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刘文典敬酒不吃，那就让他吃罚酒。日本人生气了，于是刘宅两次来了日本宪兵。“搜！”一声令下，刘文典与国际往来的函牍被一律查抄，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胡适、陈独秀的来信一时灰飞烟灭。豺狼当道，虎豹横行，家中人一时不知所措，而刘文典、张秋华夫妇却安坐椅中，冷眼相视，默无一言。翻译官喝问，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只白了他一眼说：“我以发夷声为耻！”
被困北平半年，刘文典内心极为痛苦。日伪政权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连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管廷）也在冀东日伪政府中谋到了一个肥缺。当刘蕴六兴冲冲回到家中时，得知消息的刘文典愤恨难当，当即说：“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随即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请另择新居。”将刘蕴六逐出了家门。根据当时的形势，北平已势不可留，刘文典决计离开北平。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船票，他转道天津、香港及越南海防，辗转两月进入云南。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而他心中默念“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毅然前行。当他于当年5月22日从滇越铁路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时，一脚踏上故国的土地，刘已是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来到联大后，刘文典重返讲坛，自然如鱼得水，欢欣无比。而他的讲课水平更是炉火纯青，又引来了无数粉丝的青睐追捧。
当年在联大，“红学专家”颇不乏人。但在业余时间开过“《红楼梦》讲座”者只有两位，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一个便是刘文典先生。
他们的讲座各有千秋，吴宓往往是从西方文学理论得到启发，用现在一个时髦名词就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加以阐发。而刘先生的讲述则是“寓言式的”，多少带有几分“索隐派”的色彩。“见仁见智”，本可互为补充，但刘先生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做出一种“唱对台”的姿态。有一则“刘文典三易其地讲《红楼梦》”的故事：刘先生原定在一个小教室开讲，后因人多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决定改在联大教室前的广场上讲。据一位曾亲聆这次讲座的学生回忆说，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另一位聆听者记述了刘先生对“蓼汀花溆”的解释：“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副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溆二字反切为薛，蓼汀二字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