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写作与翻译
我父亲曾在1976年写了篇《私语张爱玲》，里面说张爱玲中英文都很拿手：“可以先写中文然后自译成英文，例如《赤地之恋》《金锁记》等，也可以先写英文然后自译成中文，例如《秧歌》《五四遗事》。”我对此有点补充，《秧歌》整体而言虽然是先有英文版，但动手写作时，张爱玲至少有部分段落是依据中文底本的，正如我在前文所论，《秧歌》有些部分明显是从《异乡记》里抽取、拼凑出来的。
《秧歌》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呢？张爱玲在1955年2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解释：“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另外，也不得不提及她当时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不超过五十万，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靠写作维生实在很困难。当时的全职作者通常给不同报纸写专栏或连载小说赚稿费，这需要自律的生活、明确的日程表，因为报纸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派人来收稿，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玲借鉴林语堂、韩素音-他们都是在美国用英文写作获得成功的中国人，她相信自己的写作事业该在美国发展，于是便开始用英文写作了。
《秧歌》出版前，张爱玲曾在我家里以牙签牌卜卦，得上上签。结果《秧歌》果然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1955年4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书评“Roots without water”，作者是John Espey，文章说她的小说写得不错。顺带一提，书评刊出时配上的张爱玲照片，是1954年拍的。当时张爱玲住香港英皇道（因为她之前住在女青年会，渐为人知，她生平最怕这点，后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横街租了一间斗室暂住），我母亲就带她到街角一家兰心照相馆拍照，结果就是她这张身穿旗袍、头往上抬显得脸圆的经典照片了。
《老人与海》和《秧歌》完成后，张爱玲继续做翻译工作，如天风出版的《小鹿》（1963年由今日世界重新出版时易名为《鹿苑长春》），以及今日世界出版的《睡谷故事·李伯大梦》，中英文对照，有助于人们学习英语。书的封面署“张爱玲、方馨合译”，其实是张爱玲翻译《睡谷故事》（又称《无头骑士》，华盛顿·欧文作），我母亲翻译《李伯大梦》。现在很少人知道《李伯大梦》，故事说一个人一觉醒来已过二十年的事情。张爱玲还翻译了美国诗人爱默森和梭罗的一些诗歌，以及爱默生的散文。此外，她还把一部中文小说译成英文，那就是陈纪滢的《荻村传》。以上译作除《荻村传》外，都收录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译作选》里，而《鹿苑长春》《睡谷故事》同时收录在2012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里，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找来阅读。
张爱玲未必喜欢这些翻译工作，她也不希望一辈子帮别人翻译，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勉为其难，况且这些工作也比较轻松。张爱玲曾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便是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另外她还说过：“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有人认为，张爱玲到了美国后没有写什么作品，即使有作品也是“翻炒”，例如张爱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英文版《怨女》，初名为《粉泪》，后又改名为《北地胭脂》。《怨女》其实来自《金锁记》，说的是同一个故事，所以有人说这是“翻炒”。另外她在大陆的时候用笔名“梁京”写过一本《十八春》，到美国后重写，变成《半生缘》，不过结局明显不同。《十八春》对新中国抱着很大希望，尽管《半生缘》就没有这些元素，但别人仍认为这是“翻炒”。
其实张爱玲在美国并没有封笔，但她的作品不少都有她所谓的“碍语”。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努力在写《雷峰塔》和《易经》的英文版，故事写完后找不到出版社。她认为被拒绝的原因是美国编辑有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不可以接受书中把旧中国写得那么糟，因为这会显示共产党相对来说是更好。60年代张爱玲用英文写《少帅》，但美国人的思维跟不上那些复杂的民国故事人物，结果半途而废。70年代张爱玲写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但碍于胡兰成在台湾的政治风波又搁置出版。她转写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又碰到当时大陆、台湾时势不宜。近年来，这些作品大部分才由我陆续整理出版。
我手头上有一篇张爱玲的英文稿，比较鲜为人知，名字是Long River，一共六个章回，内容与《雷峰塔》前几章大致一样。可能是她先写了开头的六章，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后重写。“Long River”有两种译法，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长河”。如果是“长江”的话，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处于长江口。另外一个看法是，沈从文有一本小说名为《长河》。水晶本人比较推崇沈从文的《长河》，就问张爱玲是否看过这部作品。沈从文是一个好作家，因为他的文体好，但在问及对《长河》的评价时，张爱玲却回答说没看过。这就是我的奇怪之处，为什么故事名称最后从Long River变成《雷峰塔》？如果《雷峰塔》寓意中国旧社会的崩溃，那“长江”或“长河”的寓意是什么呢？
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
1955年11月至1963年10月，张爱玲在我父亲的介绍下，先后为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写了八部电影剧本（已拍摄），草拟过几个电影故事大纲，并完成未拍摄的《魂归离恨天》《红楼梦》的剧本。当时我父亲是电懋的制片主任。张爱玲之所以写剧本，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稳定的收入。1955年她离港赴美时，已经跟我父亲协定，一安顿下来就着手改编剧本，以此暂作糊口。
我父亲对她很好，剧本费已经预支了。这在一封1960年2月8日张爱玲寄给我母亲的信里可以得到印证：“收到你一月底的信，知道再耽搁下去会使你们误会。我是不高兴写，其实我上一封信说的都是实话，欠公司的钱和欠私人的一样，怎能偷懒。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用，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公司能再多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谢，因为我仍旧迷信明年命运会好些，这是根据十三年前算的命。”
张爱玲的电影剧本有很多是根据欧美话剧改编的，通常她会先写一个大纲交给电影公司，若电影公司有兴趣才会动笔写成剧本。有些大纲会被公司拒绝，如她跟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合作写的《香港妻子》就无人问津。
《情场如战场》是张爱玲第一部拍成电影的剧本，写于1957年，写完后她寄给我父亲修改。一开始张爱玲很担心观众把她看成“纸上谈兵的书生”，内心十分焦急，结果十分卖座，她才“干了一身汗”。
有关张爱玲这段时间所写的剧本，资料较多，可以看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的四册《张爱玲电懋剧本集》。
在这里，有一件事情需要澄清，因为大家可能有些误会。很多人认为张爱玲的《情场如战场》改编自《温柔的陷阱》。第一个弄错的人其实是张爱玲自己。1983年，张爱玲在新书《惘然记》的自序中写道：“附录另一只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Max Shulman）著舞台剧The Tender Trap（《温柔的陷阱》）改编的，影片一九五六年摄制，林黛、陈厚、张扬主演。”
李欧梵有一篇文章《从〈温柔的陷阱〉到〈情场如战场〉》，其中说：“我初步的结论是：张爱玲的灵感虽出于此剧，但不尽然，经她改写而成的《情战》（此片剧本原名），早已面目全非。”如果作者如此说，旁人也只有接受，谁会知道作者记忆出错？
后来我的友人冯睎乾查看张爱玲与宋淇的通信后，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的电懋剧本》，说明《情场如战场》是改编自《法语无泪》（French Without Tears），不是《温柔的陷阱》。这里也说明张爱玲自己对这些电影剧本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可能是她一直觉得写剧本只是为了赚钱糊口，并不属于她的文学成就。
张爱玲在美国写剧本，完成后寄到香港，需要修改的话又要寄到美国，修改一来一往浪费很多时间，本来三日可以完成的工作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拍电影往往赶时间，无法长期这样操作。从张爱玲的角度讲，她为了增加收入，支付丈夫赖雅的医药费，也不愿意这样耗费时间，于是张爱玲便决定回港专职写剧本。
张爱玲在1961年9月12日曾给我母亲来信，说：“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个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信中还请我父母帮忙在我们家附近找房子住，最后她乘坐10月10日的美国海外航空公司航班来港。
张爱玲回港后，在旺角花墟附近租了房子，从我家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我家的工人因为要拿东西给她，也曾经去过她那间房子。后来她临走前退了租，却发现还有剧本未写好，便来我家借住两星期。我让出睡房给她，只好到客厅“喂蚊”。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此外，她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多年来我不知被问了多少遍对张爱玲的印象这个问题，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在港期间，她寄了六封英文信给美国的丈夫赖雅。高全之在《倦鸟思还--张爱玲写给赖雅的六封信》中把这六封信翻译成中文了。大多数人没有看过高全之的书，但很可能在电视连续剧《她从上海来--张爱玲传》（又名《上海往事》）中看过以下这一幕场景。张爱玲（由刘若英饰演）在写稿，宋淇敲门，张开门，观众只见宋念念有词，口在动但听不到谈话内容。宋走后，张关门坐下，表情显得困惑苦恼。然后张的声音响起，读出1962年2月20日给赖雅信中的一些内容：“宋淇今天找我，带着怒气，态度冷峻，他们认为我为了赶时间，交出来的剧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宋说在我走之前他们会付给我新写的那一个剧本的钱，言下之意是我为《红楼梦》写的上下两个剧本的钱，他们不会给我！我说我愿意在回美国之后重新修改，他也没有表示意见。他们担心邵氏公司会抢先拍摄《红楼梦》，似乎有意要放弃这个案子，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被笼罩在这不确定的痛苦中-这是我付出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和为下半年生活的奋斗！我还欠他们几百块，是我在这里看病的花费，我原本想用《红楼梦》的钱来还！”原信还说：“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
有关我父母跟张爱玲的关系，以前多数人所知道的，就只限于我父亲那篇《私语张爱玲》、张爱玲写给赖雅的这六封信以及张爱玲立遗嘱将遗产交给宋氏夫妇。电视剧《她从上海来》播出后，大家就只知道宋氏夫妇对张爱玲如何不好，而不知道三人四十多年的友情。2010年，我出版《张爱玲私语录》就是为了澄清三人的关系。
张爱玲为什么说父亲伤了她的心？《红楼梦》剧本何以收不到钱？由于当事人去世了，我只能推测。一种可能是张爱玲当时还没改好剧本，未有定稿，先付钱给她是说不过去的，宋淇也要对公司负责。第二种可能是，当时电懋和邵氏都在抢拍《红楼梦》，邵氏动作比较快，电懋抢不到只能放弃，就耍赖跟编剧说这个剧本写得不好，不用付钱。
要弄清整件事其实很简单。或许不需要当事人，只需要找到剧本就能知道张爱玲写到哪里了。我父亲在1963年离开电懋的时候做了一份清单，列出当时还有哪几部戏没拍，哪几部正在拍，哪几部已经有剧本了。《红楼梦》是其中一部，剧本锁在柜里。他离开没多久，电懋就倒闭了。当时负责处理这些剧本的人是秦羽，她找到有关张爱玲的东西后交给我父亲，我父亲问她《红楼梦》的剧本还在不在，秦羽回答说不在了。这部剧本至今下落不明。不过如果现在找到，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剧本，毕竟把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浓缩成一个九十分钟的电影剧本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962年3月，张爱玲回到美国。一直到12月，我手上没有他们三人那段时间的通信。下一封通信已经是1963年1月了，信中张爱玲若无其事地闲话家常，并没说到《红楼梦》的事情，也没提及在港的不快。在1963年1月9日的邮简中，张爱玲写道：“Stephen，上月将《真假姑母》（后易名为《南北喜相逢》，1964年上映）剧本寄到加多利道（宋家）……不知是否失落了，希望你来张便条告诉我……”（为了图快捷，她通常先寄邮简，后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