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囊苏喇嘛圆寂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在蒙古喀尔喀五部与后金盟誓后，两方面的关系总的来看还是好的，但不愉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从喀尔喀向后金叛逃的人群依旧络绎不绝。
三月初一日，喀尔喀的卓礼克图贝勒（炒花）的十一人带马三匹逃来，发觉是诡计，全都杀了。
三月初二日喀尔喀蒙古的囊努克、塔里奇、锡达尔三贝勒的六十户，带子女、畜群逃来了。
三月初六日，喀尔喀的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该人为恩格德尔之父）的使者男四人、女四人，送来骆驼一头、羊皮三十张、十只羊的肉。
三月初六日，传谕曰：“蒙古贝勒巴哈达尔汉（煖兔，宰赛之伯父）属下有十八家一百人，携马十匹、牛七十头、羊三百只前来。二月十五日，遭遇代哈尔、托多惠二塔布囊（蒙古语音译，意为驸马），其男丁被杀，妇孺畜产尽被夺去。其后又有四十家逃来，仍遭代哈尔截掠，尽夺其所服之衣，扣留三妇人。宰赛之子令尔等驻于此，今代哈尔作恶，两次截杀来归于此之逋逃。此事尔色特希尔（宰赛之长子）可知之？”
三月初六日，努尔哈赤为送自己的侄女格格孙代（舒尔哈齐之女）和恩格德尔去蒙古地方，把二人带到衙门，摆了二十桌酒宴，杀二头牛、二只羊，设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8；《满文老档·太祖》册38.）
三月二十二日，住在蒙古科尔沁之囊苏喇嘛，闻英明汗敬养之善，初曾来往二次。后金得辽东后，该喇嘛来曰：“我虽身体不适，但仍抱病离故土而来，愿在英明汗处弃我骸骨。”不久病危，终前该喇嘛嘱曰：“如蒙恩爱，待我死后，将我遗体交与在辽东之巴噶巴喇嘛，令其祭之。”辛酉年（1621年）十月囊苏喇嘛圆寂，遂于辽东城（辽阳）南门外韩参将的庄园里，修廟治丧。英明汗命巴噶巴喇嘛祭之，并遣图鲁什往接囊苏喇嘛属下在诸申、科尔沁之六十三户，赐一汉人屯堡，以葬喇嘛之体。又赏给验射后之弓五十五张，赏甲五十副、马五十匹和驴二十头，及差使之奴仆男五十人、女五十人。（《满文老档·太祖》册40.）
囊苏喇嘛的全名为干禄打儿罕囊苏，本是乌斯藏（西藏）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其“二聘交加，腆仪优待”，他即“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辗转来到后金。努尔哈赤对他“敬礼尊师，倍常供给”。（《大喇嘛坟塔碑记》、《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二文见《辽阳碑志选》。）干禄打儿罕囊苏喇嘛在努尔哈赤定都于赫图阿拉的十六年期间，曾经两次来到后金，他在这里为后金的喇嘛教的发展和结好蒙古族作出了贡献。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修建七大庙即与他有直接关系。所以在囊苏大喇嘛在辽阳圆寂后，努尔哈赤给了他极为优厚的礼遇。
几年以来蒙古族的络绎来归和囊苏大喇嘛选择辽阳圆寂，说明努尔哈赤以喇嘛教取代萨满教的政策是正确和成功的。13世纪末叶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囊苏喇嘛先到蒙古、后又到后金就是为了传播喇嘛教。
第二节 努尔哈赤为笼络和怀柔蒙古而崇信喇嘛教
女真族原来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神崇拜的宗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努尔哈赤从萨满教中接受了对天神等神祗的信仰，并创立了“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的重大祭典。（《满洲源流考》卷18.）这种祭典为清代各帝所承袭，贯穿了有清一代。但是，作为统治手段，萨满教有着严重的弱点。首先，它信仰的神祗过多，约计一百七十多位。这种状况容易助长政治上的分裂倾向，不利于努尔哈赤汗权的巩固。其次，由于萨满教的原始性，它只能提供信仰，而不能给统治者提供束缚人民的规范和桎梏，不能给被压迫者提供精神寄托，更不具有佛教的巨大麻醉作用。于是，随着明末女真族的兴起和壮大，后金对蒙古诸部的争夺和对明战争的不断展开，后金占领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土地面积的扩大，女真族原来信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逐渐被外来宗教喇嘛教所取代。
喇嘛教与蒙古族发生关系，开始于13世纪初叶。当时，喇嘛教红教（因为僧衣僧帽为红色，所以名之为红衣派或红帽派，简称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与其弟恰那多吉在凉州会见蒙古窝阔台第二子阔端，归顺于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赐玉印。至元二年（1265年），八思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元朝以八思巴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首领，红教派开始掌握西藏的政权，并把喇嘛教的教义传入蒙古族地区。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青海湟中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改戴黄色僧帽，表示坚持戒律，大力进行宗教改革，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提倡僧人守戒，创立了复杂的寺院等级制度，增强了喇嘛教的社会职能。这样黄教首领宗喀巴新创立的黄帽派，到16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喇嘛教的主要派别，黄帽派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很快地成为蒙古族唯一的宗教信仰，黄教取代了红教。
喇嘛教黄帽派在蒙古传播的过程，实际就是蒙古首领与西藏喇嘛教黄帽派领袖结合的过程。明代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即俺答汗，1507—1582年）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索南嘉措这位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早期代表人物建立了联合。万历五年（1577年），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邀请，赴青海。第二年，索南嘉措与阿拉坦汗会见，阿拉坦汗向索南嘉措上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这是达赖喇嘛名号使用的开始。索南嘉措追认根敦嘉措为达赖二世，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主为达赖一世，而他自己则是达赖三世。万历十一年（1583年）阿拉坦汗卒，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接受邀请前往土默特部参加葬礼。他途经甘州（今甘肃张掖），向明廷朝贡，表示效忠。万历十四年（1586年）达赖三世抵达土默特部（今呼和浩特），在那里建立了大乘法轮洲寺，这是蒙古族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黄教）寺院，给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开拓了路径。
达赖三世圆寂后，阿拉坦汗的曾孙云丹嘉措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被认定为达赖三世的转世，成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四世云丹嘉措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漠南蒙古入藏，当了前藏的黄教首领，这是迄今为止西藏诸多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个非藏族人，这件事使蒙古与喇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与阿拉坦汗同时或稍后，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还有喀尔喀（外蒙）的阿巴岱汗、察哈尔的图们汗（土蛮汗）等。在上述内外蒙古诸汗的提倡和扶植下，喇嘛教迅速风靡蒙古，佛寺也相继拔地而起。
王先谦在谈到蒙古人笃信喇嘛教的虔诚时说：“达赖喇嘛，蒙古尊之如佛”，（王先谦：《东华录》卷59.）蒙古人都“唯喇嘛之言是听”。王先谦：《东华录》卷19.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了结好蒙古族，把它当成忠实的同盟军和可靠的后方，努尔哈赤就必须尊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大力推崇甚至皈依喇嘛教，使女真、蒙古两族取得宗教信仰上的完全一致。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努尔哈赤才能从蒙古族各部得到兵员的源源不断的补充，得到物资的源源不断的补给。蒙古族是剽悍善战的骑射民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武功战绩，建立过地跨欧亚的大帝国，蕴含着巨大的武装潜力。魏源说：“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魏源：《圣武记》卷1.）就是说，在战斗能力上，在后世人看来，蒙古族是仅次于女真族的勇敢善战的力量。后金国的兵员也确实需要得到补充。女真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军队的数量始终不多，在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始设蒙古二旗之前，努尔哈赤仅仅拥有八旗的满洲兵力，以每旗七千五百人计算，总兵力不过六万人左右。以这样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坚持长期的对明战争并欲取明而代之，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努尔哈赤为了从蒙古族中得到兵员补充，必须在女真族中推广喇嘛教。
此外，女真族与蒙古族虽然在语言上有些差异，但在服装发式以及某些生活习俗上都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这些就构成了两族结成友好的天然条件，为在女真族中推广蒙古人崇信的喇嘛教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努尔哈赤在女真族中推崇喇嘛教以怀柔蒙古人的良苦用心被他的后继者一语道破了天机，乾隆帝弘历在其晚年所写的《喇嘛说》中指出：“盖蒙古奉佛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乾嘉时期著名的蒙古官僚松筠在说明这种宗教政策的实质时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此也。”（松筠：《西藏图考·西招条议》卷7.）
第三节 努尔哈赤为缓和汉族的反满心态而崇信喇嘛教
努尔哈赤实行提倡和崇信喇嘛教的政策，除了笼络和怀柔蒙古族的目的外，还为了从宗教信仰上与广大汉族相协调，从而达到缓和汉族的反满心态的目的。努尔哈赤的最大敌人是明王朝，明王朝统治区内最主要的民族构成是汉族。汉族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它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是明王朝治下的任何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这是努尔哈赤必须正确面对并且须要认真对待和加以利用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缓和与广大汉族的尖锐对立的状态考虑，皈依和崇信喇嘛教对努尔哈赤来说要有利得多，因为喇嘛教与广大汉族信奉的汉地佛教同属于佛教的分支。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年（67年）。这一年，由于汉使郎中蔡愔的请求，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位与东汉使者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尊等共十几人用白马驮运佛经和佛像到了都城洛阳，汉明帝刘庄为他们建造了白马寺，是为我国第一座佛寺。不久，印度的二位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译出了《四十二章经》一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佛经典籍的汉文译本，佛教开始在中原传播。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佛教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在曹魏时已在民间生根。从西晋起贵族普遍信佛。
后金崛起以前，广大汉族所信奉的佛教即汉地佛教与喇嘛教同为佛教的分支，两者并行不悖，只不过盛行的地区和信仰的民族不同而已。努尔哈赤崇信喇嘛教放弃萨满教，就与广大汉族在宗教信仰上取得了相通之处。这种情况，无论对于努尔哈赤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还是对他的后继者征服广大汉族居住的新地区都是十分有利的。
努尔哈赤推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也确有取悦广大汉族的想法。这具体表现在他对关羽神像的采信上。关羽，字云长，为三国时期的蜀汉大将。他的事迹，尤其是他的忠义，后来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并加以神化，这之后关羽被尊称为“关公”、“关帝”。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把关羽列为“护法神”，在他统治时和他过世之后，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到处都建有关帝庙，蜀国大将关羽的神像受到各族喇嘛教徒的顶礼膜拜。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南北大街的西首即是关帝庙，为努尔哈赤所建，内塑关羽重身塑像。（李荣发：《抚顺名胜古迹考·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到了乾隆年间，赫图阿拉的关帝庙又扩建重修，加盖后殿五间：中间三间祀释迦诸佛，西一间祀娘娘，东一间祀十八罗汉。据此，我们认为，努尔哈赤关于喇嘛教的政策以及他的继承者对他的政策的延续，不仅为怀柔蒙藏人民而制定，而且包含有取悦广大汉族、缓和满汉种族对立的想法。
第四节 努尔哈赤保护喇嘛教的措施
随着后金政治中心的逐渐西移，后金向汉区的深入和向蒙古族聚居区的靠近，不论是在对喇嘛教义的宣讲上，还是在对喇嘛教的保护措施上，努尔哈赤都加大了力度，增强了效果。
首先，努尔哈赤较早皈依喇嘛教。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一些主要将领也都以喇嘛教徒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朝鲜刑曹参判李民在赫图阿拉过俘虏生活时就曾目睹努尔哈赤等人持珠念佛的情景：“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李民：《建州闻见录》。）念珠为佛教名词，亦称作“佛珠”或者“数珠”，佛教徒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作为计数的工具，通常用香木车成小圆粒，贯穿成串，也有用玛瑙、玉石等制成的，粒数有十八颗、二十七颗、五十四颗、一百零八颗之分。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十六日，蒙古嫩江科尔沁兀鲁特部明安、索诺木等十贝勒率领妇幼及一千男丁投奔努尔哈赤逃来广宁，努尔哈赤设宴宴请这些蒙古人的头领，并且发表了训谕，他说：“你们蒙古国的人，在手里拿着念珠数，在内心想别的事，以盗贼为贵，天以为非，你们的诸贝勒的心都紊乱了，国人受苦。”（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6.）从这段谕文看，努尔哈赤反对形式地信仰喇嘛教，而主张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地信仰喇嘛教，看来努尔哈赤是个虔诚的喇嘛教徒。
其次，努尔哈赤多次结合后金的实际情况，通过贝勒诸臣向后金国的全体臣民宣讲喇嘛教的教义。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对诸臣说：“古来的神佛书上，述说千言万语，心贵正大为上。”（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同年稍后，努尔哈赤告诫祀佛的和尚说：“要成佛不能娶妻，不吃人吃的粮谷，有选择地少吃为生，立这个志，得到的结果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福呵！这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福就得到，求在来世生一个好地方而得福。诸贝勒、诸大臣，与其仅考虑你们自身的事，不如能完成委任给你们的事。告诫下民抛弃邪念，并教以善言，让众人心里都光明善良，人不背离在上的汗，以此忠诚之心，你们今生将成大名。如被委任的事全部完成，在来世，那就是功，是福。我认为在活着时，要很好地处理天所委任的国家大事，正确的审断，禁止盗贼，禁止邪乱，全心全意地抚育贫苦的人，这样才能顺天意。抚育贫苦的人，使国家太平，对天是大功，对自己是大福。”（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在这篇谕文中，努尔哈赤把忠于教义与忠于汗权结合起来，把为汗权的辛勤服务与喇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联系在一起，借以诱使诸贝勒群臣竭诚地为汗权服务。
针对明——后金交替时期贫富分化悬殊的社会现实，出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努尔哈赤要求富人本着佛教精神向穷人给予一定程度的施舍，他于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对各村发出通告说：“过去，你们的尼堪（汉人）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就买粮吃，买粮的钱财用尽后，乞食而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些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被人听到时名声好，修来世的福。”（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4.）
努尔哈赤竭力利用天、地、佛、神祗在臣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强化它们的震慑作用，使广大臣民都能按照他的意愿办事，从而达到以神权巩固汗权的目的。我们在《满文老档·太祖》中多次看到他利用“天”进行恫吓的记载。为了使八王忠实于他的训言，遵守八和硕贝勒（八王）共治国政的政治体制，他就曾利用天、地、神祗恫吓八王说：“如不听从这话，再悖理行事，那么天、地、佛、神祗等一切神皆以为非，灾殃将到，寿命不长，中途死亡；如果牢记父汗的训言，不违背，正理营生，那么天、地、佛、神祗等一切神都爱护，增寿，永世长存。”（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8.）努尔哈赤利用那些根据喇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赋予上述超自然的神物的惩罚或护佑之权，正是为了弥补汗权的不足，巩固或扩充汗权的威力。
第三，修建和保护佛寺，把喇嘛教的建筑风格体现在重要建筑上。
为了大力推广喇嘛教，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努尔哈赤命令在赫图阿拉城东的高高的土山上修建佛寺：“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土山），凡七大庙，三年乃成。”（《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从工程修建时间之长可以想见当年工程规模之大，以及努尔哈赤对修建七大庙之重视。后人称七大庙为皇寺，即皇帝的家庙。
今天，努尔哈赤修建的七大庙早已荡然无存，新宾满族自治县政府在皇寺所在的地方又重建了地藏寺和显佑宫。地藏寺为佛寺，显佑宫为道观。地藏寺的建筑图饰，充分显示出佛教的图饰特点，即以佛教莲花为其主体，山门塑哼哈二将，镇守山门。香亭内正面塑有佛教护法神韦驮神像。香亭后彩绘弥勒佛神像于木板之上，东西配殿塑有“十代阎君像”。中殿内塑观世音菩萨神像，正殿内塑地藏菩萨神像。（《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第256—258页。）地藏寺完全反映了汉地佛教建筑的固有特色。
在努尔哈赤时代，佛教与喇嘛教，或者说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区分并不严格，所以后金时代往往有汉族的和尚与满、蒙的喇嘛同住一庙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努尔哈赤宗教政策方面的成功，他以宗教的手段消解了两族教徒间的隔阂。
寺庙是宣传喇嘛教义的重要基地，是维系各族各类喇嘛教徒宗教信仰的特殊建筑物，是众喇嘛心中的圣地。对喇嘛寺庙的保护就成了努尔哈赤义不容辞的任务。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他又多了一个保护汉地佛教和汉族佛寺的责任。为了维护寺庙从而维护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尊严，努尔哈赤曾专门发布过保护寺庙、违者治罪的法令。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下达文书说：“不准任何人毁坏庙宇，不要在庙里拴牛马，不要在庙里出恭。发现违背指示，或毁庙，或拴牛马的人时，将逮捕治罪。”（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9.）不仅毁坏寺庙要治罪，破坏佛塔也要治罪。天命十年（1625年）五月三日，后金迁都沈阳不久，努尔哈赤得到报告：周围住家的人，偷盗汗房北塔的土台上的石头，破坏盗走。所以努尔哈赤派大臣搜索石头，将逮捕的人各打五十板。努尔哈赤对和尚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看守？”使为首的和尚八人，画地为牢监禁，不给食物。令许多和尚修理完毕后，才将监禁的和尚释放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5.）努尔哈赤切实保护佛寺的措施，对他收拢广大汉族、尤其是笃信喇嘛教的蒙古族的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开始改建沈阳城，兴修沈阳宫殿（现名为沈阳故宫）。沈阳清故宫内早期建筑的大政殿，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是清朝初期，凡皇帝登极、颁诏、命将出师等重大典礼举行的地方。大政殿修建在东路建筑物最北端的高约一点五米的“须弥座”上，殿顶为八角重檐攒尖式，黄琉璃加绿剪边，顶瓦上的相轮、火焰珠，八条垂脊上的鞑人，殿内的降龙藻井、梵文天花、殿出八角等融和了汉、蒙、藏、满等多民族的建筑艺术，具有浓郁的喇嘛教色彩。（孙文良：《满族大辞典》；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79页。）努尔哈赤经营喇嘛教，取悦国内信奉喇嘛教和佛教的各族人民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努尔哈赤优礼来后金传教和生活的喇嘛。
喇嘛，为藏语音译，意为上师，是喇嘛教对僧侣的尊称。关于努尔哈赤优礼乌斯藏（西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苏的事例，本书前面已经加以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努尔哈赤不仅优礼干禄打儿罕囊苏一人，对于来后金传教的大喇嘛或是谋求生存的一般喇嘛，努尔哈赤都给予优厚的待遇。汤古特部（西藏）的喇嘛萨哈尔察只是个一般的喇嘛，他投奔蒙古科尔沁的诸贝勒后，获悉英明汗虔诚，又投奔到辽东来了。天命十年（1625年）十一月初六他到了沈阳，对努尔哈赤说：“蒙古诸贝勒养活不好，汗养活得好。”努尔哈赤考虑到，萨哈尔察等抛弃了出生地和喝的水，随从别的喇嘛来了，还有什么比那个更可怜？努尔哈赤决定：“由于这来的功，随从来的萨哈尔察等子孙万代免纳贡赋。犯了罪，另作处理，犯了罚财物罪，也免罚。”使他们永沐慈爱之道。要把这一决定记录下来，并给了一百三十人的敕书。（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努尔哈赤对普通喇嘛萨哈尔察的优礼待遇，充分说明了他对喇嘛教这个外来宗教的推崇。
努尔哈赤是清帝国第一个提倡和扶植喇嘛教的帝王，他奠定了喇嘛教在中国大面积传播的最初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