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在辽东推行的弊政
后金军攻占辽东的广大地区后，努尔哈赤在辽东推行一系列残暴落后的弊政，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努尔哈赤强令剃发。女真族与广大汉族在发式上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蓄满发，女真族留辫发。努尔哈赤把汉族改变发式、剃去头发作为其归降后金的标志，因此，他每攻占一个汉族聚居的地方，就下令汉族“剃发”，即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照女真族（满族）的习俗削发垂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袭破抚顺，不仅李永芳剃发投降，而且“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这里指代剃发）为夷……”于燕芳：《剿奴议撮·议撮一》。努尔哈赤从攻占抚顺开始的改变汉族人民发式、污辱汉族人民民族尊严的举措，随着他攻占的辽东地区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和升级。
后金攻占辽阳以后，大肆推行剃发的命令，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不杀”。在他的强制剃发的命令下，致使“河东之民，无留髢（假头发）矣”。（《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努尔哈赤在辽河以东推行剃发令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确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发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敌占区去。于是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黄衣的闹剧便出现了，王在晋记载说：“原任通判黄衣，广宁人，经臣委收粮于辽城（辽阳），城陷剃头投降，奴以大红蟒衣与之，与骡一头，同三仆还（广宁）。（他）招摇市巷曰：‘奴不杀辽人，止杀西兵与角者，川兵尤其所恨，拿获川兵一名者，赏银十两，凡官兵肯剃发投降者，即显用之，三日不剃降，杀无悔。’荧惑群听，震怖人心。”后来辽东巡抚薛国用将其“诛之”，将“三仆枭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关于黄衣的活动，《明实录》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辽阳先是有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袁应泰委视仓偫，城陷自髡降奴，奴衣以红蟒与羸一头，复入广宁，为奴游说。巡抚薛国用执而戮之，具疏以闻。”（《明熹宗实录》卷9.）如果把这两段资料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发现，努尔哈赤不仅仅在占领区大肆推行强制剃发的命令，而且公开派奸细到明朝的管辖地区为努尔哈赤游说和推行剃发的指令。
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启八年（1623年）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到广宁去的黄通判被杀，努尔哈赤可能是考虑到他为后金丢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6.）
汉族的发式已延续了几千年，这种发式与汉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构成了汉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大汉族十分珍视自己的头发。除此之外，广大汉族对改为满族的辫发，不仅仅是不习惯的问题，还存在着一种担忧和恐惧，朝鲜史学家李肯翊记载道：那些不肯剃发的辽民说：“我等死生不足顾，一番剃头便作挞子，他日官军（指明军）不辨真假而剿灭，死当为冤鬼。”（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努尔哈赤污辱辽东汉族的民族尊严，妄图以强制推行女真族的发式为手段来达到同化汉族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完颜金的始祖阿骨打开明。努尔哈赤强令剃发的举措后来被他的儿、孙们所继承，这样，随着他的儿、孙的入关，从辽东地区开始的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就在中国大地上依次展开了。
二、大批迁徙汉民。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东西广大汉民居住区域后，为了加强对广大汉民的严密控制，防止他们借助地理优势密谋造反或者结伙逃亡，可以说是瞎折腾般地大批大量地迁徙辽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小规模零星迁移，则始终不断。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令“和硕阿敏贝勒率兵五千去镇江”，执行强制搬迁令，命令凤凰城的游击，把镇江、汤山、宽奠、镇东堡、镇西堡等地属下的小村的堡民，都强制迁移到萨尔浒。为了强使人民搬迁，努尔哈赤还命令以孤山为边界，把在那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8、卷29.）这次强制迁徙显然是针对同年七、八月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而采取的残酷报复措施。当时正是隆冬时节，被迁移的人携妻带子，艰难跋涉，其受苦受难之深不难想象。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进驻广宁，他在占领广宁不过十天之后，在二月初四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又给辽河以西的广宁九卫的广大汉族制造了一场人为的苦难，下令把这九卫的老百姓瞎折腾到辽河以东，规定：锦州二卫迁到辽东（辽阳），右屯卫迁到金州、复州，义州的一卫迁到盖州，义州的另一卫迁到威宁营，广宁的一卫迁到奉集堡，广宁的其他三卫迁到沈阳。（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5.）这次迁移也是在严寒的冬季强制进行的。
后金迁徙汉民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突发性，努尔哈赤头一天下达迁移令，后金军第二天就驱赶汉民上路；辽民不愿意迁移，后金军就放火烧房子，就兵刃加颈，大肆屠杀，以强制辽民迁徙。如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后金军就把孤山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你呆在原处不迁徙也无处存身；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大贝勒代善发怒，把留在后面不想投降的约三千人全都杀了，并且扬言，“如果不快去指定的地方，也那样杀掉”。（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4.）那些被迁徙的人，到了指定的陌生地方，无房无粮无田，后金都堂对于这些三无的迁移的汉民安置的原则是：“大户合于大家，小户合于小家，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8.）这就全部剥夺了被迁徙人口的土地，部分地剥夺了迁往地区的汉人的土地，把强制迁徙所造成的重负和苦难转嫁给被迁徙地区的广大汉民。使得一部分无田可耕的迁移人口或沦落为“计丁授田”的人户，或沦落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总之一句话，努尔哈赤通过强行移民把一部分汉民沦落为后金国家的农奴。
有时努尔哈赤对被迁汉民还许下充饥的画饼，可是后来根本没有土地兑现。锦州城的人户，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初五日被迁时，有妇女儿童七千六百三十四人、男子六千一百五十人，总计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右屯卫被迁徙男子四千五百三十七人、人口总数八千八百六十四人，二者合计被迁徙的男丁数为一万零六百八十七人、总人数为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人。（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5.）这些人后来于二月二十七日被安排在复州、金州、岫岩、青苔峪、析木城，（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7.）按着“计丁授田”的标准，以每丁六垧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六万四千一百二十二垧，可是努尔哈赤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那么多闲置不用的土地可以计丁授田，只好命令被迁移的汉民与当地的汉民合耕当地的土地，从而将强制移民所造成的艰难困苦转嫁到广大汉民身上。
三、烧、杀、抢、掠。努尔哈赤对辽东汉区的征服，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后金军每到一地，总是大肆杀人，放火烧毁房屋，抢掠汉区的官、私财物，充分暴露出后金女真贵族残酷野蛮的一面。
开原、铁岭是辽东的重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军于六月攻陷开原，七月攻占铁岭后，在这两个城市中，大肆屠杀汉民，疯狂掠夺财物，他们在开原杀掠军民数万人，《明实录》说：“杀掠士民男妇大约不下十万余口”。在铁岭杀掠军民达二万多人。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03页。在被杀掠的人中，职业军人只占少数，大多数是和平居民。数以万计的和平居民被屠杀显然是与后金军放火、奸淫、抢掠联系在一起的。后金军对开原的掠夺成为当时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开原是一座古城，在完颜金统治北中国时，开原是“古之黄龙府”；元朝的时候，它是所谓上都，“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攻占开原后，住在城中，“用我（指明朝）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明神宗实录》卷583.）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襄愍公集》卷三中也作了大体相似的记载，可见此事不虚。这些价值“何止数百万”的“金钱财货”显然是后金军使用各种手段从开原掠夺而来。为了向后金运送这些战利品，努尔哈赤调动后金和当时开原的运输能力，运输了五六天，还是运输不完，后金军对开原的抢掠之惨可想而知了。他们在残酷地抢掠了开原城后，返回时，又“放火烧了房屋、衙门、楼、台”，（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10.）在开原再也没什么可抢掠的情况下，他们放火把开原烧成废墟。
开原城中的父老乡亲对努尔哈赤的残忍本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作后金的顺民，朝鲜人说：“开元（原）城中最多节义之士，（后金）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开原城中这些被迫自缢而死者以自己的死亡，向努尔哈赤的极其野蛮残酷的烧、杀、抢、掠政策提出了最严正的抗议。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攻占了辽阳之后，又把屠杀和掠夺带到了辽阳。八旗军攻占辽阳后，后金当局竟然派出一名将领坐在西门，见“辽人状貌可疑者”，即“点而杀之”，后金的官员们简直是草菅人命！他们的残暴行径终于激起民变：“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棍棒）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熊王功罪》卷2.）后金不仅在辽阳草菅人命，而且大肆抢夺搜刮民财，“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在正式放抢之前，努尔哈赤下令，规定大家富户只许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这一命令使辽阳家家破产，室室皆空。后金当局把以这种方式强抢的衣服聚集在辽阳的教军场上，供给女真和蒙古的贵族们取拾享用。（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
后金军对广宁的抢夺尤其疯狂，他们不仅对地表上的东西进行抢掠，而且挖地三尺，把广宁居民埋于地下的东西抢走。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送给广宁都堂的文书说：“要停止修城，令兵丁探掘广宁城内外的掩埋的窖藏。如果得银二三百两，都给掘得的人；如果得千两万两，给掘得的人一半。如果多得缎子、蟒缎，交出一部分上等品，其他的东西都给掘得的人。如果获得粮食，获得的人可以卖。”（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6.）为了获取财物，努尔哈赤竟然组织士兵挖地三尺，这种由最高统帅组织的抢夺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属奇闻。
努尔哈赤指挥士兵把广宁地上地下财物抢掠过后，命令放火烧毁广宁城，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他送给广宁的文书说：“预先调查城内坚固的地方，并要加以破坏，放火烧毁全部房屋。头一天放火没烧完的房，第二天再放火烧，（使之）尽成灰烬，剥下城门的铁放火烧。”（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8.）
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的激烈反抗所激怒，派大贝勒代善会同宰桑古台吉（舒尔哈齐的第五子）、多铎台吉（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领每牛录十五人，计二万人再去镇压。他们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反金斗争，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杀了，将其妻孥（儿女）、牛马作为俘虏带回。（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4.）
努尔哈赤征服辽东的过程，就是后金贵族把血与火，把屠杀和抢掠施之于辽河东西两岸的过程。
四、女真人与汉人同住、同食、同耕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接连攻克沈阳和辽阳以后，为了巩固对辽沈一带的统治，后金当局急需把建州地区的女真民户迁入辽沈地区，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女真民户大规模地向西迁移。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建州的女真民户迁进了辽沈地区。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后迁进的女真民户，努尔哈赤采取了极其严重损害辽民利益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办法。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体办法，说：“前曾谕令诸申人（女真人）、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诸申人不得欺压汉人，勿得掠夺汉人诸物。倘如抢夺侵害，汉人来诉，则治罪。汉人尔等亦勿得无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经双方事主当面对质，确系伪造，则从重治罪也。……诸申汉人不得糜费或买卖粮谷，倘知有买卖者等，则必治罪。开粮窖时，诸申、汉人合开。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满文老档·太祖》册29.）
这条汗谕中所说的“诸申人、汉人同居一屯”，并不是实情，实际情况应是“合居一房”。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达的另一条汗谕说的才是实情：“曾命诸申、汉人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闻诸申人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该汉人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地方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汉人也不可因降此谕，肆意诬枉诸申人，尔等皆为一汗之民也。”（《满文老档·太祖》册39.）
这就是努尔哈赤发明创造的女真、汉民合住、同食、共耕的怪异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汉民供养女真，女真监管汉民，该政策造成的结果势必是汉民的房屋、土地被女真人强占，粮食被女真人掠夺，人身受污辱，妻女被奸淫。
汉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女真人的奴隶。这一政策严重侵害了辽民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苦难，势必破坏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粮食短缺，辽民流离失所。这个政策直接引出了努尔哈赤清查辽民粮食，捕杀无谷辽民的另一弊政。
五、清查辽民的粮食。努尔哈赤执掌后金政权时期，“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52页。）后金的统治区域粮食贵到每升值银一两。努尔哈赤不反思自己的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不从增加农业产出着眼，反而在限制消费上打主意，如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汗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尽管这样做了，但仍然解决不了辽东的粮荒，辽东汉民因为缺少粮食，饿死的人很多。（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4.）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的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0.）四升粮约合十六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周远廉：《清太祖传》第541页。）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满文老档·太祖》册60.）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汗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满文老档·太祖》册61.李林的《重译满文老档》卷61）还有这样一句话：“要把（无粮）户带来，作为阿哈。”努尔哈赤命令将“无粮的人”收为阿哈（奴隶）还算是客气的了，接着，在三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命令：“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满文老档·太祖》册61.）努尔哈赤以无粮为理由大肆屠杀无粮的汉人，充分显示出他血腥残暴的本性，是对辽东社会生产力的残酷摧毁和破坏。
六、按丁编庄。为把对辽的征服战争进行到底，努尔哈赤向广大辽民大量摊派兵役和徭役。出征、守城、修城、筑路、煮盐、收获、运输等各种兵役和劳役接踵无已，搞得辽民困厄不堪，几无喘息的时机，使得辽东的男丁大量逃亡。为了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人身控制，将他们牢牢地固定在农奴制的封建土地之上，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发布“按丁编庄”的汗谕：“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成一庄。把庄头的兄弟要算入那十三男子的数中，庄头自己来沈阳，住在牛录额真家的邻近。要使二庄头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役使，那二庄头可以轮流前往督催。诸申不要参与。把庄头的名，庄的十二男子的名，牛、驴的毛色都写上交给村的章京，去的大臣书写带来。”
“若收养的人放在公中，那么也会被诸申侵害，全都编在汗、诸贝勒的庄中。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每一日为一垧）。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你们自己吃的东西。”
“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给予一庄。”（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如果把《满文老档·太祖》以上三大句话，综合概括一下，后金对辽民实行的“按丁编庄”的主要内容就是：每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土地百日（垧），其中二十日作为交纳官粮，八十日供给壮丁衣食；每备御或以上给与一庄。
后金的按丁编庄是农奴制的田庄，庄丁是农奴，备御以上的各级官员是农奴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庄丁除了受备御以上官员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多受庄头的一层剥削。后金的农奴主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管辖来实现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庄丁对后金贵族和庄头提供劳役地租，后金贵族通过庄头则对庄丁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毫无疑义，后金的按丁编庄对于辽东地区原来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倒退。后金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监督把庄丁牢牢地固定在封建的土地之上，使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压迫程度和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按丁编庄视为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第六大弊政。
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种种弊政，诸如强令剃发，改变汉民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女真与汉人的所谓三同（房同住、饭同吃、田同耕），清查汉民的粮食，繁苛的兵役和徭役，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终于激起了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
第二节 辽东汉民反抗后金弊政的武装暴动
后金在辽东地区推行的种种残暴弊政，终于激起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他们拿起各种原始的、粗劣的武器，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与后金军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
汉人作为沦陷的辽东地区的弱势群体，普遍采用的斗争方法就是逃亡，虽然这种斗争方式有些消极，但是便于采用，所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的人特别多，有的全家逃亡，有的整个村子集体逃亡。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二十三，住在牛庄至娘娘宫六十里外之红草屯、柳七屯等五乡之人叛变，以秫秸系筏，渡河而去。《满文老档·太祖》册55.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九，连山关的汉人男丁四十人、女二十人，带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驴二头叛逃。（《满文老档·太祖》册60.）
有的汉人不是单纯地逃亡，在逃亡之前，他们往往诱杀或者毒死女真士卒，然后再行逃亡。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谕令，通告了下述情报：“伊勒慎所属盖州以南潜逃之汉人，与哈哈纳牛录之坐台诸申三人，结交为友，并骗至其家而杀之。又驻某地之七人，去汉人家饮药酒，俱皆殒命。又驻某处之五人，被汉人带至其家内以酒灌醉尽杀之，该汉人弃之潜逃。”（《满文老档·太祖》册49.）由于女真贵族对农奴和奴隶实行残酷的压迫和虐待，所以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后金——清统治者一直面对逃人的问题，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清初的统治者甚至制定了《逃人法》来应对、缉获和惩治逃亡的农奴和奴隶。逃人的问题直至康熙年间始渐缓和。努尔哈赤时代只能设置报警器材，如铜锣之类，一旦发现有人逃亡，即敲锣报警，派兵追捕。
投放毒药毒杀后金官兵，甚至毒杀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这是广大被压迫的汉民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反抗方式。后金攻占辽阳刚刚两个月，就发现有人故意投毒：“发现尼堪（汉人）向汗城（辽阳南城）的各井投毒药，逮捕二十二人，送都堂衙门审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2.）后来努尔哈赤发现汉人不仅向井中投毒，他们投毒的范围要广得多，他特在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七日下达文书说：“听说把毒药放在水和盐中，猪吃毒药后卖掉。我们的兵杀吃的猪，不要在买的当天杀，要经过二三天毒性消失再杀了吃。要注意水和盐。……对于葱、瓜、茄子、鸭、鹅、鸡等各种东西也要注意。”他还规定，抓住一个投毒的人，可以得到一两银的奖赏。他要求“将这个文书下达到村领催”。（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3.）
为了避免中毒和便于中毒后的追查，后金的都堂在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十五日下达的文书规定：“开店的诸申和尼堪，要把店主的姓名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立在店前。如果没有标明店主姓名的将治罪。凡是不开店的行商，一律禁止。放毒的都是这种行商，而又找不到的人。要告诫我们每个诸申的子女，凡是买吃的人，都要记住店主。如果不记住店主，你中毒死了还怀疑谁呢？”（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42.）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海州发现的一次投毒的事件显然是针对努尔哈赤本人的。这天，努尔哈赤从鞍山起程到海州巡视，刘参将率员迎接，在巳刻（上午9-11时）到了海州，在衙门下马设宴。宴会结束前，后金士兵发现八个汉人向井中投毒，便把他们全都逮捕了。后金当局为了报复，让投毒的八个汉人吃自己投的毒药，结果八人全都中毒而死。（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2.）到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的时候，汉人的投毒斗争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以致努尔哈赤下达文书给八贝勒，对他们说：“耀州的人说，在我兵去后，想杀我们的子女，各处的人给我们的诸申放毒，或是杀害，你们不知道吗？”（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2.）
后金对辽河东西广大地区的残暴统治，极度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除了激起辽民的一起接一起的叛逃事件和接连不断的投毒暗杀事件以外，使得广大辽民实难苟且偷生，不得不铤而走险，拿起各种粗劣武器奋起抗争，掀起大小无数次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后金贵族施行的暴政。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在下发的文书中通报了汉人的一些暴动事件：“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人，叛变了。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使者，叛变了。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给尼堪（汉人），叛变了。长岛的人逮捕我派去的人，送到广宁。双山的人定约，带那边的兵来，杀了我方的人。魏秀才告发岫岩的人叛去了。复州的人叛变，定约带尼堪的船来了。平顶山麓的人杀了我方的四十人，叛变了。”（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努尔哈赤通报暴动情况的文书说明，后金辖区内汉民武装暴动的事件连续不断，此起彼伏，对后金官兵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针对后金官兵被暴动的汉民偷袭杀害的事实，努尔哈赤特在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一日下令，要求官兵必须结伙集体行动：“诸申（女真）、尼堪（汉人）、蒙古三国人合在一起。三国可恶的光棍汉、盗贼还有什么忧虑，在凤凰城的地方，知道马勒图（的人）是少的，尼堪用棍棒打死了。在盖州地方清查人口数，少数人去了，尼堪人杀了兀里堪纳齐布牛录的二人。尚间铎的三人去广宁，被从兀鲁特部来的索诺木台吉属下的蒙古人杀了。盖州的人杀了从锦州迁移来的户的四人。现今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要少数人去。十个人结成一伙去。如果十个人结成一伙去，那可恶的光棍汉和盗贼，就不想杀人了。没有十人一伙，九人行走，知道的人逮捕时罚银九钱，八人行走，逮捕时罚银八钱，七人行走，逮捕时罚银七钱，一人行走，逮捕时罚银五钱。”（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9.）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爆发的大大小小武装暴动不计其数，准确数字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主要的有如下七次：
一、辽阳的武装暴动。在辽东汉民的诸多武装暴动中，第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辽阳。关于辽阳暴动的起因和经过，虽然本书在前面的不同章节已有叙述，但由于是第一次武装暴动，而且在它的带动下以后的辽民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作者认为有必要把这次武装暴动的原因和经过系统地叙述如下。
后金占领辽阳以后，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便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公私财物，《明实录》说：“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分遗西虏（蒙古）”，（《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单是掠夺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其次，努尔哈赤“驱辽民居城北，奴众居城南”。第三，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不杀”，强令汉民剃发，激起广大汉民的强烈不满。第四，努尔哈赤在辽阳征发极其苛重的兵役：“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努尔哈赤在辽东首府推行的这些暴政，终于激起了辽阳城的市民暴动。
在辽阳城内住着生员一家，父子共计六人。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和尊严，始终没有剃发，自知迟早必得被杀。有一天父子做好了铤而走险的一切准备，来到辽阳西门，父亲突然抽出战刀向那个指挥杀人的将领砍去，当场把他砍死在地。诸子见父亲偷袭成功，也都手执棍棒奋击后金士卒，共击杀了二十余人。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后金当局根本没有应急的准备，辽阳城的老百姓乘机出逃，五六百人结队向南开拔，后金当局竟然没有派兵追赶。（《明史纪事本未补遗·熊王功罪》卷2.）
辽阳市民的武装暴动，使得辽河东西的广大辽东土地上，反抗后金民族压迫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波及整个辽东地区。
二、辽南东山和铁山矿工的反剃发武装暴动。辽阳城暴动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发起武装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士大夫阶层，盖州的诸生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成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聚矿徒二千人自守”。努尔哈赤派去六人引诱矿工们投降，结果有五个人被李遇春杀掉。（《明熹宗实录》卷11.）这次暴动以不剃发为号召，以辽南四卫的矿工为主力。一部分暴动者聚集在辽阳东面的东山，大部分暴动者聚集在盖州附近的铁山上。他们凡见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杀勿论。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努尔哈赤派遣后金的两个额驸，副将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东山、铁山进行镇压。东山反剃发斗争的矿工们坚强不屈，英勇对敌，“有数万人尽遭李永芳毒手”，另有“万余人奔入朝鲜”。（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转引自《清代全史》第173页。）盖州铁山的矿工和辽南屯军合力对敌，几次打败来剿的后金军，使后金军战死者以千计。后来努尔哈赤调遣“鱼皮达子万余人”前来增援后金军，经过长期围困才镇压了辽南矿工的反剃发斗争。
三、镇江汉人的武装暴动。镇江位于今丹东市北郊，地处水陆枢纽：从镇江过鸭绿江就是朝鲜，它在辽金元明四朝一直是中国与朝鲜的陆路通道；海路经过黄海可以通往山东的登州和莱州。镇江是辽东东部的一个重镇，这里不乏节义之士。当后金军业已攻占沈阳、辽阳，但势力尚未抵达镇江的时候，镇江城的著名人士缪姓兄弟五人（指挥一员、诸生四员）首先捐献万金作为建立抗金武装的经费，同时广泛结交义士仁人，发誓不剃发，把抗击后金的斗争进行到底。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初，后金委派的降将带领士兵到镇江城建立统治秩序，强制推行剃发令。镇江的人民得知辽东汉人必须剃头的命令之后，他们不但不剃发，反而杀死了派去推行剃发令的使臣，他们在缪氏兄弟的领导下在五月五日掀起了反剃发的武装暴动。努尔哈赤得知镇江人民反剃发暴动的消息后，从盖州围攻铁山矿工的战场上调来武尔古岱和李永芳，要他们率领一千后金军前去镇江镇压反剃发暴动。武尔古岱和李永芳首先向镇江人民展示努尔哈赤写给镇江人民的书信，劝说镇江人民投降，该书信说：“如果害怕，就将首恶四五个逮捕起来，你们都剃头。如果那样，所有的事都完结。如不投降……你们怎么取胜呢？”（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1.）镇江人民拒绝归顺。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率领后金军两千人进行镇压，大肆屠杀镇江人民，经过将近二十天的激烈交战，后金军暂时把镇江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武尔古岱等把俘获的汉人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带回辽阳，努尔哈赤将她们赏给后金官兵为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2.）后金军为追杀镇江逃民，还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的境内。失败的镇江汉民有一部分退出镇江，在附近的山上凭借地理环境继续战斗，等待外援。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的武装暴动再次爆发。镇江汉民的七月暴动是与辽东巡抚王化贞麾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的支持分不开的。这年五月，毛文龙受王化贞的命令，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七月初一，毛文龙在猪岛外洋获得鹿岛居民李景先的支持，几天后又探得鹿岛的情报，便派遣守备苏其民收复了鹿岛。初八日收复给店岛。初九日，毛文龙至石城岛捕获后金驻岛官员何国用，斩首级三，擒获三十人，缴获舟一、铜炮二、铁炮四。其时有辽左诸生王一宁在辽阳陷落后去朝鲜借兵，未果，返回时在石城岛与毛文龙相会。毛文龙因而命令王一宁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避难人民暗中串通镇江知识界和广大百姓，密谋暴动。接着，他们首先派遣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作为内应。七月二十日夜半，镇江城中军陈良策，与居民潜通明将毛文龙，令别村之民在城外诈称明兵已到，大声呼噪，闹得城中惊扰不堪。城内的陈良策听到城外的呼噪声后，也应声呐喊，并大声喊叫说：“汉人的大兵到了。”毛文龙的部下张元祉乘乱率先登上镇江城，陈良策与弟弟陈良汉以及苏义自内响应。在内外夹攻之下，镇江城被明兵攻陷。明军擒获后金守城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人，交给了毛文龙。毛文龙收兵万人，南卫震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明熹宗实录》（梁本）卷8.）汤站、险山二堡的民众也执守堡官陈九阶与李世科，叛投毛文龙，长甸守堡也自愿投归毛文龙。八月，明廷晋升毛文龙为副总兵，驻师镇江城。（《明史·熹宗纪》卷22；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4.）
毛文龙与镇江城的市民里应外合攻占镇江城以后，努尔哈赤派遣四贝勒皇太极、任都堂职的东果额驸何和里统率三千人开往镇江城，临行前努尔哈赤向他们交待说：“镇江的叛民中，杀掉首恶的人，其他的人编为户籍带来。”送走皇太极等人后，那天夜里，努尔哈赤感到很担心，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又增派阿敏贝勒、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兵二千随后增援，在他们开拔前，努尔哈赤吩咐他们说：“如果敌兵不撤回，而是进攻，你们也进攻，可是不能急，要调查周围情况，准备楯车，巧妙地稳重地进攻。”结果，后金的前后两股部队五千人，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镇江人民渡江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皇太极、阿敏所部俘虏镇江人口一万二千人带回。（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4.）八月十二日，后金将从镇江城俘获的人畜进行分配，取牛二千头赏给有官职的人。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十五头，给阿敦阿哥（努尔哈赤的族弟）、阿巴泰阿哥（努尔哈赤第七子）各五头，给总兵官各四头，给副将各三头，给一等参将各二头，给二等及三等参将每二人各三头，给三等游击各一头。后金军在镇江还掠夺、捕获许多俘虏，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一百三十名，给阿巴泰阿哥旗一百二十名，给大额驸何和里的旗八十名。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5.
十月，明廷处治叛逆，辽东叛将佟养真、佟丰年、佟三、何国用等伏诛。他们是于七月被镇江的暴动汉民俘获而交给毛文龙的。上述四人被处死后，仍与病故叛生胡可宾传首九边。（佟）养真即逆贼（佟）养性兄，与其子（佟）丰年、侄（佟）三，在抚顺城陷时降奴，伪受游击，代守镇江，为毛文龙所缚，而（何）国用等皆为岛官。（《明熹宗实录》卷15.）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后金再次发兵，逼令那些逃到山上的镇江人民下山耕田。三月二十二日，后金向驻在镇江方面的额克兴额增兵，抽调每牛录各一人，炮手二十人，加强额克兴额的兵力。后金当局给逃进山中的暴动汉人送去文书说：“命尔等居于山谷之汉人从速下山耕田，造舍而居。尔等入山海关，所需住舍、耕田、食粮，孰予办理之？况我大军拟于（癸）亥年（1623年）或（甲）子年（1624年），进入山海关征伐。尔等若下山来降大英明汗，则公平给以食粮、耕田、住舍，而养育之。若不下山来降，必剿杀之。”
这封劝降信很可能没起任何作用，汉人拒绝下山。最后，率兵前往镇压的额克兴额俘获七百人解来。（《满文老档·太祖》册40.）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至此告一段落。
四、复州城的反剃发暴动。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以后，毛文龙在辽东沿海进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复州守将单荩忠重新归属明廷。后来在后金将要派大军进攻镇江城的时候，在盖州、金州二卫皆降的情况下，唯有“复州单游击聚辽人数万，尽赴长山岛”，继续坚持抗战，据滕绍箴先生考证，单荩忠率领辽东军民进入长山岛者有五万多人。（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07页。）
八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莽古尔泰贝勒和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领后金军二千人，前往长山岛。他们先进行劝降，送给岛民的文书说：“长山岛的人，你们逮捕为首叛变的人交出来，你们逮捕交出来为首的人，（我们就）可以不杀你们众人。”（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25.）文字略有改动。长山岛民拒绝投降，后金军经过战斗，屠杀军民二千人，俘获逃民一万多人。努尔哈赤把从海岛带来的一万俘虏，全都平均赏给都堂以下、守备以上的官员。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努尔哈赤得到情报，说是复州人民再次暴动。六月初九日，他派大贝勒代善、宰桑古台吉、多铎台吉、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二万大军，向复州出发。后金军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暴动，把男子全部杀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牛马抢掠一空，于六月二十八日返回辽阳。（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4.）
五、金州人民的暴动。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中，由于后金的将领刘爱塔归明一事败露，后金军将金、复二州的人民“诛戮殆尽”，逃难的人民甚多，明将守备张盘、程鸿鸣等派出舟船到青山咀去接应他们，使张盘得以招抚辽民男女老幼四千余人，这是一批“无尺布掩体”的人群，张盘从中“挑选丁壮”，组成三十五队兵士。（《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
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张盘的哨探经过侦察得知，金州城内只有后金军五百人瞭守，便在七月初三日，以岛民作向导，登岸后昼伏夜行，于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呼噪攻城。后金军遭到起义者的突然袭击，狼狈地从金州北门逃遁。张盘率领起义者进入金州城，得到稻谷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自此驻军金州。（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八月，后金夺回金州，张盘退守旅顺。
六、毛文龙的抗金斗争。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取得收复镇江的重大胜利后，虽然使辽南四卫的抗击后金的斗争形成了崭新的局面，给了后金军以重大打击，但他所掌握的军队兵力单薄，无力长期拒守，在阿敏、莽古尔泰所统率的后金军的跟踪打击下，被迫退居皮岛。
皮岛（朝鲜称其为椴岛）是一个南北长约八十里的荒岛，北距黄海岸约有八十里。皮岛原名平岛，毛文龙将其改为皮岛。《边事小记》说：“（皮岛）其名曰平岛。（毛文）龙以毛非皮不附，改而为皮岛。”（周文郁：《边事小记》卷4.）毛文龙的意思是要在皮岛牢牢地站稳脚跟，犹如毛附着于皮之上。毛文龙占领皮岛后，明廷于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在皮岛设东江镇。毛文龙作为明朝的副总兵驻守于此，主持抗金大计，他后来被提升为都督。
设于皮岛的东江镇管辖旅顺口以东沿海的大大小小多个岛屿，毛文龙利用这些岛屿与辽南四卫声息相通，吸引了大批的汉族仁人志士逃来岛上。毛文龙或者把这些人编入军队，或者令其务农经商。经过他的几年的经营，东江镇终于变成威胁后金统治的一把锐利的尖刀。毛文龙借助东江镇作根据地，一方面不断地策动和支持辽南四卫的汉民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派出军队扰乱后金的后方，先是攻击辽东南部沿海的地域，后来又向后金东部的腹地进军。天启二年（1622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镇东堡、汤站、凤凰城、汤山、险山；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长甸、金州、昌城、凉马佃、白羊口、会安堡；天启四年（1624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高岭、沙松牌、孤山；天启五年（1625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耀州、叶克书堡、永宁堡；天启六年（1626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和深入到威宁营、海州、会安堡、鞍山驿、萨尔浒等地。（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第175页。）
毛文龙以东江镇的毛家军对后金军频频发动袭击，造成了后金国的动荡不宁，牵制了后金军队向西的对明进军和南下攻占辽东半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孙承宗、袁崇焕经营辽西的抗金活动。努尔哈赤一时之间无法扑灭毛文龙反击后金的活动，便通过李永芳想方设法收买毛文龙，史料记载：毛文龙“又接李永芳手札，以文龙族属在辽者俱加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努尔哈赤还向毛文龙许愿，如果他能够归降，他将位在“佟驸马（佟养性）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第2.）即他将居于汉官之最高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努尔哈赤恨死了毛文龙，后来当袁崇焕要求和谈时，他要求袁崇焕提着毛文龙的头来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努尔哈赤这时候才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文龙对支持辽民的反金武装暴动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在当时抗金的辽民盼望明兵的支持甚至达到“望兵至不啻眼穿”（《明熹宗实录》（梁本）卷8.）的情况下，毛文龙的越海支援，确实给了辽民以武力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援，使辽民的反抗后金的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但是毛文龙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抗金将领，他有大功，但也有大过。
七、十三山人民的武装暴动。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后金军渡过辽河进攻广宁，辽河以西的人民纷纷逃入深山之中，躲避后金军的抢掠烧杀。努尔哈赤在辽西得手之后，决定迁移锦州人民到辽河以东的辽阳，迁移义州的人民到辽河以东的盖州、威宁营。锦州和义州的人民不愿迁徙，又有一些人逃奔深山之中。这样，先后逃到十三山山城（锦县城东）的有四万余人，逃到前寺山的万余人，逃到查角山的有四万余人，此外还有人聚集在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双堡、十官屯等地。以上这些人拒不归降后金，他们在总领导人大侠杨三的指导下，拼死抵抗后金军的进攻。李永芳率后金军前来进攻，先后杀害起义者五六百人，但仍无法清剿起义者。后来起义者内部发生纷争，混入暴动者队伍中的毕麻子火并了起义军。九月十六日，十三山起义被后金军扑灭，只有二人逃入关内。（周文郁：《边事小记·十三山义民纪事》卷4.）
王在晋记载了十三山暴动者一件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暴动者宁可扼杀自己的婴儿，也绝不“剃发”投降后金，充分显示出辽西汉民的崇高民族气节。
辽东地区汉民反抗后金暴政的武装暴动，先是由于经抚不和，得不到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武装支援；后来由于新经略王在晋、高第实行消极防御的龟缩政策，得不到王在晋和高第的武装支持；有作为的辽东经略孙承宗在十三山坚持苦斗时，又因朝廷掣肘不能伸出援助之手。总之，明廷的辽东大员没有一个人给辽东汉民的武装暴动以切实支持，除了王化贞派出的由毛文龙率领的二百二十名乌合之众外，暴动的辽东汉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斗，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