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尊敬的年岁大于我的一辈学人中，张维华是常常思念不去心的一位。他曾多次诚恳地规劝我：治学不要老打游击，把摊子铺得太开。他认为我天赋不算太劣，但如果贪多务得，东放几枪西放几枪，结果将一无所获。事情竟被他言中，因此在我提笔怀念他时，真是感激与愧疚交并，不胜欷歔的。
我在解放前夕和他相识，其时他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早在40年代初，我已读过哈佛燕京社印行的他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可能这是他的众多著作中在解放前唯一用铅字排印出来的一种，他的其他许多著作，如论西汉官制、论明代中西交通、论古长城和古代西域地理的撰述都只油印或石印成讲义本，在和他认识后才蒙见赠。他是那种不喜欢炫学的十分冲抑的谦谦君子。
他的《明史》四个外国传的注释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体例，搜集了同时期中西文献中对这四国与明王朝交通的丰富材料，逐段排比印证，堪称力作。哈佛燕京社印数极少，读书界无法看到。1980年经我半劝半自作主张，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的题名重新出版。
巧的是我们相识不久，1951年又成了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的同学，而且同在一个组里。政治研究院调集了华东各省大学里的一些教师，并不是来研究的，实际上是“改造学习”。调来学习的有不少三山五岳的英雄，大学的校院长和知名教授成堆。说句狂妄的话，台上做报告的人的那点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压不住堂的。一些基本概念都理路不清，为学员中不少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先生们所窃笑。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抵只有负面效应，这也是原因之一；要改造人总得比被改造者高明一点才行。学员们多数是来走走过场，上下双方在形式上对付得过去就行。好在每天只有上午听报告，下午有一两小时的讨论，余下的时间很自由。我那时照例的日课是，三四点钟以后和同在学习的老朋友贾植芳上街喝酒，晚间则陪着张维华（有时还有之江大学财经学院院长胡继瑗）一道去听京戏。
张、胡两位对京戏都有瘾，那时杨宝森在苏州演出，那当然是不肯放过的。但胡继瑗不看非名角的戏，张维华则好角的戏既有兴趣，平常角色的演出也能容忍，演员唱做不佳时也只是摇头蹙眉而已，戏院却是每夜要进的。那原因是，十多个挤在一间局促的宿舍里，对一个年近五十习惯于独处书斋的人实在颇别扭。因此，张维华常常想家，思念他的夫人。我们之间还有一重关系，他的续弦夫人李琼芳和我的妻子吴仲华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不在戏院消遣的时光，寂寞的夜晚就易为乡愁所苦。他经常向我倾诉他对妻子的思念，虽然他是一个很内向，不大肯暴露自己的人，旁人看起来很世故，我也同此感受，但他对我却常愿吐露衷曲，这是我和他感情上很少隔阂的主要原因。
在苏州同处的半年中，彼此当然也谈到治学。那时我教的是文学理论，也喜欢民俗学，也搞点南北朝史，正在研究的又是观世音菩萨，还写写音乐评论，也准备写电影剧本，偶尔也写点杂文。他经常摇头叹息，临别前的一天，我们在虎丘茶室里，他十分郑重地给我临别赠言，说他比我年长大约二十岁，治学的甘苦总比我多体尝一些，劝我赶快收紧摊子。说，如果他现在不向我进忠告，那他就是对不起朋友。他讲这番话的态度严肃得近于训教，很触动了我。此后的通信中还不断重复他的忠告。
1957年，我经过被卷入“胡风案”后，已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知道我的遭遇，盛情邀我到青岛去一游。那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他在山大历史系教书。我欣然应邀，六月中带了小女儿列音到了青岛。他夫人李琼芳因为和我妻吴仲华的同学关系，殷勤接待，夫妻两人陪我到处游览。同在山东教书的黄嘉德，也是苏州时期的同学，告诉我张维华是从来不大接待宾客的，对我是特别的情分。可惜好景不长，到青岛五六天后山大就开始了“反右”运动，陆侃如等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气氛紧张，我这个做客人的人怎么能安心住下去，原定逗留一个月的计划只好打破，匆匆回上海了。我心想，像他那样小心谨慎，埋头教书治学的人大概可以免遭此劫，没想到他同我一样逃不掉。这一别就从此二十多年不通音问。
1980年秋天，我赴淄博市参加蒲松龄学术讨论会，回程中为了看望张维华特别在济南留了两天。他那时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身体衰颓，见面握手第一句话是“你也老了”。是啊，我也跨过了六十。谈话间，我向他致谦，说自己辜负了他当年的临别赠言、他的忠告，以至果然一事无成，没出息。他笑着叹道：“有出息又怎么样？”这话的心情自不难辨别。
我念念不忘我最早读过的他的那本《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请他同意我带回去重新出版。他摇摇头，对此不很热心。“那么，你送我一本吧！”于是他搜索出了哈佛燕京社的那本纸色已经蜡黄了的十六开本。回上海后，纸型打成了，我才写信去请他写一篇新序，催了两次，这年年底才将序文寄来。因为书名太长，我擅自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并在序文末尾擅自代他加了一行改名的说明。我请王遽常先生以章草给此书题署书名，张维华十分欢喜，来信说将托人买两瓶酒来“犒劳老弟”，他知道我嗜饮；但酒以后没有带来。我回信改东坡诗中的一个字向他调侃道：“岂意青州‘两’从事，化作乌有一先生。”遥想他读了必会冁然一笑。
他逝世时我没有收到讣告，直到1986年重去山东时才知他已作古人，不胜黯然。张维华是个笃实诚朴的学者，老成持重，本分守己。我体察到他还是个小心怕事的人，性格上有某种软弱性，因为他是教会学校出身（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又长期任教于教会大学，解放后诚恐旁人怀疑他有“洋奴”思想什么的，惴惴然连西装也不敢穿；谈起西方学者或学说来，常常欲言又止；社会、政治问题更绝口不谈；他本来淡于名利，后来就愈益希望自己默默无闻，“人怕出名猪怕壮”，只想平平安安度日，这甚至影响了他治学的雄心。最后一次晤见时，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与世无争，很颓唐了。显然被错划为右派和十年动乱给他的创伤十分深重。这样的情况我在很多老一辈的学者身上见到过不少，只是在张维华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罢了。
《瞭望》1993年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