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客魏集团专政与熊廷弼的绝望
明末臭名昭著的客魏集团中所说的客，是指侯二之妻客氏，是明末熹宗皇帝朱由校的乳母，俗称奶妈子；所说的魏，是指被阉了生殖器的太监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一日，明泰昌帝光宗朱常洛病死，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于六日继承皇位，是为明熹宗天启帝。天启帝朱由校以冲龄（十六岁）登上皇位，“忠贤、客氏并有宠”，“末踰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明史·魏忠贤》卷305.）
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自残生殖器），自万历中选入宫。经过拉拢巴结，攀附上升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继而他又巴结奉承大太监魏朝，魏朝多次在皇帝的贴身太监王安的面前称赞魏忠贤，终于使得王安对魏忠贤另眼看待，魏忠贤竟然找到了向上的阶梯。
客氏，是保定定兴人，原本是侯二之妻，被选入明后宫成为了朱由校的乳母。“天启初，熹庙嗣服（已死皇帝明熹宗刚继承先王之业时），年少未大婚，王安引国家故事，司起居甚严密，而日取诗书礼法相绳，大不堪。乳母客氏则以儿妇人呴呴（语言温和貌），凡百顺承相昵（亲热），遂得其欢心。”（《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宦官贤奸》卷5.）
关于客氏与魏忠贤二人勾结在一起结成“客魏”集团，《明史纪事本末补编》记为：“忠贤得窥其微，乃厚结客氏，与同卧起。”（《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宦官贤奸》卷5.）《明史》记为：“长孙（朱由校）乳媪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谓对食（宦官与宫女结为名义夫妇）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明史·魏忠贤》卷305.）在天启帝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时，中国明末的这对狗男女，女的“客氏淫而狠”，男的魏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双双钻了空子，二人紧密勾结在一起，各逞自己的私欲；小皇帝又“深信此两人”，使得“此两人势益张”，他们“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造成了“宫中人莫敢忤”的政治形势。（《明史·魏忠贤》卷305.）明朝的前程可以想见了。
魏忠贤利用小皇帝的信任，使“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他利用各种手段网罗的文臣武将多到数不胜数的程度，一时间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明史·宦官传》卷305.）这些清一色由溜须拍马者组成的人把持了明廷的要津。廷臣如顾秉谦，兵部尚书张鹤鸣，辽东将领如王化贞、毛文龙都依附谄媚魏忠贤。这个被阉割了生殖器、沦为不男不女的人居然在中国建立了魏忠贤专政。辽东尽人皆知的经（略）（巡）抚不和的根源也在于朝廷枢部阁臣。阉党的重要分子、辽东巡抚王化贞倚仗有朝廷的支持，公然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熊廷弼对着干。吏科给事中赵时用说：“经抚相与哄于外，会议相与哄于朝。”（《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2.）可谓抓住了经抚不和的症结之所在。
在辽东经略和辽东巡抚严重不和、尖锐对立、难以共事的情况下，天启帝命令朝廷召开会议，决定经略和巡抚的去留。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二日，在中府召集九卿科道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出席会议的有八十一人。会后，据兵部尚书张鹤鸣统计，主张“登莱、广宁二抚互换者，徐扬先也”。（《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张登、莱巡抚陶朗先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互相交换任所，使得辽东的事权统由熊廷弼掌管的人，仅有徐扬先一人，其余的人或支持王化贞，或首鼠两端。我们客观地说，在这次八十一人出席的会议上，坚持正确主张的只有徐扬先一人，熊廷弼知道这种结果后，发出了绝望的感叹，他上奏疏说：“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熊廷弼的奏疏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辽东经抚不和的根源，也反映了他对朝廷和扭转辽东局势的绝望。
第二节 后金向辽西进军攻占西平堡
就在明廷召集九卿科道会议，讨论经、抚去留，或者说闲扯淡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做好了进军河西、夺取广宁的准备工作。努尔哈赤通过后金谍工头子李永芳与打入明朝广宁巡抚王化贞身边的谍工的往来，已经探得了辽东经抚严重失和、战守两不相让、广宁军备废弛、辽河设防单薄的事实，决定渡河西征。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委任族弟多弼额齐克、贝和齐额齐克和额驸沙津、苏巴海固夫率领从各牛录抽出的各十五人留守辽东城，亲自率领诸贝勒大臣，统领后金八旗军十万人，浩浩荡荡向广宁进发，大军经鞍山、牛庄，于二十日渡过辽河，兵锋直指西平堡。
这时明军的部署是这样的：辽东经略熊廷弼率领五千明军驻扎在右屯卫，辽东巡抚王化贞率领重兵驻扎在广宁，总兵刘渠率领二万人驻守在镇武堡，总兵祁秉忠率领军队一万人驻守在闾阳驿，罗一贵、黑云鹤率领军队三千人驻守在西平堡。经略、巡抚与各个城堡约定了对敌的原则是：“各坚壁勿战，有急互相应援。”（《明熹宗实录》卷18.）
二十日申时（下午3—5时），后金军将西平堡层层包围起来，明朝驻西平堡的参将黑云鹤违背熊廷弼“坚壁勿战”的指示，主张率兵出战，副将罗一贵阻止他，但是黑云鹤不听劝阻，率领军队杀出城堡之外，与八旗兵在堡外展开激战。不久黑云鹤战死，所部全体被歼灭殆尽。罗一贵率领西平堡的剩余明军坚壁固守，他统领的明军与后金军在西平堡展开了拼死的守攻之战。
当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与罗一贵展开西平堡攻守战时，熊廷弼和王化贞各自拥兵不动，“不急救西平”，大概是二人觉得西平堡的三千兵并不能进行有效抵抗的缘故吧，后来当听说罗一贵固守城池、后金军久攻不下时，“化贞信孙得功之计，尽发广宁兵付祖大寿、孙得功往会（驻守闾阳驿的）祁秉忠进战。廷弼亦发硃书牌，遣高国祯等督（驻守镇武堡的）刘渠撤营进兵，与奴遇于平阳桥”。（《明熹宗实录》卷18.）这样，除了熊廷弼所率领的驻扎在右屯卫的明军没有开出城堡之外，明朝驻扎在广宁及其附近镇武堡和闾阳驿的军队全部开出到城堡之外，与后金处于野战的状态。其中孙得功已经投降后金，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明军中的奸细。他显然是受努尔哈赤之命，设计诱使王化贞“尽发广宁兵”交付于祖大寿与他统领“往会祁秉忠进战”的，使得明军丧失了坚城利炮的优势，而在野战中任凭八旗铁骑歼灭。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军队悉数出城来 援西平堡的消息后，当即将围攻西平堡的后金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围攻西平堡，另外一部分开往平阳桥方向，阻击来自镇武堡方面的明军。
明军与后金军在西平堡之战中人数相差十分悬殊，但是两军之战进行得异常惨酷激烈，《明实录》记载说：“以罗一贵将三千人守西平……贼先攻西平，黑云鹤出战而死，罗一贵固守不下，杀奴数千人。李永芳竖招降旗，阴遣人说一贵，一贵骂之曰：‘岂不知一贵是忠臣，肯作永芳降贼乎？’斩来使，亦于城中竖招降旗。奴尽锐攻之，相持两昼夜，（明军）用火器杀贼，积尸与墙平，会一贵流矢中目，不能战，外援不至，火药用尽，一贵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奴尽屠西平。”（《明熹宗实录》卷18.）努尔哈赤以重大代价夺取了明朝对后金的前哨阵地西平堡。
第三节 平阳桥之战与后金进占广宁
被孙得功设计骗出城外的广宁兵会合闾阳驿、镇武堡的明兵后，明朝三城堡的军队由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征、鲍承先，参将麻承忠，中军祖大寿，游击罗万言、李茂春、孙得功等统领，在平阳桥以东遭遇后金军。总兵官刘渠率先进入战斗。明朝三万大军与八旗兵先后向对方发起冲击。正在两军激战、千钧一发之时，暗中降金并且成为李永芳下属重要奸细的孙得功突然自阵后高喊：“兵败矣。”并且第一个“以骑兵先溃”。后金军“以铁骑冲后军，承先之师溃，我师败绩，刘渠坠马死，祁秉忠扶疾力战，中流失创重死”。副将“刘征手刃十余贼而死。祖大寿败走觉华岛”。（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卷3；《明熹宗实录》卷18.）明军阵线被叛徒孙得功一声“兵败矣”的高喊搞得顷刻土崩瓦解，明军走死逃亡，八旗兵尾随追杀，直至平阳桥，明军损失惨重。孙得功已公开投降努尔哈赤，只是王化贞尚不知道。
正月二十二日，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率领败兵残将逃回广宁。孙得功在广宁城内到处散布后金军快到广宁的谣言，搞得广宁城混乱不堪、人人思逃。王化贞急忙召见心腹爱将孙得功，委以保卫广宁之重任。孙得功受命之后刚刚走出衙门，“即发炮，堵城门，封银库，封火药”，（《熊襄愍公集》卷17.）以等待新主子努尔哈赤的驾临。
在广宁事实上已丢弃的情况下，监军高邦佐驻守松山，他已是请准归乡之人，但仍以封疆为重，放弃八旬老母于不顾，策马来至右屯卫，面见经略熊廷弼，要求亲自带兵入广宁“赴难”，然而熊廷弼不准许他的请求，致使高邦佐“仰天长叹”，说：“松山吾守地，当死此。”说完后，自尽殉国。（《明史·忠义传·高邦佐》卷291.）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高邦佐死前，“谓其仆高永、高厚曰：‘我受国恩厚，义不偷生，誓以死报，好收吾骨归里以见吾母，即葬吾父墓侧，使知有死事儿不绝也。’高永等哭阻之，不听，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礼，遂自缢死。高永语（高）厚曰：‘主人待我厚，宁忍令主人独死，无使令于地下，汝即负我，莫负主人。’言毕亦自缢。厚泣曰：‘我若再死，谁为归主人骨者。’乃潜伏草间，俟火熄，拾骨负背上，徒步还，得归葬广陵（今扬州市）。……邦佐死，子幼，母年八十四。”（《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熊王功罪》卷2.）明代忠臣高邦佐主仆三人，以其生死的悲壮情节演绎出一个爱国忠君的动人故事。
熊廷弼离开右屯卫，停留在闾阳驿的时候，监军道邢慎言劝熊廷弼力救广宁，计擒叛将孙得功一伙，但是韩初命阻止了他，于是熊廷弼没有再向前一步。
正当孙得功封锁广宁城、图谋捉拿王化贞、向努尔哈赤尽忠献城，而一向自命不凡实际昏庸无能的王化贞正在书房中整理“先人遗像并敕书，符验包裹治装”时，参将江朝栋突然闯进王化贞的卧室内，“化贞方检书，见之大怒，呵责之。朝栋急拉化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江朝栋挟持着王化贞来到马厩，见马已被盗走，只剩两只骆驼。江朝栋便用骆驼载着王化贞的行李，护拥着王化贞向城门奔去，他带领数十名骑兵杀退守卫城门的叛军，才使得王化贞得以逃出广宁。这时努尔哈赤的后金军还处于二百里外的西平堡，广宁由于孙得功等明军的叛变而不攻自破。
王化贞在数骑的护送下，败逃闾阳驿，与停留在此的熊廷弼会合。《明实录》说二人相会于大凌河。（《明熹宗实录》卷18.）“化贞向廷弼而哭，廷弼顾笑曰：‘六万军荡平辽阳，今竟何如？’化贞惭，寻向廷弼议固守宁前计，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绐募战，不撤广宁兵于振武，当无今日。此时瓦解之势，谁与为守，唯有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膏锋镝足矣。’乃整众西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熊王功罪》卷2.）在熊廷弼看来，在这种形势下，唯一的神圣任务便是护送百万难民进入山海关之内，使他们免遭八旗兵的屠杀和后金的奴役。可能正是这种想法使他拒绝了高邦佐和邢慎言收复广宁的建议，熊廷弼的想法是当时切实可行的救时之策。
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之后，孙得功、黄进等叛将一伙控制了广宁。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四，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降将把守广宁城门，遣七人到城东三里的望城岗向努尔哈赤请降，夹道跪迎后金汗入城。广宁城的众官员、秀才、白人全都举伞、纛，抬轿，打鼓，吹喇叭、唢呐、箫，在一里外迎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广宁东方的岗下马，他不敢相信不战得城的事情，他在广宁城外观察多时，才派遣八旗诸大臣入城。待分配完了住房后，努尔哈赤才于未刻（下午1—3时）入城，驻于巡抚衙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3.）
后金军占领广宁后，败阵逃匿山上的罗万言前来投降。此外，平阳桥守堡闵云龙、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锦州中军陈尚智、铁场守堡俞红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守堡郑登、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守堡李诗、镇远守堡徐镇静、镇安守堡郑维翰、镇静堡参将刘世勋、守堡臧国祚、镇边守堡周元勋、大清堡游击阎印、大康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励、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以及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夷、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共四十余城堡之官，各领所属百姓投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努尔哈赤入驻广宁，在这里让军队休整十天，便指挥后金军向西南方向开进，想要进攻山海关。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在掩护百万辽东难民入关时将沿路的屯堡房屋尽行焚毁，后金军在漫漫征途上无以栖身，也可能是努尔哈赤认为入关的时机尚不成熟，在后金军走至中左所时，便停止前进，努尔哈赤又率兵折回锦州，努尔哈赤第一次攻入山海关的图谋半途而废。他命令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到义州去强迫移民。义州的官民拒绝迁徙河东，关闭城门拒不投降。后金军攻入城中，屠杀义州兵民三千人，制造了辽西的第一血案。
后金军回到广宁以后，努尔哈赤派遣官员迎接后、妃人等，努尔哈赤的福晋们于二月十一日从辽阳出发西行，于二月十四日到达广宁，为的是向大英明汗表示祝贺，大福晋乌拉纳拉氏阿巴亥率领众福晋踏着红地毯，在巡抚衙门向努尔哈赤叩贺说：“天眷顾汗，占领了广宁城。”为欢迎福晋的叩贺，努尔哈赤设大宴答谢。（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6.）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驻于广宁期间，任命孙得功为广宁总兵官，镇守广宁。《明实录》记载，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己亥，“叛将孙得功为奴酋第五子（莽古尔泰）所杀”。（《明熹宗实录》卷24.）努尔哈赤于二月十七日在众福晋的陪伴下开始东返辽阳。
努尔哈赤攻陷广宁之后，明廷几乎丢掉了全辽，它在东北的统治也接近完全崩溃。新任明朝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为此地经略，难之又难。”（《明熹宗实录》卷20.）
努尔哈赤兵不血刃地占领广宁，标志着他近四十年的戎马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在完成护送辽西百万难民入关的任务以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廷逮捕了王化贞，令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勘。但是熊廷弼害怕回到原籍被陷害，自疏请逮。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诏决熊廷弼于市”。二十八日熊廷弼被“斩于西市，传首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是为九边），尸弃荒野，悬坐赃十七万。妻陈氏系辱悬庭，子兆琏迫极自刭，女瑚呕血死”。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朱由检下诏准许熊廷弼之子“持首为葬”。（《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熊王功罪》卷2；《明史·熊廷弼传附王化贞》卷259.）明朝末年的一代忠臣、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终被魏忠贤冤杀，而且害得家破人亡。熊廷弼的下场令人掩卷深思！熊廷弼死后留有遗著《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熊廷弼被冤杀，是明廷又一次自毁长城，使努尔哈赤少了一个强硬的对手。但是造成了辽西惨败的罪魁祸首王化贞，反而得以拖延至崇祯五年（1632年）“始伏诛”。（《明史·熊廷弼传附王化贞》卷259.）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1621—1622年）开始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后金军攻占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努尔哈赤把后金残暴落后的弊政推广到新占领的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广大汉族人民群众反抗后金弊政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