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认为，一个新理论的出现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新的理论被人们说成是荒谬的，继而，人们承认它是正确的，最后，它又被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些先前反对者也宣称这理论正是他们自己发现的。”库恩自己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著名的“范式”学说，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本书一开始被排斥，然后被肯定，再后来被一些反对者纳入自己的研究纲领之中，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任何一种思维的模式都会受旧有认识框架的影响，有时还受到社会利益因素的影响，人们轻易不会改变原有的思维倾向而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这种现象，与后来这些人接受它们进而把它们据为己用甚至声称它们是自己的重要贡献并不矛盾。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对待新观点和新理论，总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有些人一生长期从事某种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一旦新理论、新范式宣称这些学说的过时或不合时宜，并且能够举出实践中的事实作为证据，这些人总是难以采取全面客观的立场，放弃自己原来的学说，采纳新的理论和范式。这既有坚持原先信仰的问题，也有政治、经济或学术名誉利益上的考虑。
一些知名的思想家在自己学说的发展过程中，会有修正原先观点的现象，尽管有时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修正。这里通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虽然有重大的修正或改变自己的根本性观点，或者把自己原先敌手的论点作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一贯性或某种学术“面子”，他们会坚持不承认这种改变与修正。另一种是真心实意地改正，使自己的观点改头换面，改弦易辙，甚至推翻自己原先的理论体系。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使自己免于思维功能固结的转变，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举例说，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以每隔5到10年就提出一种新的语言理论而闻名遐迩，这让奉他的理论为最终定论的学生深感困惑。但是，乔姆斯基却坚持说（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他的理论是具有一贯性的，他研究了近半个世纪的基础科学项目都是相同的，改变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关于这方面著名的例子还有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他早年的经典著作《逻辑哲学论》提出了关于知识本质的论断：知识以事实为基础，以语言和逻辑准确描述，客观世界、语言文字、人类思维之间有明确的联系。后来，维特根斯坦又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认为，语言是一个群体中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人生的困惑源自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如果我们能更敏锐地了解语言的使用，就能够分解（而不是解决）哲学问题。总之，“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描绘世界的图像，而晚期的他认为语言是创造认知世界的工具”。
思维模式的功能固结能支配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观察遭到理论的“污染”，客观的本质被现象掩盖，出现在人的眼前的，只是和这种思维模式相一致的“事实”。在功能固结了的模式的约束下，无论怎样重复实践活动，所得到的观察事实总是能用这种思维模式来解释，理论和实践总是能互相“符合”。用形象的术语说，这时，人们的思维陷进了思维树的某一分枝而不能自拔，靠在这个分枝上的发展，是难以跳出这种固结的。在托勒密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受“地心说”的统治，无论怎样观察，“事实”总是表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在这种条件下，思维模式和观察实践陷入了一个自相缠绕的怪圈。这时需要的不是反复观察、反复实践，而是要脱离原来的出发点，跳出这种怪圈，冲破固结的模式。科学的目标就是要用某种更高层次的手段，跳出理论与实践在某个层次内的自相缠绕，上升到高一层次，再度确立起实践观察的客观性和经验的权威，来检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允许多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允许各种不同理论的争鸣。一定的理论总是依据一定的思维模式产生，又对思维模式的发展造成影响。科学和社会生活中应该有权威，但不能滥用权威。既然思维模式是对客体世界的同构，具有仿真功能，就必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对世界的规律有所反映和表现。通过争鸣，就能发挥各种思维模式的群体力量优势，在发散和收敛的争鸣比较中，形成一股张力，人类的认识就会沿着这条张力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了不使思维模式的功能固结，我们必须不断地开拓思维空间，不断地吸取各种有益的新信息，开拓我们的新思路。同时，我们还要经常自觉地进行思维模式的重组，不盲目服从社会舆论和社会上习惯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力量越来越突出，节奏也越来越快，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也更多。这需要我们及时地发现、思考和吸收有用的信息，改进思维模式，创新思维方式，以适应不断加快变化节奏的外部世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地吸取新的思维方法、新的理论知识和解题知识，适当放弃一些旧的知识，以适应时代变革的步伐，使我们思维模式的构成更加合理有效，更加充满活性，更加具有创造性。
在哲学史上，有两位大思想家对人类思维模式的功能固结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这两位恰巧都是英国人，即休谟和罗素。在休谟看来，相信由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例如相信日出并把它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原理，这是人们心理的一种功能固结。实际上，经验总是个别的，明天可能不日出。所以，并没有普遍的经验命题，它只不过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固定习惯罢了。
罗素与休谟不同，他认为相信明天日出是由于相信运动规律，并非经验归纳。但与休谟一样，他认为相信科学规律、认为它永远普遍有效，这是一种理性的功能固结。“因为一条定律在过去起作用的例子很多，就足以证明它未来也会引起作用吗？我们能预料下一顿吃面包时不会中毒吗？”所以，罗素认为知识与理性只有或然性的真理成分。为了给知识的绝对性寻找可靠基础，他提出“五个公设”，作为认识论中类似牛顿定律那样的东西。看来，休谟和罗素对于人类的经验思维模式和理论思维模式都有很大的保留。
休谟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罗素则是积极的不可知论者。应该承认，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对我们有某些深刻的启发：由于思维模式，人的认识得以发展，但也正是思维模式，反而可能造成认识自身的停滞不前。当代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认为，一方面，根据现有的科学成就，我们已经接近找到物理学的普适规律，终极理论似乎出现了；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理论物理学将面临着终结，如果我们抵达终点，人类精神则将枯萎死亡（当然，霍金坚信人类的认识是不会停止的）。这意味着，我们借助科学的思维模式不断探索着宇宙的奥秘，但思维模式有可能反过来阻止我们进一步的前进。
这样看起来，科学认识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认识离不开思维模式，依靠它得以产生和发展，逐步趋近于客观；另一方面，思维模式又可能阻碍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使认识失去客观性，在认识世界时总有一种先在的框架在起作用。换句话说，科学总是在不断地破除人类中心论，使科学理论更加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但科学又总是从一定社会中的人类自我为出发点，以思维模式为基础，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活动。因此，借用某些怀疑论者的术语说，科学有多少是思维模式所为，又有多少是实在的真正反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既谈论实在，又得运用特定思维模式来进行谈论。这真是一种怪圈。但是我们是不会因此而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的。依靠社会历史实践的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认识，我们能够逐步地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能够零星地、逐个部分地改善思维模式系统，提高它的能力。这就像我们在茫茫的认知大海中翻修自己的船只，虽然不能超脱脚下的立足点，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船在开放系统的状态下，借助各种条件手段，把我们的生存之舟逐渐地修好，继续向着大海的深处远航。也好像我们自己洗手，不断地互动，能逐步洗得干净，就如没有上帝来帮助我们，指给我们实在的面目，而我们仍能逐步地认清实在的面目一样。我们虽然不能整个地超脱出思维模式，不能摆脱用知识的网络来认识世界，但总可以使我们思维的模式逐步变得更加符合客观世界。这种进化和仿真的原因，就在于思维模式和社会实践活动互相促进、互相依赖所产生的递归机制。
从客观的角度看，思维模式总是一种有限的工具，以思维模式为出发点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必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实践-认识以人类为中心，因此完全有可能仅仅是无限发展的宇宙集合的无限发展的子集合。认识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实在，但这种反映又总是带着从人的角度看世界的色彩。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并不存在好坏问题，因为它本身是物质世界发展出来的一种规律的表现。当然，对认识论采取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态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对认识的分析不考虑主体因素，忽视人文价值，其结果只能使“求真”的分析失去活力，并可能滑进柏拉图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泥淖。然而，仅仅根据特定的人类的实践-认识，就以此推论人的认识普遍无限的有效性，这是某些人妄自尊大的一种恶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人类思维模式功能固结的最突出表现。历史上有不少建立“绝对体系”的人都犯过这类毛病。很明显，依靠人类的思维方法来证明思维的正确性（通过实践），这是可以做到的，但也是不完备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指出：一个无矛盾的形式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其内部必然有一些命题无法判定真伪。也可以说，一个系统不能用自身具有的方法，证明自身的无矛盾性和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本质上也含有这种意义，它教导人们不要使自己的认识僵化，即使对已被证明正确的理论也要辩证地看待和分析，甚至这条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适用。这是带根本性方法论意义的突破，是一种超脱哥德尔定理的定理。坚持这条原则，就能使我们不断加强思维模式的开放性训练，勤于实践、善于学习、勇于批判，使自己的思维模式不致固结，始终保持在一个最佳有序的状态。
总之，我们应该把客观主义的角度与人类实践-认识的角度结合起来。
科学的认识既要追求客观主义的性质，又要追求为人类服务的目的；我们既要坚持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又要坚持人本主义的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