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亲提起清华公司时，触发了水晶的某些记忆，他立即抓住机会问：“那么清华为什么那么左？”谁知我父亲胸有成竹地说：“所有上海电影界从头到底都是左派倾向。清华的主持人就是金山（原名赵默，演员）。”
“哦？”水晶说，“像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叫《大团圆》。”父亲立刻接过话头：“《大团圆》就是黄宗江编剧的，导演是丁力，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丁力）心脏病死了。”
除了话剧，父亲年轻时也办过几本同人刊物。例如1940年，他跟吴兴华合编《燕京文学》（1940年11月创刊）。《燕京文学》在京创刊，是半月刊，每月五日、十日出刊。《张爱玲私语录》里记载了父亲的一个“笑话”：话说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和徐诚斌已在香港定居，他有天想给徐诚斌打电话，竟下意识地打了32881-那是上海40年代的电话号码，也许是编辑部电话也未可知。
父亲编的这些同人刊物，由于稿源不多，有时他只好用不同笔名分身写作，在同一期号里刊登自己的几篇文章。至于他究竟用过多少个笔名，恐怕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母亲曾留下一张纸条，列出他长长的一串笔名，但在后面加按语：“太多了，没有办法记得。”
父亲很少跟我提及他办杂志的事。后来我读《吴兴华诗文集》，见到不同人写的纪念吴兴华的文章，我由此猜想，也许父亲是不愿意提起亡友徒增悲伤，于是便避谈那些文青往事了。
从商与南迁
自1945年起，父亲便不再搞话剧了。为什么呢？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得厉害，钱不值钱，没人承认在日据时代使用的军票，政府要求没收黄金，发放金圆券，但人们开始对纸币失去信心，于是私藏黄金，接下来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时候，大家即使买菜也要带一箱子的钱才够用。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只靠房租作为主要收入的宋家，家境只有每况愈下，因为租金通常早就定好，今天的合理租金到明天已经一文不值了。况且宋家还有一大帮“蛀米大虫”要养，我父亲只好外出谋生。到这步田地了，难道还办杂志、搞话剧？
所谓宋家的“蛀米大虫”，这里不得不略做解说。曾祖父宋季生的二哥叫宋佳生，宋佳生的妾氏生了一个儿子叫宋春涛。祖父去世后，由曾祖父当家，宋佳生偏房的人也花宋家的钱。宋春涛曾来香港，我父亲不喜欢他，母亲亦然，因为她嫁入宋家多年，宋春涛一直只称呼她为“邝小姐”，好像没有名分似的。但我叔父却对宋春涛非常好，供吃供住，我父亲只假装不知道，其实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了，他怎可能不知情？
据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前宋家在内地有很多房产。如上海有一条街尽是西班牙式平房，都是属于宋家的，这条街各用我祖父母名字里的其中一个字合起来命名，叫“春华里”。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物业，像蔡元培借住过的愚园路房子，傅雷最后自杀所住的安定坊那一整条街，全都是宋家产业。
既然宋家当时有的是房产，收入自然就靠房租。无奈宋佳生偏房一家却挥霍无度，为免他们继续败家，曾祖父就索性让他们吸鸦片，自此宋家便养了一大批好吃懒做的人。这情形就像张爱玲《金锁记》里面提及的那样。上海解放时，我父亲和叔父打算将所有产业都捐给人民政府，但解放后政府不收资本家的东西，只好交给三个远房亲戚管理，分别是陈叔陶、温之章和林姓姑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宋家已在香港，可以置身事外，但这三个远房亲戚就倒霉了，不但成了批斗的对象，还被宋家的偏房举报他们徇私贪污。
言归正传，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没有继续办杂志、搞话剧，而为了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他只有出来做生意。当时我姑丈（即宋哲明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药厂打工，公司名为Abbott。借着这关系，我父亲得以进口阿司匹林在中国经销，从杭州至上海的铁路上都有他的广告。这项生意并没有亏本，但赚到的也很有限。那几年我父亲做了许多不同的生意，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做。例如傅雷在昆明住了一段日子，他后来在“文革”要写交代书，曾提及受我父亲所托，到昆明发展进出口生意的事。
当然，他还有其他赚大钱的门路。抗战结束后，国内物资匮乏，只能依靠进口。外国并不承认我们的纸币，只能用真金白银购买，长此下去很伤国家元气，所以只能控制进口，特别是对“大手笔”交易严格控制。例如汽车，国家对汽车的进口实行严格配额，每年只能进口一百台汽车，但中国有很多有钱人，他们会想方设法弄一台来。这一百台车如何分配呢？谁可以控制进口数量呢？答案就是海关。尽管海关负责人有决定权，但他们不方便出面做黑市买卖，于是我父亲便充当经纪，收取金条作为佣金。我父亲就是做这样的一门生意，才使得宋家有段时间每月都能换一台新车。他这份工作应该赚到了很多钱，否则后来离开上海时，怎可能连餐桌与一辆美国大房车都搬来香港呢？这餐桌直到今天我还在用。
父亲观察解放区的状况后，对前景有点担心，便决定来香港定居。1949年4月，我在上海出生，几星期后我们举家南迁。5月，上海解放。父亲选择离开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如杨绛先生后来回忆所说，我父亲告诉她和钱锺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为是父亲自己跟我说的--我们家是大地主，祖父宋春舫在杭州有春润庐，在上海有整条街那么多的房子，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终其一生，我父亲的政治立场都很简单，就是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是因为看到两位好朋友傅雷、吴兴华的悲惨下场。“文革”时，他尽量保持低调，绝不发表什么政论，究其原因，就是为免连累国内的好友和亲属（包括曾祖父母）。
洋进士邝富灼
1919年，我母亲邝文美在上海出生，跟我父亲同年，但她的个人经历没有父亲那么复杂。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来香港后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笔名有方馨、章明等。前文已提及，我父母在1935至1936年于上海相识。他们在1946年4月20日在上海救主堂结婚。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我母亲的家世。
关于外祖父邝富灼（1869-1938），我主要的参考材料是邝均永编的《邝富灼博士纪念集》，尤其是书中所收的外祖父的一篇文章《六十年之回顾》。1869年，外祖父出生于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乡下，同村十家都是邝姓。外祖父排行第二，上有一兄，下有一弟二妹。由于家境清贫，他自小便要下田工作。
外祖父曾这样自述幼年教育：“余八岁入村塾，肄业四年，毕四书，五经亦习一二，顾日后则遗忘殆尽矣。记在塾时，师甚严厉，学生不成诵者，以朱涂面示罚，余罹此刑，不止一次也。又忆一日，师以事他往，嘱吾辈静坐念书，吾辈待其去后，即喧哗游戏，恣意耍乐，不意师忽回，睹吾辈状，大怒，遍挞吾侪。在塾之事，今尚能历历记忆者，以此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