。粉碎“四人帮”以后，肖川常深入农村生活，并有机会到祖国南方沿海参观访问，随着阅历的增长，思想的充实，视野的扩大，生活仓库的丰富，在题材上必然会出现新的开拓。肖川，这个塞上的歌手，更致力于塞上题材的抒写，他把那真挚而深沉的歌献给了哺育他的土地。他的爱是深沉的、执著的，正像他在《我属于塞上》中所说的那样：
我不相信，不爱母亲，会爱人民，
我不相信，不爱脚下寸土，会爱万里山河。
我属于塞上，我属于祖国……
在另一首诗中，他进而这样写道：
即使有一天——熄灭了我生命的蜡烛，
我的心，也不离金子一样的黄土，
我不灭的诗魂，永远依偎在母亲胸脯。
（《金子一样黄澄澄的土地哟……》）
肖川写了不少歌唱宁夏风光的诗，如《石嘴山》、《古峡春雨》、《沙坡头，微笑地走向世界》、《竹叶吟》等等。这位塞上歌手的足迹所至，几乎都留有自己的赞歌。除了对塞上的热情歌颂外，他还有歌颂辽阔粗犷的西北山川和景色旖旎的南国风光的篇章（《迷人的大西北》和组诗《南行草》）。他的反映工业、农业和其他战线题材的诗篇，给人突出的感觉是，表现了年轻建设者的豪情，充满了昂扬的格调，强烈的时代精神。诗中有扎根西北的支边青年（《春日寄语》、《海河女儿》），有“眼里含着未来”、“心里装着祖国”的采油姑娘，有誓当开挖地下宝藏的“先遣钻头”、描绘大漠新色的勘探人员，有奋战荒原矿山的创业者（《瀚海情》、《漠中行》、《煤海行》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口弦之音》、《农村人物卡片》、《新村行》、《盘山行》等，反映了我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崭新风貌。
其次，我们看到，肖川的诗歌新作在思想深度上有新的开掘。他抒情言志，叙事写景，力求清新明快，凝练朴实，写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信念》一诗，是他经历狂热之后冷静思考的结果。他用形象的语言告诉被耽误的一代不能丢掉“金子一样的信念”，激励自己和同龄人：
痛定之后，
该学抖掉冰雪的青松，
向上挺拔；
沉思之后，
该像奔腾出闸的江水，
向前进发。
在前几年，一些青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发生动摇的时候，这首诗的发表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沙坡头，微笑地走向世界》显然是有感于某些人民族自尊心的丧失而作。“腾格里边缘有片神奇的新绿”——这是中卫沙坡头治沙站科技人员和职工二十多年来同风沙搏击的成果。这一奇迹，吸引着人们包括外国专家学者远道而来观摩欣赏。诗人抓住了这一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典型事件，深入开掘，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沙漠无情吞噬着人类的今天，
中国，却教荒沙败北，独唱胜利，
沙坡头，微笑地走向世界，
哪怕是一株小草，也高挺着身躯……
“微笑地走向世界”的沙坡头，可以看作不卑不亢的、具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洪峰从这里经过》这首诗没有单纯地记录1981年发生在塞上的一次黄河险情：“洪峰突破了水位红线，/大浪要砸垮古老的河槽”，正是通过抗洪斗争的描绘，表现了作者的坚定信念：“党在、人民在，社会主义堤坝不会坍倒”！其他一些托物咏怀、借景抒情的小诗，也不乏寓意深刻之作，比如《高原》与《煤之辞》两首。前者意境辽阔，比喻新奇，“高原”乃是祖国之象征；后者浮想联翩，蕴涵哲理，“煤”为作者幽思之寄托。
我们还看到，肖川的近作力求在形象和意境上创新，在构思上有新的突破。作者曾经说不能“采取做煤球的方式”，“用同样的配料法，用同一个模子”进行创作（《诗的发言》）。是的，诗忌雷同，贵在创新，一首诗的成败优劣，关键在于有无新颖而精巧的构思。构思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问题。要做到构思的新颖精巧，首先要求作者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感受、理解和发现，要做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叶燮《原诗》）。像上面提到的《沙坡头，微笑地走向世界》一诗，如果仅止于治沙的描绘就容易落入俗套，作者没有“重述旧日的悲凉”、“描绘它的新容”，而是别出心裁，从增强民族自尊感这个新的角度着眼，揭示出隐藏在“治沙”事件里面的深刻含义，所以读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又如，南国的五指山、鹿回头、天涯海角等胜地美景，许多诗人都在那里留有屐痕，写下诗篇。但是凡给人新意之作，都是诗人们各自进行了独特的构思和创造。就拿鹿回头来说，我区诗人高深和肖川都写有同样题名的诗作，两者虽然都利用了同一传说，写出的诗却各呈异貌：高深的诗独具只眼，发现了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肖川的诗则通过鹿的“猛回头”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逢险处”要及早回头。
肖川的近作比以前更注意语言的锤炼，追求诗意的含蓄和语言的凝练。如《新月》一诗，寄寓了作者对回族兄弟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的祝愿，诗人选取精练的语言，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进行抒情。“含萌生之希望，挽苦斗之强弓”，比喻贴切，诗意蕴藉，启人联想。《竹叶吟》则把宁夏比作一片竹叶，对塞上江南的锦绣河山作了尽情的咏唱。这首民歌风味浓郁的诗歌，音调铿锵，韵律和谐，琅琅上口，体现了作者的巧思和运用语言的功力。《口弦之音》把回族姐妹的口弦声比作“嗡嗡嗡”的蜂声，语言凝练含蓄，深得民歌一唱三叹之妙，结尾更令人赞赏：
党的政策结金果，
借得片竹话年丰，
山里日月甜如蜜，
姑娘可是采蜜的蜂？
嗡嗡嗡……
嗡嗡嗡……
这首诗写得情景交融，读后有余音绕耳之感，给人以艺术感染和美的享受。
肖川的近作在表现手法上不断进行探索，追求形式多样化，或放歌或低吟，或缘情而发或因景而作，在表现手法上有新的创造。他往往采用传统诗歌的比兴手法，想象、联想、夸张以及排比、重叠、蝉联等手法也成功地运用于诗作中。在诗的品种上，他除了写抒情诗外，还尝试政治抒情诗、小叙事诗的写作。在诗歌形式上，他不拘一格，除了经常运用新诗的自由体、半格律体外，还采用格律较自由的民歌体，有时还学习用阶梯式写政治抒情诗。对于我国诗歌的传统形式，即诗、词、曲的形式不仅不排斥，而且一旦运用还比较得心应手。
总的看来，肖川的诗歌创作有较大的突破和提高，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探求和创新。几年来，尽管为更多人赞赏传诵的力作不多，但他还是写了不少有新意、有真情、有实感的佳作。我们同时也看到，作者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他的一些诗还存在浅露平庸、构思一般化的情况，有些描绘农村新貌的诗，如《流水欢歌》、《路上石》、《春早》等，读后使人有浮光掠影之感。有些诗写得过实或过虚，情与景尚欠有机地交融，意与境还缺和谐地统一。
生活在前进，诗艺无止境。我们期待着这位年富力强的塞上歌手，从生活中不断获得诗情，为塞上，为祖国，为时代纵情歌唱。
（载《朔方》1982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