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熊廷弼二次出任辽东经略和他的三方布置之策
辽河以东十四卫的广大地区陷入后金的占领之后，辽河以西从塔山到闾阳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区人口逃亡一空，烟火断绝。辽阳失陷的消息飞报京师后，朝廷震动，京师戒严。明廷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然而满朝群臣束手无策。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初六日，天启帝朱由校提升薛国用任兵部右侍郎兼佥都，经略辽东，任王化贞为佥都，巡抚广宁。可是，明廷对辽东地方官员的这种调整并没有使形势发生变化，辽东形势日益危急。
朝廷的几乎所有的官员一致认为，除了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外，任何人也不可能挽回辽东的险恶危急的局势。明廷官员中，最早主张重新起用熊廷弼的是大学士刘一燝，他在沈阳陷落后，于三月二十日上奏疏说：“庙谟之胜，只在用舍得人。即如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代指北京），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于是，三月二十九日，木工爱好者天启帝朱由校决定再次起用熊廷弼，他在发给熊廷弼的敕谕中说：“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析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思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遣官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梁本）卷3.）朝廷在三月末做出重新起用熊廷弼的决定后，于同年（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颁布皇帝的特殊命令，恢复熊廷弼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
朝廷在决定重新起用熊廷弼的同时，为了给熊廷弼以心理慰藉，给那几个弹劾熊廷弼尤为起劲的官员以不同的处分：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以各降三级的处分；曾任辽东阅边大臣的姚宗文为人险恶，品质恶劣，起的坏作用最大，给以革职为民，遣送原籍的处分。（《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六月一日，熊廷弼接受皇帝的命令，在京师（北京）入朝拜见皇帝，他对朝廷提出的第一个请求是“免言官贬谪”（请求不给毁谤过自己的言官以处分），充分表现出熊廷弼的宽宏大度。接着他提出了应对辽东险恶局势的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抵敌）之，缀（停止）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关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明熹宗实录》卷11.）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稍加说明就是：陆地以广宁为中心，用马步兵坚守，在从三岔河到广宁之间的地方，明军以犄角扎营的办法驻扎，深沟高栅，牵制后金的铁骑，这是“三方”中的一方。海上设登（州）莱（州）巡抚，以陶朗先充任，与天津巡抚毕自严一起，二处各自扩建水师待战，成为三方中的另外两方。辽东经略驻扎在山海关节制上述三方，统一事权。三方布置之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充分表明熊廷弼的卓越军事才干，如果朝廷上下同心戮力贯彻执行，必能有效遏制努尔哈赤西进的步伐。但是，贯彻这一计划需要全国各省调遣精兵二十余万支援辽东，年需兵饷一千余万两，而这是朝廷无法承受的重负。而且这一计划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此外，这一计划没有考虑应急的措施，这是该计划的致命缺漏。
六月初六日，明廷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
七月，熊廷弼将启行，明熹宗天启帝特赐麒麟服一套（按明制，公、侯的官服才能绣麒麟，武官一品、二品之官员的官服只能绣狮子）、彩币四，宴之郊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宴。这些都是“异数（皇帝给予臣子的特殊优遇）也”。皇帝还赐给他尚方剑，又以京营选锋五千名护送熊廷弼赴任。（《明熹宗实录》（梁本）卷7；《明史·熊廷弼传》卷259.）这是熊廷弼第三次赴辽东任职。
第二节 经抚不和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在明朝内部有一个最大的敌人，他就是王化贞。还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辽阳陷没，辽东经略袁应泰死后，朝廷任命薛国用代为经略，但他“病不任事”，并没有担当起经略的职事。接下来，在朝廷又下诏书重新起用熊廷弼于湖北江夏（今武汉）时，同时提拔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在代辽东经略薛国用因“病不任事”的情况下，王化贞抓到了广宁的城防大权。
广宁，乃是辽东重镇之一，辽东巡抚、辽东总兵官、辽东镇守太监等官署都设在这里。“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广宁城没有天然屏障可守，全靠守将运用智慧防御外敌的入侵。
在熊廷弼来辽前担任广宁守卫任务的王化贞，不过是个狂妄的书生而已：“化贞为人騃（音呆，傻也）而愎（乖戾，执拗），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说空话）。”（《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熊廷弼出山海关刚一视事，建议援辽军队改换一下名称，便惹起王化贞的极大不满。原来关内开到辽东的援辽的军队，王化贞都把他们改为“平辽”军，这惹得辽东多数人的不快。熊廷弼说：“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此以后王化贞与熊廷弼有隙，而经（略）（巡）抚不和之议论便产生了。（《明史·熊廷弼传》卷259.）但这仅仅是辽东经抚不和的缘起，更大的分歧和向着敌对关系转化还在后头。
在正面对后金防御的战场上，广宁巡抚王化贞主张：“部署诸将，沿（辽）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塞，各置戍设防”。（《明史·熊廷弼传》卷259.）阎崇年对这段话注解说：“他先派二万兵守三岔河（大辽河下游叫三岔河），河长一百二十里，步骑一字摆开，每数十步搭一土窝棚，置军六人，画地分守”，（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11页。）形成“一条竹节之形”。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这种极其幼稚的近似儿童游戏般的步阵是完全错误的，疏言反对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只宜置游徼（巡察）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同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熊廷弼的奏疏送到朝廷后，正赶上御史方震孺亦谈论王化贞的“防河六不足恃”，王化贞的防河方案便就此寿终正寝了。王化贞由于计划没有通过，“愠（怒）甚”，便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尽委军事于廷弼”，老百姓把这称之为一推六二五。熊廷弼郑重向王化贞申明，“不得藉节制，坐失事机。”（《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经（略）（巡）抚不和逐渐发展到了经抚对立的程度。
在依靠的力量上，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各持一端，完全不同。
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以广宁为河西明军的大本营和堡垒，采取犄角扎营的办法从正面牵制敌军，同时发展山东登州、莱州的水师和天津的水师，逐渐积累力量，为将来的反攻准备条件。以防守为主，寓进攻于防守之中。这是一种以依靠自身力量为主，以依靠外援（朝鲜、蒙古）为辅的正确方针。
而广宁巡抚王化贞是一个狂想者，他把战胜后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力上。首先王化贞寄希望于蒙古援兵，希望虎墩兔憨（林丹汗）能“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明熹宗实录》（梁本）卷9.）可以使明朝不经过战斗而取得胜利；其次，他“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第三，他把希望寄托在辽河以东的广大汉族人民对后金的反抗上，认为“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王化贞竟然幻想着依靠上述这些不求自来的力量达到光复河东的目的。他甚至痴人说梦般地向天启帝表示决心说：“臣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叙赉，辽民赐复（免除徭役）十年，海内除去加饷；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奴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2.）王化贞的幼稚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王化贞坐镇广宁，拥有的主要是来自关内的援辽兵马十四万之众，但由于他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对他具有指挥权的众多兵马的管理、训练、装备并不多加注意，“一切兵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广宁的十四万兵马徒有数量，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对于王化贞一味依赖外援，不依靠自己力量的做法，熊廷弼曾尖锐指出：“辽人不可用，西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明史·熊廷弼传》卷259.）但是王化贞“一切反之”，与熊廷弼唱反调，对着干，发高烧，升虚火：“谓我一渡辽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传，致）书中朝，言中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当时凡是有点见识的人都说他“必偾事”（搞坏事情）。
由于王化贞与熊廷弼矛盾日深，水火不能相容，王化贞采取巴结朝中当权者的办法，来保住和巩固自己的禄位，比如：“他以辅臣叶向高为座主（即座师，主试官），以兵部尚书为奥援（有力的靠山）”，（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21页。）攫得了辽东的军事实权，架空了朝廷特设的在辽东高于一切的经略熊廷弼，使其成为徒有经略之名，而无掌管辽东军政大权之实的这样一个空头司令，形成“辽左事唯枢臣（宰辅之官）与抚臣（辽东巡抚）共为之”的局面。朝廷与王化贞一起架空了熊廷弼之后，还要责以（经、抚）“功罪一体”，熊廷弼被剥夺了打击后金的作为，但还要承担由于王化贞瞎胡闹而造成的战败的罪责，明廷办的“好事”真可谓“妙绝”。
第三节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
王化贞对于抗金斗争也不是一点好事没干，他重用毛文龙，在客观上就开启了明朝抗金斗争的崭新局面，这是王化贞始料不及的。
毛文龙，浙江钱塘人，少年时在家乡受人轻视，远走塞外之后，在行伍中混迹十几年，在沈阳、辽阳失守之前，在明朝辽东军中历任鞍山百户、辽阳千总、守备等职。天启元年（1621年），被别人推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以其熟知边事授以练习游击之职。五月，王化贞派遣毛文龙等四人率军丁二百余人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七月，毛文龙以鹿岛居民李景先作为向导，先后到达连云、石城、长山、獐子、海洋等十余个岛屿，杀死后金派往各岛“搬运牛马粮食”的官员胡可宾、何国用等人，初步立住了脚跟，从辽东半岛的东部阻断了后金的海上交通。
当时有个辽左诸生名叫王一宁的人，因辽城被陷，父子二人直接去朝鲜，投揭朝鲜国王，借兵恢复辽左。朝鲜嘉其忠义，加宴礼送之归国，亦来到了石城，在这里王一宁与毛文龙相会。毛文龙派遣王一宁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来此避难的人民串通镇江的士子（士大夫）和庶民，大家纷起表示响应。次日，千总徐景伯派弟弟徐门来报：建州所署游击佟养真选兵二百余名，抄杀黄咀山人民未归。毛文龙与王一宁商议说：“镇江兵止千余，壮勇既出，城中必空，若以奇兵掩其不备，城可袭而得也。”他们命令守备苏其民要截其归路，自率家丁屯民，直到镇江城外二十里的地方登陆。他们在鸡鸣时分进军到镇江城下，镇江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千总张元祉首先登城，陈良策率弟陈良汉、苏义等内外夹击，一举夺得镇江城。佟养真率家丁前来迎救，被毛文龙军击中仆地被俘，与其一起被捕获的还有佟养真之子佟丰年。镇江城光复后，宽奠、叆阳一带数百里地方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卷4.）
对于毛文龙所取得的镇江之捷，王化贞自称是“发踪奇功”，熊廷弼与王化贞恰恰相反，他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广宁巡抚王化贞与辽东经略熊廷弼矛盾对立到如此之程度，对镇江之捷这同一件事竟有如此正相对立之不同看法，辽东大地怎能不尽陷敌手？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后，王化贞越过顶头上司熊廷弼直接向朝廷请功，并且请求朝廷下旨，增援镇江毛文龙。（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毛文龙的镇江之捷在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辽南的金、复、海、盖四卫也大为震动，人人响应。木工爱好者天启帝朱由校也认其为奇捷，决定加赏毛文龙，并希望趁热打铁，扩大胜利。八月，朝廷命令登莱、天津两方发水师二万援助镇江，还命令辽东巡抚王化贞统领四万大军，联合蒙古兵，渡过辽河，进攻辽东的失地。但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出师的时机还很不成熟，阻止派兵。最终，不仅朝廷没有调动登莱和天津的水师，熊廷弼还发令箭阻止王化贞的行动，使得所有的军队都没有渡河进战。（漫叟：《东江遗事》下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实事求是地说，这次军事行动即使得以成行，也只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重演一次萨尔浒的惨败的悲剧而已。但是熊廷弼不派一兵一卒的做法也未见完全正确，也不免犯有固执己见的错误，他这样做，就使得后金可以放手屠城，镇压辽东汉民的武装反抗斗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