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
我家里有几十本不同的张爱玲传记，大家如果看过其中一些，就会发觉它们不一定事事准确，有时更会互相矛盾。在这里我试图提供一些有关我父母与身边的人跟张爱玲来往的资料，有新亦有旧，以做阐释补充。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成名时，我父母和她并不相识，只不过是她的忠实读者。他们有些文化界的朋友却是见过张爱玲的，据我所知有夏志清与柳存仁。
据夏志清回忆，从1942年沪江大学毕业到赴台湾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
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一文中，夏志清说：“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
张、夏二人直到50年代在美国才成为朋友，但一生只见过六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通信却维持了几十年。2013年3月，夏志清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简体版2014年7月出版）一书，共收录了张爱玲的信件一百一十八封，为年度“张爱玲学”盛事。
至于柳存仁，他那时叫柳雨生，在上海文化界非常活跃。根据张爱玲的《小团圆》和《易经》，香港沦陷后，她搭船回上海，船上遇到一群文化界名人，包括梅兰芳。同船的其实还有柳雨生。1942年11月及次年8月，柳雨生两度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鼓吹“大东亚文学”，因此被目为“汉奸文人”。1943年，张爱玲开始创作。根据《古今》杂志编辑周黎庵回忆，张爱玲是柳雨生介绍的，可见张、柳当时已经相识，但柳雨生办的杂志没刊登过张的作品。在上海时，我父亲认识柳雨生，张爱玲也认识柳雨生，但父亲不认识张爱玲，两人到香港才碰面。
在上世纪40年代，柳雨生数度撰文评价张爱玲。在《说张爱玲》中他写道：“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评论选》中他写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
抗战胜利后，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我家1949年也南迁香港，那时我父母想必跟柳存仁有来往，但不知他有没有跟张爱玲在香港碰头。1957年，柳存仁以《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的论文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授。1968年我到澳洲悉尼读书，他到学校探望过我。
1969年4月1日，张爱玲写信给我父亲，说她当时托在波士顿的柳存仁找工作：“柳存仁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去，非常冷漠，说几句顺便和太太同来，免得费事（我并没预备费事招待），结果也没来。前天志清到Boston开会，住在他家。我去旁听遇见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来就不坚邀，所以又请他们有空来，仍旧推托。随后听见志清说他解释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所谓苏青对谈，指的是1945年3月《杂志》刊登《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的事。
1980年8月29日，张爱玲致信父亲重提旧事：“柳存仁我65年在Bloomington，Ind.（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开会碰见他，就坐在我前排，我跟他招呼，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板着脸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唯恐我托他找事。当时我信上告诉你们，说也许也是因为从前有一次怠慢了他，让他在我们家洋台上独自站了半天。不是我睚眦必报，似乎不犯着去替他捧场，不登也罢。”
在《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3日）的访问里，访问者李怀宇多次问及抗战期间在上海的事，可惜柳存仁不着一语。谈到张爱玲，他只说：“张爱玲我认识，但不是很熟，有些别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时候很年轻，也不出风头。后来的出名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别的朋友”可能是指苏青。黄恽在“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中，考证这篇自传体小说的原型人物应是柳雨生、胡兰成、陶亢德、朱朴等“汉奸文人”。柳存仁在2009年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
结识张爱玲
现在开始谈我父母与张爱玲的关系，我曾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出版前言里说过，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1952年相识，从此成为她的好朋友，鱼雁往返四十年。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父亲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1951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麦卡锡）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在1952年9月从上海来香港，理由是留港完成学业。珍珠港事件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迫于无奈回到上海。和平后，香港大学复学，给张爱玲提供奖学金让她回校继续上课，但她一直旷课。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张爱玲为什么无法完成学业？我猜跟年纪和心态有关。1941年她二十一岁，那时念书很开心；到了1952年重返校园，她已经三十二岁，是上海最出名的女作家了。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她还会在课堂上听别人教她文学吗？如果重新念别的科目，如数学，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是无法继续念书的。
所以她开始考虑生活的问题。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的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当时麦卡锡问张爱玲还在做什么，她回答正在撰写和润饰小说《秧歌》。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秧歌》是美国新闻处给她大纲让她写的，但事实上，在她还没听过“美国新闻处”这个名字时就开始写了。
这里要澄清一下张爱玲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有些粗心的人会说张爱玲入职美国新闻处，其实张爱玲并不是正式员工。我母亲是美国新闻处的行政助理，属于正式员工。如果张爱玲也是员工的话，就像我母亲一样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职位、固定的福利等，但张爱玲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属于合同外判，酬劳是根据项目商定。
有关张爱玲和我母亲的相识过程，可参考《张爱玲私语录》，书中引述了张爱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的社交场合遇见了Mae。”--Mae即我母亲。最初张爱玲和我父亲仅限于业务关系，她不会见到我的母亲。我母亲出任行政助理，是1955年才开始的。我估计张爱玲说的这个社交场合可能是某个文化活动，她和我父母都出席了，我父亲便把母亲介绍给张爱玲认识。然后她们一见如故，替美新处合译《睡谷故事·李伯大梦》，慢慢变成好朋友。
张爱玲好像一生都给狗仔队追踪。《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收集了小报报道如《张爱玲到警局--西装男友侍候》《张爱玲嗜吃臭豆腐干》《卡尔登门口张爱玲发嗲》等等。张爱玲到了晚年，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的垃圾。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也不例外，这里有我母亲保留的一些香港报纸剪报：
《张爱玲深居简出》（《上海日报》1954年6月8日）：“女作家张爱玲自莅港后，深居简出，行止极隐秘。星晚人物篇记其往事，爱玲驰书谢之，大意谓对旧友很关怀，惟以拙于口才，不愿与世多周旋。惟谈得来的朋友，决不拒之千里外。”
《才女异行志》（《上海日报》1954年8月21日）：“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喜与人来往。尝于其寓楼窗口，以麻绳系一篾篮，上写字条，附钞票，向小贩购菜蔬杂物，矢口不吐一言，人以为哑巴。昔倪云林为张士诚所辱，噤如寒蝉，其意开口便俗。今张爱玲之迂僻亦然乎？”
《女作家的秘密》（《上海日报》1954年10月31日）：“有人说，这十多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一个天才，那就是张爱玲。她曾一度化名‘梁京’，出席过北平的‘文代会’，但今在香港却写出《秧歌》一部反共小说，似乎是奇迹。张爱玲在港住址秘密，行踪也十分秘密。”
移民美国
1955年，张爱玲移民到了美国。理查德·麦卡锡在接受高全之的采访（《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专访麦卡锡》）中说得很明白，美国每年都有一定的移民名额，然而香港想到美国的人多，名额有限，需要排期，时间长的可达十几年。按照通常程序，张爱玲要等很久。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难民救济法案，设立了两千个特别名额，原籍内地后来流散到香港的专才都可以申请。1949年后，有些人流散到香港、台湾等地，包括一些作家、艺术家等有专才的人。这个法案要求申请人必须有一位美国公民担保申请人抵美国后的生计，于是麦卡锡帮她写了封推荐信，并帮她在纽约找了一位出版经纪人，名为Marie Rodell（玛莉·勒德尔）。在这样的条件下，张爱玲成功移居美国。
有人说张爱玲为了拿到绿卡，随便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赖雅（Ferdinand Reyher）。我希望借此机会解释清楚移民的程序，这样大家就不会再误信谣言。移民的第一步是去申请，然后审查资格。被批准移民后，你会拿到一张入境许可证，凭此购买飞机票或船票到美国，美国当地移民局会当场给一张绿卡，里面有“落地”的日期与地点。1955年张爱玲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香港经日本到美国。她“落地”的日子是1955年10月22日，地点是旧金山。住满五年后，她正式入籍成为公民。
1956年3月，她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Peterborough，New Hampshire）的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遇见赖雅，在同年8月14日结婚。事实上，张爱玲一到美国就有绿卡了，她可以自由选择配偶。张爱玲在1961年至1962年间经台湾来香港写剧本的时候，就拿着美国护照。其后张爱玲多次搬家，遗失了公民入籍证，致办事（如写授权书、立遗嘱）艰难。张爱玲要求政府补发公民入籍证，得到的回复是“查无此人”。多番困扰后才发觉政府工作人员在查找“爱玲·张”，而她记录上的正式全名应是“爱玲·张·赖雅”。
张爱玲与我父母的通信，从1955年10月25日开始。第一封信用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特供的信纸。信是写给我母亲邝文美的：“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三十七年后，在1992年3月12日，张爱玲又写道：“前两天大概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向Mae解释些事。（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第二个人可告诉。）”
一般人都说张爱玲跟姑姑、炎樱很要好，却忽略了我母亲邝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往来也最频繁。我手上目前有她和我父母三人的六百多封信，正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