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知科学主要研究思维或意识（包括知觉等）的诸种特点和表现，它在科学实验的技术支撑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研究风格。有的科学家注重心智功能，认为只要两个系统保持对应的功能，它们就是功能同构。这种观点基本上把智力看做是人与机器共有的产物，只要机器的操作结果表明它符合原先设定的预期，就说明它们具有思维功能，而不用管它内在的心智过程到底是否表明具有智慧。还有的注重意向性研究，认为心灵智能的本质就在于意向性。注重意向性的研究侧重于思维符号的表征，特别是关于意义的分析，语言符号与意义分析是这些研究者们所浓墨重彩论述的。有的科学家从大脑神经物理运动来解释智能的本质，认为智能能够从大脑神经细胞的物理化学反应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在认知学派中比较盛行。在许多情况下，这几种研究风格有时在同一位研究者身上都有所体现。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当代几位有代表性的认知科学家或研究意识问题的哲学家的观点，主要有皮亚杰的建构论，赫伯特·西蒙的决策理论，克里克的还原论，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塞尔的“中文屋论证”例子，福多尔的模块论，萨伽德的认知连贯性，丹尼特的意向理论和文化基因等观点。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现代心理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依据对儿童心理发生的长期研究，提出了认识是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他早年受康德的影响很深，后来又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不同于上述两种思想来源，他认为人是一个有机认识结构的一部分，认识是人们（特别是儿童）在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结果。他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动作，智慧的本质是适应，人类的智力活动都包含有一定的认识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基本特性有整体性、转化和自我调节三个因素。认识的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高一级的认识结构。皮亚杰认为他的建构论与心理学完形学派不同，他的认知结构是动态的，而完形学派的完形结构是静止的、凝固的、追求所谓未被历史“污染”的脱离主体的结构。皮亚杰承认认识内容的客观来源，他说：“从经验论的观点来看，一个发现，对它的发现者来说是新的，但是，被发现的东西本已存在于外界现实中，因此并没有建构什么东西。先天论者或先验论者主张，知识的形式是在主体内部预先决定的，因而严格地说，同样，也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相反，发生认识论者认为，知识产生于不断地建构，因为在每一个理解活动中都包含有某种程度的发明；在发展中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其特征总在于形成一些在外部世界或主体心中原先并不存在的新结构。”从总体上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当代认识论研究以及认知科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发生认识论所取得的巨大影响，与皮亚杰所采取的方法论紧密相连。可以认为，皮亚杰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综合的、动态的、辩证的方法。他重视主体及其活动在结构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把功能和发生过程的研究与对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当然也要看到，皮亚杰的主体活动，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涵有所不同。他更看中个体的、生物的发生学意义，而对于社会性、意义的建构等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论述。夏甄陶认为，从总体上看，皮亚杰没有把社会因素的作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没有把社会前提当做认识发生得以实现的根本基础，而是过多地注意动物智力同人的认识之间发展的连续性，又忽略了连续性的中断和由中断所造成的质的差异。人类认识何以发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同人类社会何以发生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同步的。另外，皮亚杰毕生研究认识的发生学，在他的晚年，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他并没有结合这方面的成就进行分析。
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美国当代实在论语言哲学家，也是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计算机功能主义观点。他认为，心理状态必须要用一种心理状态与另一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功能关系来解释，而不能用特殊的物质载体来解释，就像计算机行为不能用其物理化学性来解释，只能由计算机程序来解释一样。功能主义的核心是“功能同构”，意思是说如果两个系统保持对应的功能，它们就是功能同构。受图灵机启发，普特南的功能主义被称为“强人工智能”。普特南说：
“在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我提出了一种假说，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并有一定的影响。其内容是，人类心理状态就是大脑的计算状态，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对神经学的具体内容进行抽象，就像我们编的程序或使用计算机时通常要对‘硬件’进行抽象一样，且完全以所涉及的那些计算的术语来描述心理状态。因此心理状态就像是软件。”然而，普特南心理与计算机功能同构的主张，随着语言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有所削弱，后来他发现，意义并非只与内部心理的状态相关，而应在整个符号系统中得到确认。
普特南的思想实验在他的“缸中之脑”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预设，一个人被做了大脑手术，他的脑被摘除然后被放在一个营养缸里存活，其神经末梢与一台超级计算机连接，计算机使得这个大脑主人具有一切知觉，但实际上此人的一切感知经验都是从计算机传输到神经上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个脑甚至还产生各种幻觉。普特南的寓意在于，我们所相信的外部世界一切都是假的。1975年，他发表了《意义的意义》一文，他提出，意义是在脑中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缸中之脑的假设，可能就出于他对能否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大脑对于意义之意义的探讨。这个假设对于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未来的科学条件下，科学家们有能力将大脑剥离并且让它独立成活且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和独立自主的人的主体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就目前而言，大脑存活是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人的各种器官如果都能够置换，大脑却仍无法置换，它不能脱离原有的主体。
我们从一些临床案例看到，有些移植了别人的肝肾、别人的心脏的人，手术后性情发生了变异。“缸中之脑”的假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有一天如果需要的话，科学技术能够实现这一预设情况，剥离的大脑能够存活，或者独立，或者移植在别的主体之上，或者以胚胎基因改造的形式，使新的大脑继续存在下去。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下的这个脑，它属于谁的呢？换脑术、克隆人在未来人类社会能被允许吗？能否突破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禁忌？如果可行的话，新脑的自我意识、新思维的模式属于谁？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说，缸中之脑不可能拥有高阶意识，或自主意识，那么置换新脑者有没有原先主体的高阶自主意识呢？这些问题现在讨论起来似乎很难想象，但是却无法回避。未来的实践发展，将使得人们必须接受它的挑战。将普特南的思想实验彻底走到头，人们会发现，无论是普特南还是其他人，都很难回答这个哲学、科学与伦理学的底线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生理学家约翰·艾克尔斯1977年与哲学家波普合著了《自我及其大脑》一书，共同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心理生理相互作用论。他们认为，“世界一”即我们所见的物质世界，包括大脑在内，“世界二”包括人的精神世界，“世界三”就是人类的文化成果总和，即成形的精神产品。真正原创“世界三”理论的是波普，他在1967年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此观点，但是，“这是一次啰嗦琐细且越说越让人糊涂的糟糕演说，而且，以后波普多次阐述也没把它讲清楚。”艾克尔斯后来根据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提出“树突子”假设。“树突子”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元，进而，他又根据“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心理子”假设，“世界二”的“心理子”与“世界一”的“树突子”相对应。“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于人们进一步研究人类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及其产品，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怀特（L.White）曾经认为，人类的智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借助了文化的结果，而这里的文化主要还是指“世界三”，即各种文化成果的总和。怀特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少有大师的时代，一些当代的思想家不见得比古代的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聪明多少。有人曾经设想，如果有一天地球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物质化为乌有，而图书馆还保留着，包括那些数字化的成果，那么很快人们就会再度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明世界来。
然而，如果连图书馆都一起毁灭了，那么人类将会遭遇万劫不复的命运，这就体现了“世界三”的重要性。应当说，今天的人类记忆容量不见得比古代人更大，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决策博弈能力也不会比古人更强，人类的聪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三”。但同时我们认为，人类依靠着自己的思维模式系统，在社会实践水平极大提高的推动下，人们的知识背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人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比起古代人来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人类的认识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化。
1983年，认知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受计算机编程和硬件模块的启发，提出了认知功能的模块理论。他认为，人类心智的大部分是由模块组成的，也就是硬连线的、目标特定的封装的输入分析系统。想出下一步做什么，就假想的情景做推理、创造性地重构自己的材料，修正自己的世界观，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靠一个神秘的核心的设备完成。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精细认知功能的基础，其中“域特异性”和“信息封装性”是模块性的两个主要特性。按照福多尔的观点，只有模块化的认知过程，才可以被进行科学的研究。自1988年调往罗格斯大学后，福多尔一直是认知现象联结模式的执着的批评家，他认为联结主义无法解释思想的合理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模块思想已发展为多功能系统理论，在记忆研究中得到了较多学科的支持。
在此，我们对于福多尔过分强调模块、突出大脑的部分而非整体的功能保留了一些异议。作为典型的功能主义者，福多尔把心之于脑，看做是软件程序与硬件的关系，换句话说，他认为认知科学不是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学，这和还原论有很大的区别。应当说，在今天大脑仍是一个“黑箱”的情况下，回避神经结构这条研究方法之路，而从功能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灵与智能过程，借助于计算机来解释思维，这是目前功能主义的，同时也是认知科学界可行、盛行的做法。“这也是功能主义的轻硬件重软件的道路。”在还原论和注重神经结构研究方法遇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功能主义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法。应当指出，本书也运用了功能比较和类比的研究方法，然而和福多尔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区别。本书虽注重于功能的比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思维模式当做类似于计算机的软件，但是与功能主义不同的是，我们不仅注重功能比较，也注重结构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不还原于结构分析。不仅注重心智功能，还注重情感等因素，这些因素在计算机系统里目前还基本上是空白的。最主要的是，本书注重这种功能的产生来源，是社会、历史的积淀和实践活动的物化，而不简单仅从人-机两个系统进行静态的功能对比。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是从外部输入而非自主生成的，而人类思维的模式是在千万年历史中由自然的进化和社会的实践等促成自组织产生的。这是本书与功能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在。
人工智能科学家明斯基（Marvin Minsky）于1985年出版《心智的社会》一书，他认为，智能并非存在于中央处理器中，而是在许多具有专门用途、彼此紧密联结的机器的集体行为中产生。将来，有可能做到把意识移植到机器内。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知道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电子运动，人的记忆等都可能是以电子脉冲方式存在的。所以，从原则上说，人们可以通过某种电子机械设备，测定这些脉冲并把它们在另外一个媒介如记忆库中复制出来。由此一来，记忆中的“我”作为本质上的“我”，可以在计算机里保存，记忆可以被复制、移植和数字化运作，人可以成为某种真实自我的数字展现。即使在计算机里，“我”仍然可以得到和以前完全相同的体验。对作为自我意识的数字化，除了可以设想复制后移出外，还可以有一种反向的过程，就是将体外的自我意识，可以是他人的自我意识，也可以是经过机器加工处理后的自我意识，移入自我的头脑，从而形成新的自我意识。作为杰出的人工智能专家，明斯基的意识移植想法，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一样，给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启发式的思维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