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下子变成了租房的单身生活，一切开支都得根据每月的定额汇款掐着指头计算，我有些手足无措。汇款依旧是两三天就被我花得精光，因为心里没底，成日惴惴不安，我几近发狂，轮番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促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全是我虚构的逗人发笑的东西。我的想法是，既然有求于人，那么最佳手段便是先逗他开心）。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可即便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归根到底，我不具备在无亲无故的状态下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害怕一个人待在租来的房间里，似乎下一刻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暗算。所以，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奔去街上，或是去地下运动帮忙，或者和堀木频繁出入酒馆找廉价的酒喝，学业和绘画日渐荒废。进入高中后的第二年十一月，我与那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一起跳海殉情，而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经常缺课，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每次考试答题却颇得要领，因此顺利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因为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远在老家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些训斥，我切身感受到的最直观的痛苦，则是源自经济上的窘困以及地下活动日渐激进、繁杂的任务，以至于根本无法以对待游戏的心态来应付了事。我当上了不知是中央地区，还是别的什么地区——总之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片几所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把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完成所谓的“联络”任务。有时真想喝醉酒大睡一场，可是没有钱，而且从P那里（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又也许是我记错了）不停地接到任务，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我这么孱弱多病，到后来实在是扛不住了。原本我就只是对“不合法”的氛围感兴趣，才参加了这种小组活动，结果搞得好像真有那么回事，还手忙脚乱。我按捺不住，私下里对P那群人抱怨，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亲信去完成不就好了吗？最后我逃走了。虽然逃走了，心情却依然糟糕，于是我决定去死。
那时候，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的女儿。每当我完成了地下活动派给我的任务，身心俱疲地回来，饭也不吃倒头就睡的时候，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太吵了，害我都没法好好写信。”
说罢就在我的桌子前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睡我的觉，可那姑娘若有所待，似乎希望我说点什么，我只好又发挥了惯常的那种服务精神。尽管一句话也不想说，还强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集中精力趴在那里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地敷衍着。
“听说有一种男人，会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不会是你吧？”
“怎么可能？我倒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啊。那就请喝吧。”
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啊？说什么写信，早就被我看穿了，其实不过在那儿乱涂乱画罢了。
“把你的信给我看看！”
其实我宁可去死也没兴趣看她写了什么。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撒娇：“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股子兴奋劲儿真是惨不忍睹，我只觉得索然无味，于是想打发她给我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街上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回来？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
“没关系啦，不用给我钱的。”
她愉快地起身离开了。
我太清楚了，打发女人帮自己办事不仅不会惹她们厌烦，相反，她们非常乐意看到男人拜托她们为自己做事。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是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得每天和她碰面。碰面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爱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
我尽力摆出一个忧郁的微笑，道：“我正有此意。”
因为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她忽悠过去。为此我越来越卖力地取悦那个丑陋而令人厌恶的女人，听凭她给我买东西（那些东西毫无品位，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讲些笑话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上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恬不知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间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里是他们为了方便搞运动而秘密租借的，有点像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天亮，还闹出不小的动静。
“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我都不得不每天和她们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巧妙地避开各种纠缠我的女人那样避开她们。出于自己惯有的不安心理，我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却作茧自缚，被她们缠得更紧。
差不多是在同时，我还从银座一家大酒吧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同她只有一面之缘，我却因记挂着这个恩情，感觉自己被紧紧地束缚着，忧虑恐惧得无法动弹。那时，我已无须依赖堀木的陪同，可以一个人搭乘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绞染的格纹和服光顾酒馆，装出神色自若、俨然个中高手的模样。而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世人的自信和暴力深感怀疑、畏惧、苦恼，只在表面上同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如果不扯出那抹败北小丑般的苦笑，我依然无法正常地与别人交流，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我地、不知所云地与人胡侃一番。莫非这要归功于我为之前的运动四处奔走？或者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归功于经济上的困境。无论置身何处，我都会感觉恐惧，相反，若是混迹于大酒吧，身边围着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那么这颗被穷追猛打的疲惫的心，是不是就能获得片刻的安宁？这么想着，我揣上十元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那家大酒吧，笑着对女招待说：“我身上只有十元钱，你看着办吧。”
“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正是她这句话，竟然神奇地平息了我内心的躁动不安。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必再为没钱发愁，而是指我可以放心地待在这个人身边。
我喝了不少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反倒无心进行哗众取宠的表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沉默寡言与郁郁寡欢，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女招待问道，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到我面前。
见我摇头，她又说：“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的夜晚。我按照常子（我记得她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早已模糊不清，没法确定。这就是我，连一道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给忘了）要求的那样，在银座巷子里一个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那晚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那个脸像青蛇、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熟练地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旧历历在目。多年以后，我坐在电车上，常常会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啊，原来是与那个时候的寿司摊老板很像啊，继而忍不住露出苦涩的微笑。如今，她的名字和脸都在我的记忆中渐去渐远，唯独那家寿司摊老板的面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轻松地将它给画下来。我想，这无疑得归功于当时的寿司太过难吃，竟让我感受到无边的寒冷和痛苦。说起来，即便被人带去不错的寿司店，在那里可以吃到不少美味的寿司，我也从未觉得它们真的好吃。因为那些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捏成拇指大小的吗？）
常子租了一间房，是墨田区本所的某个木匠的家，在二楼。在那里，我一点也用不着隐藏自己那颗郁悒的心。就像害牙疼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个姿势反倒惹得她很是喜欢。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彻底孤立无援的女人，周遭刮着刺骨的寒风，只有落叶在半空飘零。
我俩躺着休息时，她会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我可是有丈夫的人哦。原本他在广岛开了间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俩一道离家出走，逃到了东京，可他在东京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就被判了欺诈罪，现在还蹲在监狱里。我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向来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女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太拙劣，也就是说她们讲话通常没有重点、逻辑混乱，对我而言，她们口中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耳旁风。
真是寂寞。
比起女人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样一声短短的叹息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哪个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感慨，还真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个女人虽然没有说过一句“真是寂寞”，但她浑身上下都流淌着那种无言而强烈的寂寞，就像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旦靠近她，我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而且那恰好和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有些阴郁的气流交织在一起，宛若“枯叶飘落在水底的岩石上”，于是我亦可以从恐惧和不安中逃离。
这种感觉，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是截然不同的（别的姑且不说，最主要的是，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一块儿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则不啻获得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夸张的词语，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仅仅只是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回了从前那个轻浮无知、善于伪装的搞笑小丑，胆小怕事，甚至惧怕获得幸福。连棉花都能让我受伤，连世人眼中所谓的幸福都会让我痛苦。趁着还没受伤，我想不如就这样赶快分手。于是，我又撑开了惯用的逗笑的幕布。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钱一用完，缘分就断’，这句话其实被大家给说反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完，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指男人一旦没有钱，自己都会意志消沉，颓废窝囊，连笑都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性情也乖戾恶劣，最终破罐子破摔，主动离开女人，就是说在半疯狂的情绪下彻底甩掉女人。似乎《金泽大辞林》上就是这么解释的，真可悲啊，我倒是多少能理解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面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脸都没洗就从她家逃了出来。没想到我信口胡诌的这句戏言——“钱一用完，缘分就断”，不久便同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此后一个月，我都没有去见这位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去，倒是蒙受了她恩情这一点，让我隐隐不安，越发感觉是一种沉重的负累，渐渐地，对自己在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由常子结账这种俗事，也开始耿耿于怀。我觉得，常子最终也肯定会像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个女人一样，变成只会胁迫威逼我的女人，所以即便离她很远，我也对常子心怀恐惧。不仅如此，一旦再次遇到那些和自己睡过觉的女人，总感觉她们会勃然大怒，所以连带着对银座我也敬而远之。不过，这种胆怯的心性绝不是因为我狡诈，而是由于那时的我不太能理解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能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这两件事情严格区分开来，就像彻底忘了一样，干脆利落地切断两个世界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了廉价的酒。这个酒肉朋友怂恿我离开摊铺后接着去哪个地方继续喝，可当时我们已经花光了手里的钱。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嚷嚷着“喝吧，喝吧”。那时我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于是道：“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幻般的国度。别大惊小怪哦，那里可谓是‘酒池肉林’。”
“是一间酒馆吗？”
“对。”
“走吧。”
于是我们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手舞足蹈，道：“今夜我可是要好好地和女人玩玩啊。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若在平时，我是不大乐意看到堀木那副醉态的，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加了一句：“我真的可以亲她吗？那个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会亲给你看的。可以吗？”
“我倒是无所谓。”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因为是常子的熟客，我们身无分文地走进了那家酒馆，挑了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了我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旁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眼看常子就要被堀木给亲了。
见此情景，我并没有感觉可惜什么的。我这个人向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有那么点可惜的感觉，也绝没有胆子站起来公开宣布自己的所有权，或是奋力与人抗争，这也直接导致结婚后，我甚至可以默不作声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强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