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欧洲所藏中国图书毕竟有限,况且整日奔波于各国图书馆之间,实在是费时费钱费力,绝非长久之计。1878年,辜鸿铭决定结束留学生涯,返回家乡工作。也许是天假之缘,就在一次外出途径新加坡时,辜鸿铭巧遇中西通才马建忠(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1879年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帮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马氏学贯中西,不仅旧学基础扎实,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字),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长谈三日。在辜面前,马建忠狂侃中国文化,旁征博引,神采奕奕,这令辜鸿铭大开眼界,心驰神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谈话,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极大,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呆在家乡过悠哉悠哉的舒适生活,而应当去国内“恶补”传统文化。直到晚年,他还意犹未尽似的回忆这段往事: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辨和改穿中国衣服。
自此,辜鸿铭打点行囊,踏上了“返祖归宗”的道路。
栖身红楼
辛亥首义,改朝换代,效命于清廷的辜鸿铭也只得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披着那条代表愚忠的辫子躲入租界当中,过着寓公生活。
1917年,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因爱惜辜鸿铭的语言天赋,于是延聘辜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然而,栖身全国最高学府之后,辜鸿铭依旧是本性难移,隔三岔五的就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闻来。
上课的第一天,他拖了一条大辫子,用红丝线系上,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到了教室后,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全班同学听后,都认为第一、二章都容易对付,第三章有点儿困难,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可是,不久同学们却发现这位文化怪杰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有一次,他讲授《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字误写成“宴”字。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他很是窘迫,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说:“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是把‘日’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字义就大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