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犹豫，晁错的处境就更加危险。因为此前是晁错力劝汉景帝实施削藩，如今的结果是激起诸侯皆反，已影响到帝国的安危和汉景帝的帝位。而七国“清君侧”的巧妙对策，更让晁错成为众矢之的，难以脱身。
同僚的背后一击
而除了对其恨之入骨的各藩国之外，晁错因性格刚直，在朝中也树敌颇多，这使得他更加步履维艰。晁错在朝中最大的政敌便是袁盎。袁盎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袁盎在汉文帝时就是朝廷重臣，资格比晁错还要老得多。他因在处置淮南王刘长事件中的远见卓识而闻名天下。但晁、袁两人一向不和，水火不容，《史记》里对此描述：“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从私德而言，两人都无过多可挑剔之处，但二人性格非常刚硬，行事风格近似，所以不和也在情理之中。加上袁盎是文帝时的名臣，如今景帝登基，晁错成为第一红人，袁盎自然受到冷落，晁错便更在袁盎前耍威风。
在政治主张上，袁、晁两人也截然相反。袁盎曾担任过吴相一职（国相虽名为诸侯国监管，但诸侯王骄横，国相几乎不起约束作用），对吴国的现状有过切身体会，心中明白吴王骄横，不久必反。可由于自己身处虎穴，为求自保，袁盎每天喝酒度日，不敢把过多的真实情况告诉朝廷，生怕吴王倒打一耙。袁盎由此得以脱身，离职返回长安。
袁盎一回长安，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便派专人审查他，认定袁盎必定收受了吴王的钱财。袁盎旋即被贬为庶人，暂离了政坛。
如今吴国反叛，晁错又重翻旧案，将袁盎作为罪魁祸首，派人去调查袁盎与吴王同谋的罪证。晁错认为袁盎多次收受吴王贿赂，才知情不报，酿成惊天巨祸。不过经人劝阻，加上晁错一时也找不到实证，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外患来临，晁错没有同仇敌忾，却一心还想着公报私仇，这小气之举反倒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
袁盎听闻晁错追查自己的消息后，立即以庶人之身通过窦婴拜见了汉景帝，要把实情告知皇帝，想把引起七国反叛的罪状全推在晁错身上。由于在削藩上窦婴与晁错意见不同，所以窦婴对晁错也极为不满，此回要帮着袁盎扳倒晁错。
袁盎谒见汉景帝之时，晁错正在皇帝身边，两人正商讨着调兵遣将之事。袁盎向汉景帝表示其有退兵之策，吴、楚不久必败。此时的汉景帝正一心惶恐，担心江山不保，听闻袁盎有良策，便迫不及待。而晁错不知是计，也在一旁帮腔，夸赞袁盎必有退兵之计。此时的晁错病急乱投医，忘了袁盎是自己的死敌。
达到目的的袁盎却要求皇帝摒去包括晁错在内的身边所有人，之后才肯相告。晁错万没有想到袁盎会如此要求，他原本以为袁盎必定会在自己在场的情况下讲出计策。晁错自然不肯退走，袁盎再次要求皇帝清场。晁错更没有想到的是，汉景帝竟然听从了袁盎，命自己离场。晁错方才明白来者不善，但事情已发展到超出他的能力控制范围外，无奈只得退到东厢门等候。
而袁盎说出的计策是—杀晁错，以谢天下诸侯；尽复诸侯之地，双方和解！
削藩是获得汉景帝赞成而力推的，晁错并无过错，又是前者多年的老师。但此时的他，已命悬一线，生死全在汉景帝的一念之间了。
年轻老板的背叛
内外矛头全部对准晁错，这对汉景帝震撼很大。
袁盎之所以走险棋，劝皇帝诛杀晁错，是有过深思熟虑的。一是汉景帝年纪刚过三十，执政时间很短，在国事上没有经验，立场上会波动，较容易被说服；二是此次局势非常危险，朝廷已是疲于应付，从目前来看，气势上明显低于叛军。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年轻的汉景帝必然会选择一种见效最快、代价最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么，杀掉晁错就是最佳的选择，这对汉景帝来说，诱惑很大。
果如袁盎所料，汉景帝听计之后，默然良久，挣扎过后，说“既然如此，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此言一出，晁错必死无疑。而等候在门外的他，尚不知自己已被皇帝和政敌出卖。
十日之后，朝廷下令拘捕晁错，送到东市将其腰斩。事出仓促，当时的晁错还穿着御史大夫的朝服，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没有审判，没有定罪，晁错最终成了自己力推的这场组织变革的牺牲品。
晁错虽死，但吴王并不罢兵，汉景帝派袁盎前去和吴王和解。此时，吴、楚军已攻到梁国一带，锋芒锐不可当。吴王自称东帝，要与汉景帝并驾齐驱，当然不肯屈居江南一隅，所以对汉景帝伸来的橄榄枝置之不理。晁错白白惨死，汉景帝后悔莫及，这才明白吴王的野心，只得决意尽灭叛敌。
而后，由于汉景帝的兄弟梁王阻击得力，吴、楚叛军止步于梁国一带。不久，汉朝名将周亚夫奇袭叛军粮道得手，吴王缺粮，慌乱败走，逃入东越国。后汉朝廷以利相诱，吴王被东越国所杀。再往后的半年时间，齐地的四王和赵王也被轻松击败。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蓄谋已久的七国叛乱起于正月，到了三月，败局便已定（六国皆在三月败亡，唯有赵国多撑了些时日，但无关大局）。如果汉景帝稍有点耐心和信心，那么晁错应该能活着等到这场胜利。
赢了改革，输了自己
平乱成功之后，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土地，吴、胶东、济南等国全被取消，州郡尽归朝廷所有。汉景帝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免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日后改称为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并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这些措施一到位，王国的地位已与郡县无异。
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诸侯国的势力进一步缩水，已不能对朝廷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经此七王大乱，汉公司削藩成功，几乎收回了所有加盟商的权力，对内部全部实行直营，公司业绩也由此蒸蒸日上。削藩虽然成功了，但那个付出最多的人—晁错却不能死而复生。正如晁父所言：“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
只要再给晁错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能看到胜利，并成为这场组织变革最大的功臣。可胆小心急的老板却没给他这点时间。从晁错的悲剧来看，作为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推行大的变革时，一定要想清楚：老板虽已有了变革的魄力，但他是否还具有接受挑战、承受压力的耐力呢？如果跟随的老板没兼备这两者，一旦遇到大的危机，难免就会成为晁错式的替罪羊。
§§§第一节
背离企业文化之殇：
岳飞与南宋公司的黄金岁月及其大逆转
岳飞与南宋公司企业文化的不相融、背离、冲突，直接导致了岳飞与南宋公司黄金岁月的大逆转。
宋公司的企业文化
大宋公司的企业文化总结起来就是重文轻武、反军阀、反军头、反拥兵自重，防武将尾大不掉。追根溯源，宋公司的缔造者就是成长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大背景下的。赵匡胤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军阀割据、有枪便是草头王，他自己本人就是被一帮大兵“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的。这种公司创立背景，让他早就意识到中央政府如果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权，必然滑向摆设般的边缘地位。所以，赵匡胤自创建宋公司起，就为了不再重演“藩镇割据”和“黄袍加身”，开创性地走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新戏路。这条新戏路也让赵匡胤成为江山既定后没有屠杀创业元老的极少数开国帝王之一。
在开创了“杯酒释兵权”的人事创举后，宋公司中央还出台了大量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立，以及“更戍法”。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无人能够调动军队。这样一番规划后，统兵、调兵二者权力分离，军权便集中于皇帝之手。
此外，宋公司中央还通过“更戍法”达到了“兵将分离”的目的。按照宋公司军事制度，当时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兵、将制度化的频繁调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使得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而无法与朝廷、皇帝对抗。
一方面，这一军事制度的施行决定了大宋军力孱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大宋公司的企业文化。
然而，大宋公司高层管理者之一岳飞显然对这种企业文化没有“吃透”：仗是打得不错，可那闪亮的“岳家军”名号是喊给谁听的呢？在军队里树立起如此明显的个人标签，这与企业文化是明显背离啊！
宋公司这一猜防武将的企业文化，终宋之亡没有改变，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弊端，但宋高宗并不觉悟，仍墨守成规，对一般武将猜防得更厉害了。在这种企业文化之下，像岳飞这样特出的人才，正是宋高宗所特要猜防的。
他身上所具有的诸种优点都成为了他的死因：好学与文武双全打破了宋公司一直以来的以文臣节制武将的传统，不贪财、不好色、不扰民、治军有方让岳飞深得军心，连金人都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岳家军”这个名字本身就足够让宋高宗害怕的了—这不是他岳飞在统领私人军队吗？
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纵无秦桧，岳飞仍将屈死—他是被宋公司的企业文化牺牲掉的。即便岳飞赞成和议，也未必能够免祸。秦桧唆使人弹劾岳飞，并密令人把他在狱中害死，未必不是秉承宋高宗的旨意。
岳飞和宋公司的黄金岁月
岳飞一开始在南宋公司也是风生水起，靠战功很快做到了一方管理大员。与企业文化如此冲突的他，怎么会在该公司组织中获得如此高位？
岳飞一开始能在南宋公司体系里快速上升，缘于他与各方在保卫南宋阶段的合作基础。
管理学中讨论决策思维有个“三性框架”，要求管理者遇事首先要考虑必要性，其次考虑可能性，最后考虑重要性（或紧急性）。必要性即不得不做，自己需要或有人需要；必要时但条件不具备或不可能实现，着急也没有用；有必要有可能，但要做的事情不止一件，那就要在其中考虑重要性或紧急性如何了。
按照“三性”模式，分析一下岳飞、宋高宗赵构以及秦桧的思维框架，就会看出三方在初期的合作基础及其逆转：
岳飞 赵构 秦桧
必要性 直捣黄龙 南宋存续 个人利益
可能性 有能力大败金军 大败金军 帝国宰相
重要性 击退金国 保证南宋存续 维持荣华富贵
岳飞首先考虑的必要性（即自己需要或有人需要）是：直捣黄龙、一雪靖康之耻，迎回徽、钦两帝。在可能性问题上，岳飞凭借岳家军强大的作战能力，似乎让大家看到了击退金国、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在重要性问题上，岳飞将“击退金国”排序最高，直到十二道金牌方能召回。
而宋高宗赵构首先考虑的必要性是：让自己手创的南宋公司繁荣、稳定，存在下去。在可能性问题上，赵构凭借岳飞等一干中兴名将的出色表现，已经成功地重新组织起了新的中央政府，并在北宋关河残破的基础上，实现了南宋新政府的运转。在重要性问题上，赵构认为保证南宋的存续是最重要的。
秦桧首先考虑的必要性是：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可能性问题上，秦桧通过其杰出的才能、较高的社会声望（在走“和议路线”之前，秦桧在朝野中均有较高威信）已经达到了帝国文臣的极致。在重要性问题上，秦桧将保住其荣华地位视作了最重要的事情。
如上，仔细分析三人的思考框架后，可以发现三者落实在行动上，其实是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的，那就是先维护好南宋公司。无南宋，岳飞哪来的军队，哪来的战争合法性？无南宋，赵构如何去维持赵氏一脉？无南宋，秦桧到哪里当宰相？要知道在北宋公司，秦桧也就混到御史中丞，在被俘虏去金国的两年里，秦桧是一半的囚徒身份，只有南宋公司，才能给秦桧以攀爬空间。
所以，他们本该是合作的，开始也确是这样。于是，有了岳飞和公司组织最初的黄金岁月。但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分歧出现了。
黄金岁月的逆转
在取得几次对金作战的大捷后，南宋公司已经基本达到了安全保障的目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此时，南宋、大金之间的关系进入新的平衡格局。南宋公司已经暂时逃离了亡国的风险，新的管理架构已经完善，新的运营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岳飞、赵构、秦桧三人原有的平衡基础已然动摇，开始出现分歧：
岳飞的最终目标是直捣黄龙，迎回宋徽宗、宋钦宗，一雪靖康耻。对这一最终目标，岳飞的思维是线性的。
但史家早有定论，从个人私利上看，赵构对迎回徽、钦持并不积极的态度，就算放眼到整个南宋公司的利益上，迎回徽、钦也未必是一个好的目标和选择。假如徽宗、钦宗被迎回来，南宋公司的领导中枢将被引入巨大变量。从徽宗、钦宗两人的履历来看，他们搞垮一个公司的能力，远高于建设能力，生生把一座繁花似锦的汴梁江山给葬送了。既然赵构将“南宋存续”视作决策的必要性，他怎能欢迎自己的爸爸、哥哥回来，让好不容易打造的一个偏安格局，有再让这两父子来统领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