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的早年教育
在谈我父亲宋淇之前，不妨先讲一个我觉得颇耐人寻味的人物-我的“不存在”的伯父。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时，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叫宋梁，我父亲宋淇是次子，然后是叔父宋希，女儿是宋哲明。
关于这位伯父宋梁，我没有任何确实的资料。我父亲曾告诉我关于他的故事，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据说祖父在年轻还未结婚时，跟家里的一个丫头有了孩子。我曾祖母下令，丫头可以在家里待产，将来生下来的若是儿子，就留子不留母，若是女儿的话，则母女皆不留。这故事听起来分明是旧粤语电影的桥段。结果诞下儿子，曾祖母便赶走了那丫头。这个私生子就是宋梁，他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别的儿子，所以宋梁也不喜欢这个家庭。1949年之后，他带他的儿子宋天泰到新疆发展石油工程，从此便跟我们断绝了联系。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书信之类保存下来，只是以前在父母间的一些玩笑中，我偶尔会听到他的事。父亲跟我说的往事，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呢？现在也无从深究了。
现在开始谈谈我父亲的故事。他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原名宋淇，又名宋奇、宋悌芬（Stephen Soong），笔名有很多，如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庞观清等。他小时读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等古书启蒙，其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学士。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锺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因工作关系而结识了张爱玲）、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在电懋期间，他编写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是香港作家中最早进军电影业的人。文学事业方面，他主编过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书，又在1972年创办《文林》杂志。此外，在1968年至1984年间，他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译丛》中译英半年刊，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昨日今日》《更上一层楼》《红楼梦识要》《林以亮论翻译》《林以亮诗话》等。
自小父亲就在上海大屋（愚园路1000号）里接受私塾教育，即广东人所谓的“卜卜斋”。为什么叫“卜卜斋”呢？其一，如果你学不好，老师会用木尺打头，发出卜卜声响；其二，“卜卜”也代表背书时的节奏。我小时候也读过卜卜斋，所以深知个中甘苦。父亲当时接受一对一的教学，有时也跟弟弟宋希一起上课。他读过的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诗经》《春秋左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庄子》与《列子》。其中《庄子》与《列子》不是塾师的主意，而是祖父的主张，认为它们的文体有特色和个性。父亲不知道背四书五经是否有用，但这无疑为他将来的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提到我曾祖父为人较吝啬，人也较为吝啬，所以请塾师一事，应该也是祖父自己的主意。我父亲、叔父都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在学业上从来不用双亲操心。
父亲、叔父知道祖父在青岛有一间大屋，里面收藏了很多外文书，所以每次一到青岛便在书房中尽情浏览。两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对外文产生了兴趣。至于父亲学习外文的具体经过，我没有详细资料。我手头只有一份父亲的简历，说他“1932年进入圣约翰高中”-那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但他在1919年出生，1932年才十三岁，所以这个“高中”未必和我们现在的高中是同一件事。圣约翰高中用英语教学，他入学时必然已打好相当的基础，也许是家中请了私人老师来辅导也说不定。
另外，我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里也提到一点他学习英文的经历：“他（祖父宋春舫）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1935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集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我还记得在1936年暑假时，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
曲折的大学生涯
我父亲十六岁入读燕京大学。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人，跟父亲较投契的同学有张芝联，他父亲是光华大学的创办者张寿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被迫迁到外地。后来，我父亲用笔名林以亮给夏志清《鸡窗集》写了一篇序，即《禀赋·毅力·学问--读夏志清〈鸡窗集〉有感》，就提及“七七事变”的遭遇。当年父亲正在青岛歇夏，华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赶去上海，谁知却碰上“八一三”。他和张芝联商量，这次是长期抗战，不如到内地大学继续学业，遂决定去南京转汉口，向武汉大学登记借读。谁知战局情势急转直下，到了圣诞节，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对借读生并无特别安排，他们只好回上海租界内的大学借读。
但据我所知，当中过程并不简单。他们首先要逃到重庆，只能住在山洞里，里面的老鼠非常大，环境很恶劣，我父亲亦因此染上肺炎，后患无穷。今天患上肺炎，服用盘尼西林就可以根治，但当时药物缺乏，只能靠土法处理：服用硫黄。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料理不善，我父亲后来一辈子被肺疾缠扰，病根就是这硫黄。
就是这个肺病，害他往后几十年屡次辞职休养。如1952年，他到美国新闻处担任英文书籍翻译，一年后就因疾请辞。又例如他在邵氏工作时，肺部受到感染，不断积脓水，只能在腰部钻孔，插一条胶管引出脓水，但他上班得穿西装，只好把脓水引入一个玻璃瓶里。大家觉得奇怪，怎么他走到哪里都挽着这么一个有胶管的大纸袋呢？他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有一次是割肺结石，那块肺结石顶住肋骨，肋骨刺穿了肺，而肺结石很硬，硬得最后连电动锯都给崩断了。多年来照料他的医生是他的燕京大学同学，叫卢观全。不少资料说我父亲到过美国留学，其实没有。他无法去美国，一个原因是他离不开这位医生，其次是移民到美国要做肺部检查，但他的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医生也无法讲出美国人认为是正常的解释，所以我父亲说，这辈子是无望移民美国了。
由于健康欠佳，加上内地生活条件不好，父亲只在国立武汉大学借读了一学期，1938年便到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那时光华大学的同学中，有来自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夏济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选的课上教授好而学生少，彼此切磋，乐也融融。同学大都志趣相投，还合力出了一本同人杂志《文哲》，轮流编辑。
1939年，燕京大学重开，父亲遂返回读书，1940年以荣誉文学学士毕业于西语系。现在有人说他就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也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系，当中关系很乱，我们实在不清楚当时的科系变化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比较文学系，但简历上写了西语系。我认为较准确的说法是，他在西语系念了比较文学专业。1940年他留在母校，担任西语系主任助教，授大一、大二英文和翻译，直到珍珠港事变学校关闭为止。
燕京师友
自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后，便由曾祖父当家。曾祖父吝啬，没有给在燕京生活的父亲、叔父很多生活费。当时他们俩一起生活，叔父性格较害羞，一直听从父亲的话。父亲比他大三年，对他向来照顾有加，所以他们的感情很好。
据我所知，那时燕京西语系系主任是Harold Shadick（谢迪克），对父亲和他的朋友影响非常深。谢迪克1902年生于伦敦，在多伦多大学念哲学，1925年至1942年到燕京教书，1943年至1945年燕京沦陷时被拉进集中营。1938年秋，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后来在《洋嫂子&洋妹子etc》中提到谢迪克：“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但由于战乱关系，他在1946年回到美国东部。直到1993年，他和我父亲才有书信往来。
我父亲跟我谈起他的大学生活时，也提到当年如何戏弄新生，即所谓“拖尸”。“拖尸”是英语动词“toss”的译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
父亲有六尺高，在燕京时非常喜欢打篮球，因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孙君有一位女朋友，叫邝文英。后来邝文英充当红娘，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父亲，也就是我母亲邝文美了。当时大约是1935年至1936年间，她在上海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读书，邝家也在上海居住。邝文英有一次趁学校假期，把我父亲介绍给母亲认识，而我父亲也只能在放假时才能和母亲见面。有人说我父母是燕京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有关他们相恋过程的文献没有多少，我手头上虽然有些他们的通信，但都是婚后从香港到海外公干时写的家书，跟相恋无关。
在父亲年青时写的日记中，出现过很多好友的名字，但他基本上不跟我们提。其中一位“孙以亮”应该是我父亲比较重要的朋友，理由是父亲常常用“林以亮”作笔名。他曾跟我说过，林以亮这名字是从我姐姐的名字（宋元琳）中取出“林”，再加上我名字（宋以朗）中的“以朗”拼凑而成的，但“林以朗”念起来很拗口，便改为“林以亮”了。我觉得这说法有点牵强，似乎是拿来逗我们小孩子欢喜的。他应该是用这名字来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
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徐诚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同学，也是《西洋文学》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香港，初期就住在我们家。他英语很好，考入香港公务员，我们跟他同住，也因此有资格购置一台电话。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可不是有钱就可以拥有电话的，还需要讲资格。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962，只有四位数，可见当时香港电话不超过一万台。不久徐诚斌到罗马读神学，三年后回港成为神父。他开始时在天主教书店工作，之后每个职位都表现出色，最后擢升至香港区天主教主教，也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主教，时至今日，还可以在香港找到冠上他名字以做纪念的学校。他在1973年去世。
搞话剧、办杂志
在上海沦陷区，我父亲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黄宗江、孙道临、黄佐临、董浩云（后为船王，其子董建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等成立了同茂剧团，公演话剧，宣扬抗日，据点设在法租界的金都戏院。他们演出的话剧有巴金的《家》，还有《甜姐儿》。《甜姐儿》由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主演，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而黄宗英也成了上海市民的偶像。
父亲在上海热衷搞话剧，但到香港后并不愿意接触，当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曾经看过一些记载，说父亲发现和他一起办剧社的几乎都是地下党员。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被利用了，又或者嫌话剧界人事复杂，便不想继续办下去。至于真正原因，他从没向我们提起过。
在黄宗英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略知当年搞话剧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黄佐临本来主持的剧团被迫解散，石挥（石毓涛）、黄宗江、黄宗英等人都不得不待在家里。后来黄宗江等人又组织了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多台新话剧，包括杨绛写的《弄假成真》，而这些活动的背后支持者就是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家境富裕，英文好，在文化圈里朋友众多，与夏衍、钱锺书、傅雷等都过从甚密。若剧团遇到什么困难，多半是由他出面解决。当时环境十分艰难，团员为此要搞好形象，多做宣传。父亲经常在良友照相馆同演员合影、聚会，鼓励他们拍广告壮声势，如黄宗英十九岁时有一张时髦的照片，就是父亲鼓励她去拍的。他对黄宗英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便真的打扮起来。现在看来，黄宗英当年赢得“甜姐儿”的美誉，我父亲可谓功不可没。
父亲在80年代接受水晶（原名杨沂，台湾作家）访问时，也谈到自己在上海的情况。水晶当年如此描述我父亲：身材高大，许有五尺八九寸，没有想象中的弱不禁风，反予人玉树临风的感觉，只是脸色略显青苍，而走路时左肩有点侧倾--那是生病引致。
关于上海往事，我父亲说，他在上海沦陷区来往的，多是出身于燕京大学的剧团中人，跟电影界则没有接触。“抗战一胜利我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脱离了那个话剧界。可是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入了电影界，其中各地方的人都有，譬如说黄宗英、黄宗江，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可是不会说温州话，完全说国语。这一批人都入了电影界，他们主要入的是文华公司，老板是吴性栽，吴另外还有一个公司是清华公司，燕京派的人大批进去，文华公司则有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