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约翰·塞尔（J.R.Searle）是一个生物学自然主义者，他反对把精神和物质分立讨论，他认为这样的划分很难逃脱人们讨厌的二元论。他同时也反对把意识归结于物质的唯物论，像丹尼特那样。在他看来，人的意识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现象，它和消化、生长或光合作用一样，也是我们的生物性生命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这种“生物自然主义”如果仅从自然进化史上看、从宇宙宏观的视野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考虑到人的意识与智能的水平，在宇宙中可能并非十分出色，其智商数量级别并不太高，意识的特殊地位确实不值得高调突出。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花了那么长时间，给予意识以研究的核心位置，是由于这个问题到了条件具备、值得研究的时机了。但是，意识的问题和物质的问题是相对应的，意识的确是从物质高度发展以后才产生的。如果从我们人类的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角度看，企图避开哲学中关于物质与精神基本关系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有点像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
心智与意识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人及其大脑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强调物质与思维的辩证关系，并不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倾向。精神的能动性并不能简单地与人的其他生理反应相提并论，它具有突变的、与动物生理反应不同的根本特性。换句话说，意识的主体性，不能通过还原为物质（神经元）的客体性来实现。塞尔的观点提醒我们，把大脑与意识的过程分开，把意识的过程当做一种特别的现象，就像柏拉图那样认为意识的过程在脑中某个部位发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鸟笼”，让意识在其之内运作。心智与意识状态，都是人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属性，是人的大脑的自然功能。虽然大脑不同分区有着不同的感觉与理性的功能，它们毕竟都是围绕着整个大脑系统而实现着整体的功能。塞尔自己也认为，生物自然主义自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神经生理学如何能说明我们的心智现象呢？他还认为，当人处在无梦睡眠的无意识状态之中，在大脑中唯一进行的，是出现在神经元结构中的神经生理事件的序列。在状态完全是无意识的时候，除了神经生理状态与过程之外，别无他物。对这个观点可以没有异议，但是塞尔把这种心智状态当成了本体论，这是值得商榷的。
塞尔有名的“中文屋论证”例子，是他反对机器具有智能的强有力论述，但也受到了不下100种的批评。这个例子说，塞尔不懂中文（他举中文例子的年代，中文还普遍被认为既难懂又难学，如今学习汉语的非母语使用者越来越多了），在一个写着中文符号的房间里，他看那些中文符号，并在一本规则程序书中查阅，依照这些规则对那些符号进行运算，然后给房间外的人返回问题的答案。问题是，塞尔始终并不懂中文的意思，却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他的结论是：仅仅通过操控形式符号，不能本质且自然地导致具有语义的内容，其本身也不足以保证语义内容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只从语法过程中抽取出语义来。“如果我不是仅仅基于执行一套用于理解中文的计算机程序而理解中文，那么，任何其他的数字计算机也不能仅仅基于此而理解中文，因为没有哪部数字计算机会具有任何我们所不具有的东西。”笔者觉得，关键在于，不仅中文的理解、语义的产生，都不是大脑底层的神经元物理化学活动所能够解释的，虽然这些神经元活动也都反映各种意识的活动，如进行数学计算等，或者反过来说数学计算导致大脑神经元在活动，这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这个计算本身，却是神经元层次所把握不了的。
计算是我们思维中的模式与客观世界中的数学关系的某种匹配与同构关系在大脑中的演进，常常体现着思维的某种突变性成果。当我们紧张计算并得到答案时，或者在进行创见有所收获时，神经元活动往往呈现非同寻常的活动轨迹，大脑某些区域显现特别的活跃。这些功能和现象，当然是目前机器所没有的，机器计算与人类智能活动之间，显然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即使将来有一天制成了生物计算机，也还是无法弥补人机之间的本质差别。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字司马贺）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他在心理学方面的一个著名观点：一个人可以在四个领域里成为专家。从1943年到1979年，他共获得过哲学、法学、科学等9个博士头衔，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发给他197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时总结性地指出：“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赫伯特·西蒙是人工智能和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看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课题，实际上都是“人的决策过程和问题求解过程”。他在经济学决策理论方面的思想“最优是不可能的，满意就行”，运用到心理学领域，就发展成为有限合理性的问题求解与专家思维信息搜索的方法优势问题。他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组织内的决策过程，就必须对人及其思维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西蒙等人一起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行为。西蒙在人工智能中做出的最基本贡献，是他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Physical Symbol System Hypothesis，PSSH）。西蒙认为，任何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如果是有智能的，则肯定能执行对符号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条件转移和建立符号结构这样6种操作。反之，能执行这6种操作的任何系统，也就一定能够表现出智能。西蒙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另一个贡献，是发展与完善了语义网络的概念和方法，把它作为知识表达的一种通用手段，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知识表达方法中，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西蒙先后来中国访问交流达10次之多。1983年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西蒙教授到中科院心理所进行关于人类短期记忆的合作研究，同时在北京大学系统地讲授了认知心理学，阐述了认知科学的基本观点。
西蒙作为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其观点在后来不断受到挑战。布鲁克斯（R.Brooks）在1991年提出，智能可以是没有推理的，也可以是没有表达的，智能的来源不仅仅限于计算装置，也来自于周围世界的情境、敏感器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机器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智能行为可以在没有明显的推理系统情况下产生，智能是系统与周围环境进行交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布鲁克斯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即现场人工智能（Situated AI）。这种观点，注重智能的实践特性及实际表现，注重智能解决情境问题的能力，笔者以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不同意西蒙观点的还有克兰西（W.Clanc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理论不能解释人类的智能行为，智能的呈现不是像计算机处理器那样操作，而是一种能同时协调感知-动作的机制，智能行为是感知-动作多个循环的结果，不是深思熟虑的推理和决策。围绕着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克兰西和西蒙之间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与西蒙的博学有点类似的是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他在生物学和认识科学、脑科学方面同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一种可能结构”的论文，被誉为是“生物学的一个标志，开创了新的时代”。由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1962年，他们三人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1966年，克里克将兴趣转向神经科学尤其是“意识”问题。他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自然科学的办法可以解决意识问题。以往，大多只有哲学家们讨论意识问题，虽然有过弗洛伊德研究无意识问题，格式塔学派研究完形识别的理论等，但真正采用自然科学手段涉足大脑的奥秘，可以说始于克里克。克里克考察意识的本质，不仅仅从自己熟悉的分子角度研究问题，还注重从心理学、神经解剖学以及神经生理学等各个水平，甚至从哲学水平来看问题，以期架起连通各个领域的桥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思想、意识完全可以用大脑中一些神经元的交互作用来解释，高级的意识活动完全可以从神经元底层的活动来解说，这就是他提出的关于意识的“惊人假说”。他认为，意识可以归结为神经活动的一项功能，它显示各种底层运算的结果。意识牵涉到一种关注机制，该机制利用40赫兹的振动，把相关神经元的峰值同步化，从而暂时把这些神经元连接到一起。这种40赫兹放电，被克里克等科学家认定是人类心理活动高阶功能的标志，是大脑高级功能的生物电峰值状态。但是，如何从神经回路发生奇迹，产生意识，产生理解，克里克和一般神经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一样，都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塞尔认为，人类到目前为止，对此还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认识，只有艾克尔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最直截了当了。艾尔克斯说，上帝在婴儿出生后约3周时，把灵魂赋予了他们。
克里克还研究了关于人类梦境的复杂问题。当然，克里克研究的目的并不在梦本身，而在神经网络。他认为只有理解了神经组群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和协同工作才能理解大脑。神经组群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有时发生在睡眠和快速眼动中，克里克希望通过研究梦来作为神经交互作用的证据。克里克还提出，意识不是先天就有，而是由大脑中位于“扣带前回”的一小组神经元产生和控制的。这当然还是一种物质的模型，并没有解决意识产生的实质问题。克里克直白的还原论引起了不少质疑：意识显然是大脑综合功能的结果，而不能把它归结为底层的细胞运动现象。但这里，克里克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提出了柏拉图所说的“鸟笼”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他的观点受到了认知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科学哲学家萨伽德（P.Thagard）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的思维具有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把整个庞大的知识系统贯穿了起来。所谓连贯，就是“限制满足性”，我们理解一个事物，是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想要理解最连贯的描述，考虑彼此适合的信息或互不相关的信息。连贯性的理论部分地回答了知识的来源问题。萨伽德认为，知识既不是来源于先天的公理，也不是简单地来源于经验，而是作为一个信念的整体，互相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他认为，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萨伽德把这种基于中心假设对心智的理解方式，称作心智的计算-表征理解方法（computational-represen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ind，CRUM）。逻辑、规则、概念、表象、范例和连接，是其心理表征形式，演绎、搜索、匹配、循环和恢复是其计算程序。认知科学中的种种理论都假设心智具有心理表征特性，类似于计算机数据结构，而计算程序类似于算法。也就是说，心理表征就是计算机数据结构，心智的计算程序就是算法，而思维过程就是运行程序。从表面上看，CRUM与我们所说的思维模式的构成与运行方法等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它对问题求解、学习和语言的本质等心智现象作了很好的解释，但其机械性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它忽视了思维关键性的方面如意识、情绪和经验，也忽视了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对心智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