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当年以彼觅屋困难，借与二十三号（安定坊23号）居住，原系一片好心照顾族人，迁来以后任吃用方面不时亦有馈赠。全家八九口，每星期来沐浴（从七点到十一点轮流不绝），直至60年代之初旧木材用尽（当时是用木柴烧火煮水），不能再烧热水为止；虽烦扰殊甚，但伯母亦予宽容。惟老二房无论长幼均不免人穷志短，下辈剥削气息特别浓厚，欲望难填，得陇望蜀，背后仍多不堪入耳之言，我等外人闻之亦为之凛然。-老二房令叔（没有点明，或即宋春涛）曾数次向伯母提出：‘嫂独居寂寞，何不使我家儿辈移来做伴？’伯母均装聋作哑，一言不答。-此次殡敛之日令叔又向林姑丈提出分一部分兄弟来此居住，昨夜又提，足见觊觎之心始终未绝。-按老二房老大在外工作，老四、老五在校住宿，均不常在家（惟老四近半年在家养病）。二、三两兄弟已婚，各有小孩一人。但二十三号楼下两间仍是饭厅客室，规模具在，不搭一床一铺，并没人满现象，可见历次要求乃系别有动机，而非实际房荒。-再举一例，伯母故世次晨，老二即来向李妈索取伯母所定牛奶，人品如何，由此可以类推。万一容许彼等插足，不论以何借口，不论暂住常住，一朝入门即是鹊巢鸠占，我等只能退避三舍，另觅居处。而贤昆仲留备自用之屋恐将不明不白长落外人之手。-林姑丈行后，老二房是否尚有其他伎俩不可逆料，不可不防。据李妈估计，极可能到夏天来说，我们人多天热，且让弟兄辈疏散一下，不过夜间一宿等等，而后即赖死不走。”
针对这问题，傅雷便叮嘱我父亲、叔父及早回信，再分别写一封信给李妈，一封给房屋代理人。信的大意傅雷也给我父亲他们拟好，内容如下：
“我等随时可能会回沪，上海房屋凡母亲生前自用部分必须全部保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借住，清点应由李妈会同房屋代理人共同负责。惟母亲在日素来招待之外埠亲友仍可招待。（最后两句为顾及林姑丈及温兄不时来上海下榻，免老二房作为口实，故宜特别点明。信末宜盖章。）”
这里我得重复解释一下，“外埠亲友”指的是姓林的姑丈与温之章（温称宋春舫为代父），林、温二人不在上海，若来上海必住宋家，故信里特别交代他们可以继续住在宋家，以免被老二房拿来做把柄。
信里还有下一步建议：“又与林姑丈商定，伯母卧房应该和以前一样，完全保持原状，平时收拾干净，一如在日。李妈可睡在后房以资照管。”
末了，傅雷像上封信一样，继续提及租用宋家家具的问题，他请求“或作价让与敝处，或一部分归还，或由二位继续续借；但若蒙续借，则写明‘各物借与某人使用’字样，然后签名盖章寄来”。
据我所知，我父亲没有回信给傅雷。父亲当然知道宋家老二房、小二房有问题，他也曾经跟我解释过我们家与这些人的关系，还画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家族表给我看，但因为关系太复杂，我早已不大记得。这张家族表我也找不回来了。
通过以上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傅雷执着、刚直的强烈个性：比如翻译会议，有翻译家译错了就应该直接说出来，不必顾全情面；比如钢琴转让，傅雷坚持要交代得明明白白；再如祖母过世后宋家财产如何处理，他明确列出各项利弊。做这些事情对他本身没有好处，但他却依然处处为我父亲和叔父着想。
这些信更说明了傅雷与宋家的关系，不只是房东房客，亦不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傅雷会帮忙处理宋家最棘手的家事，跟亲人差不多，所以傅聪、傅敏对我父亲的尊敬，也大于对他们的其他父执。
傅雷评论张爱玲
1944年4月7日，有人以“迅雨”作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以及《连环套》这些中短篇小说。他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目前（1944年）最圆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应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他话锋一转：“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遂开始批评《连环套》：“《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女主人公）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迅雨接下来说：“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逊地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的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张爱玲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从1943年起，几乎每一期《二十世纪》都有她的文章；她又相继发表小说，如《万象》连载《心经》《琉璃瓦》《连环套》，在《杂志》发表《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力作，第二年她又在《杂志》上发表《年青的时候》《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1944年10月，张爱玲在胡兰成创办的《苦竹》里发表《自己的文章》，对迅雨的批评做出回应：“《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
“迅雨”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我父亲1976年在《私语张爱玲》中写道：“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按李健吾写文学批评的文章一向用刘西渭为笔名，他的《咀华二集》出版于一九四二年……至于怎么会怀疑是李健吾呢？大抵因为迅雨的文章中引用法国作家较多。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谨严，不像李健吾的文笔那样散漫噜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小说的傅雷。那时的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而且不愿别人知道。单看名字，‘迅雨’和‘雷’二者之间倒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后我告诉她的。”
接着，父亲写了张爱玲的反应：“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最近我写信告知夏志清，现在更公诸于世，好让对张爱玲作品有兴趣的读者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结果一如傅雷所料，《连环套》在《万象》连载了六期之后，“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在1944年6月腰斩了。直到1976年，这篇小说才重新被唐文标淘出，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三十年后，张爱玲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当初为什么中断？且看她的自述：“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发现四〇年间上海的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与一篇短文（指《连环套》《创世纪》《姑姑语录》），影印了下来，来信征求我的同意重新发表……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张看》自序，1976年5月）
对于坏的东西，张爱玲一向不想重版，面对唐文标的来信，她非常头痛，踌躇了几个星期--即使自己不同意，别人照样还会出版，只好自己出版，写一段简短的前言放在《张看》的序里，解释小说未完的原因：“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龇牙咧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从齿缝里迸出一声拖长的‘Eeeeee！’（用‘噫’会被误认为叹息，‘咦’又像惊讶，都不对），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看到霓喜去支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要想探测写这一段的时候的脑筋，竟格格不入进不去，一片空白，感到一丝恐怖。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两篇东西重新出现后，本来绝对不想收入集子，听见说盗印在即，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至少可以写篇序说明这两篇小说未完是怎么回事。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
在张爱玲写下这篇自序时，她应该从我父亲口中得知“迅雨”就是傅雷，但她只字不提迅雨的批评。从她三十年前防守式的“会写下来”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赞同傅雷的评价。
《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我原以为张爱玲与傅雷的接触仅限于“迅雨”的那篇评论，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接触点。
某日我翻看父亲的信件，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原因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看完这封信，我既吃惊又疑问重重。赶紧重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知道很多人也看不懂这篇小说，例如天涯娱乐八卦“八卦江湖”有个帖子，标题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到底啥意思？”帖主称：“到底小说想表达什么？谁能818，疑惑好久了。”
张爱玲对我父亲说小说“是写傅雷”的，应该是真的，那现实中的女主角是谁？我们先重温一下小说内容。
《殷宝滟送花楼会》最先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翁叫“爱玲”，即张爱玲本人。有一天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遇到爱情烦恼，去找爱玲倾诉，并希望爱玲记录下来。
殷宝滟的爱情烦恼是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当时在学校任教，正在编一本完美的音乐史。宝滟偶然结识了罗教授，并三天两头往教授家跑，帮他翻译音乐史。二人逐渐产生火花，天天见面，仍会互相写很长的信。教授不离婚，而她喜欢教授但不愿意嫁给他，处境为难。
爱玲听后，给宝滟开出一个药方：赶快爱上另一个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像罗先生这样的人内地应该有吧？”宝滟解释：“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啊。”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