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伽德是一位观点鲜明的连贯主义者，他主张对CRUM进行生物学、动力学、意识经验、社会性和文化性因素的整合，将CRUM语境化。他认为，我们的知识并非如坚不可摧的高楼大厦，而更像漂泊在大海中的由许多相互支撑的甲板构成的船。判断一个信念是否真实正确，不是因为它不容置疑，或是它从其他不容置疑的信念中推论出来的，而是因为它与其他彼此相互支持的信念是连贯的。为此，他还很细致地总结了实现认知连贯性的5种途径（即解释连贯性，类比连贯性，推理连贯性，知觉连贯性，概念连贯性），共28条原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个体系运用到认知、伦理、法律政治等领域。这个体系有点像库恩的“范式”理论，只不过是更加广义的范式，包括了我们科学知识的和日常生活的整个知识系统，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互相连贯起来，一个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它的“解释宽度”，等等。但是，这个体系也有问题。由于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如何解决新旧认识的不协调问题、如何判定认识的真理性？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还是要通过辩证的、实践的方法来实现，要通过思维模式的不断建构，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不断匹配，来完成认识的连贯与创新的统一。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注重从意向层次研究意识。
所谓意向性，即心智指向他物的属性，使得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丹尼特认为，是否具有意向性，是区别意识功能状态与其他功能的状态的标志。丹尼特借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一个概念“米姆”（meme），来说明文化基因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作用。道金斯曾认为，人类有能力通过生物基因或米姆基因两种方式来进行复制与进化，而动物只受一种生物基因的制约，所以动物进化不会产生质的飞跃。塞尔对此的批评是，基因在动物那里的进化是盲目的、随机的，而人类文化的传承都是有目的的，这两种事物根本不同，做此类比不可取。
丹尼特的观点集中起来可以表述为：不存在单一的、确定的“意识流”，因为不存在中央总部或笛卡尔剧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跑到那里，让一个核心赋义者来透彻解读似的。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单一流（无论它有多么广阔），相反，存在的是多重渠道，各种特化回路……基本的特化回路是我们的动物遗产的一部分。某些部分是先天的，由于人类个体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微观习性（microhabit）而得到放大，有时甚至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些习性部分是自我探索的独特的结果，部分是文化的预设的礼物。数以千计的米姆（文化基因）多数靠语言承载，也有的靠没有语言的“意象”以及其他数据结构承载，它们在个体的大脑中居住下来，塑造它的倾向，因而也把它变成心智。他还认为，在我们死后，遗留下两样东西，基因和米姆。人的基因每隔一代就要减少一半，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的基因比例就会变得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你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它们就会永远流传下去，即使你的基因已融入公库，它们仍旧永垂不朽。
以上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对于意识或大脑功能的主要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和方法上探讨了思维的特性、机制与本质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仔细研究。当然，有些观点显然并不妥当，这也不妨碍我们加以借鉴。
当前，认知科学的发展得到国际科技界的大力支持，一些国家政府对此项研究高度重视。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分别推出“脑的十年”计划和“欧盟脑的十年计划”，日本在继20世纪80年代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之后，再一次推出“脑科学时代”计划，总预算高达200亿美元，其中，脑的认知功能及信息处理是研究的重点。21世纪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资助了一个“提高人类素质的聚合技术”的计划，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看做是21世纪四大前沿技术，并将认知科学视为最优先发展领域，主张这四大技术融合发展，并描绘了这样的科学前景：聚合技术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在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技来制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这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在2007年开始执行的欧盟第7次发展框架，进一步增加了对大脑研究的投入。在中国，脑科学研究也正在深入地开展，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人类脑计划”的会员国之一；同年，中国认知科学界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等重要会议。
在2010年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上，专家们就当代认知科学的前沿问题发表了看法。可以看出，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许多课题在生理学与认知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其中涉及视觉，注意，语言，动物认知，脸部识别，计算与认知，等等。还有一些课题涉及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如：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需要多少假设来进行决策？人的焦虑情绪如何影响问题解决，精神分裂症的大脑网络，语言理解，等等。这次大会论文给人的感觉是，尽管人们在认知科学领域许多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对于意识思维本身的机制问题，由于涉及最本质的哲学层次，人们还比较慎重讨论它。换句话说，人们普遍在认知的感性、知觉阶段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而在认知的理性阶段方面的细节研究，仍然比较审慎。
霍夫斯塔特曾认为，研究大脑的思维活动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解释在低层次上神经细胞的激发怎样引起高层次上符号的行为（意义的产生）；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创造一种理论，能够解释高层次上引发符号的交流却并不涉及低层次上的神经细胞的活动。如果真能做到第二点，那就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可以用不同于大脑的硬件来实现人的智能活动。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从克里克以后大家都普遍感觉到了，但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它牵涉到还原与突现的问题。按系统论原理，知道了部分的组成性质之后，不一定就能够掌握整体的功能。只关注底层的观点，并不能合理有效地解释意识产生的机制。关于第二个问题，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符号的交流与意识的产生，会涉及神经细胞的异常活动，当然，这其中的理论解释还没有能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有的学者认为，把神经细胞的异常活动看成是创新思维中的大脑的某种功能，太过于牵强。
把解题过程中右脑血液流动增加，当做是右脑富有创造性，也缺乏科学的根据。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重视。
迄今为止，哲学家们研究意识问题大都是从自我内省的角度，以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来审视意识。这是存在不足的。霍金甚至认为，当代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已经使哲学跟不上脚步了。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家则从“底层”生物学角度，用一些仪器来测量脑的生化反应，找寻意识发生地，或通过人机功能对比方法，来研究大脑的机制。大脑作为“黑箱”，确实给人们研究其机理带来很大难度，但人们通过各种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人脑的部分功能。
在这一部分“问题与方法”中，主要介绍和阐述了在思维相关的问题上，古今中外思想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在西方认识论史上，对于意识、思维的机制，认识的起源问题，人脑到底有没有一个先在的模式，或者大脑是否就th是一块白板（像洛克说的那样），有着十分丰富的论述。柏拉图提出大脑内有一个鸟笼存放思想，代表了后来整个西方认识史上关于此问题的一条主线。纵观这条主线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家们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主要的两个派别：大脑是白板；或者它先天地有一个类似聚光灯照亮的剧场，思维活动在其中进行，再或者人们先天就有某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的认识，学习等不过是将之唤醒的过程。西方认识论研究者们，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推理的方法。
中国思想家们的问题与西方的不同，方法也不同。在他们看来，认识主要是一种修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他们注重的是，认识的总体后果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并不考虑认识是怎么产生的，认识的内容与过程（像洛克或休谟那样写出长篇巨著），以及认识的机制等，这些统统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关心人怎样通过认识，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洞穿宇宙的本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崇高的体验，审慎的沉默，模糊的论述，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他们从来不觉得世界会不可知，断定它最多是不可言说。这种综合的、带有许多模棱两可的说法，反倒为现代科学描述世界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有些空灵的神秘思想，反而被现代科学家认为颇受启发。
现代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认知科学成为一门重要科学之后，思想家们把问题聚在意识的产生机制上。他们依托现代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成果，通过大量的实证科学实验，采取科学分析方法与多学科互补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问卷方法等，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并且在具体实验数据支撑下，直接得出一些既是认知科学又是哲学的结论。以往认识论史上的一些争论，现在直接在科学手段方法观察下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例如，以往人们认为大脑的“鸟笼”——松果体，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它的大致功能，也知道大脑哪个部分损伤会影响到意识过程的哪些功能。人们虽然对大脑皮层组织是如何通过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共同作用、神秘的化学反应等，产生出心智、情感等心理现象来还不是很清楚，但人们现在通过认知科学已经知道，大脑是由什么构成的，哪些部位主要控制哪些思维现象过程，并且还能在机器上部分模拟这种过程。虽然说，现代认知科学离真正解开问题之谜还相差甚远，也不排除它的研究有时会误入歧途，但许多人相信，现在的方法基本上是可靠的方法，它有助于将来把问题进一步明晰化。
在看到现代认知科学所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有某种从心理学向生物学进而向物理学层次演进的现象，体现出某种寻找基本层次解释的意图；有的科学家尽量不谈“意识”，把注意力放在“底层”，这种方法其实并不能回避心灵、自我、意识等问题。想避开心物二元论，只谈论突触、脑白质、电极等概念，最终有可能落入机械唯物主义的还原论之中，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本书提出思维模式这个在哲学认识论发展中既有长久历史又有现代科学发展最新成果充实的问题，努力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入手，分析个体与社会的思维模式的产生及其本质，阐明人的个体思维模式遵循社会历史的原则，既有先天的社会性遗传因素与社会性外部环境因素起作用，又有后天的学习实践活动养成和培育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方法。我们还将从思维模式的“体”、“用”诸方面，即它的本质属性（体）、功能（用）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利用哲学与各门现代科学尤其是认知科学的成果进行综述，使书中的概念具有逻辑性和合理性。在认知科学中有一种功能主义学派，它们的基本观点是，大脑是个黑箱，必须也只能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大脑，因此，把心智与大脑的关系看做是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程序与硬件的关系。本书也主张通过思维模式的功能分析，来探索思维的奥秘，但我们的观点区别于功能主义；本书也同样注重大脑的物质基础，注重大脑的结构，重要的是，本书注重思维模式这个软件系统的自身结构，从它的产生、特性、本质等方面进行阐述。因此，本书的方法试图努力做到功能与结构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整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