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君臣博弈中，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原本大唐高级管理层中长孙无忌与李治的力量对比是7∶1，长孙无忌拥有压倒性优势。可到了关键时刻，原本忠于长孙无忌的六个宰相中，却只有禇遂良、韩瑷、来济三相出面，代表长孙无忌与李治死拼，而于志宁和崔敦礼则持明哲保身的态度，始终没有加入战局，相当于投了弃权票；至于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则已于稍早前因“厌胜案”而出局。所以，在这场巅峰对决中，长孙无忌一方真正投入的力量（包括他本人在内），实际上只有四个人。
反观李治一方，除了托孤重臣李勣这个铁杆拥趸外，强势崛起的武昭仪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当时，武昭仪凭借个人魅力和灵活巧妙的手腕，已经通过收买、贿赂等方式，在大臣、嫔妃、宦官、宫女中密布眼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无论在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中，还是在李治与长孙无忌的君臣博弈中，这个情报网无疑都会发挥重大作用。除此之外，一大批政治嗅觉敏锐的中层干部的加入，显然极大增强了李治一方的实力。
随着柳奭、禇遂良、韩瑷、来济的相继出局，长孙无忌这个原本光芒万丈的大唐CEO，已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了。此刻，虽然李治的刀还没有架上长孙无忌的脖子，但他身上那些超级巨星的光环已然被剥落殆尽。
光环陨落，长孙无忌之死
随后，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先后荣升宰相，跻身大唐公司的最高层。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李治和武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一次打击。
当时，许敬宗正在审理一桩“朋党案”，涉案人是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八竿子打不着，可许敬宗灵机一动，突然上奏李治，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重新夺权，并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才畏罪自杀。
很显然，许敬宗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当年那桩普通的性骚扰案被长孙无忌办成了谋反案一样，如今许敬宗也决定依样画葫芦。
李治一听，“大惊失色”，并当场泪下，指示许敬宗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连夜突审韦季方，捣鼓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次日，李治目睹如山铁证，才“万般无奈”地发布了逮捕长孙无忌的命令。
四月下旬，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遣送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表面上仍旧让他享受一品官的生活待遇，实则已将其视为囚犯。
长孙无忌就这样从权力巅峰彻底跌落。一个超级明星经理人辉煌的职业生涯，就此宣告终结。
这年七月末，李治派人赐死了长孙无忌。不知这位帝国大佬临死之前，耳边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当年的那句诅咒。
长孙无忌死时，昔日的党羽也全部被赶尽杀绝，家产抄没，子侄族戚也有多人遭遇贬谪、流放或杀头的厄运，与长孙无忌一党走得比较近的数十位朝臣也遭到株连，纷纷落马。这一切，与当年因房遗爱案引发的那场政治清洗，可谓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便我们不以职业经理人的标准看待长孙无忌，而仅仅从历史语境下的“人臣本分”来看，长孙无忌也同样犯下了致命错误。尽管他有太宗的遗命和授权，使得年少仁弱的李治必须在政权过渡期间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但长孙无忌不应该忘记，这种“权力的让渡”是有条件且有时效性的。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他构成了威胁，而他也已经具备了收回权力的能力，那就随时可以把权力收归己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也许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李治。换言之，他是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认为是自己的了。
§§§第一节
自投“削藩”迷阵，一意孤行晁错力主组织变革
晁错是西汉最为出名的改革家，巅峰时期曾担任御史大夫一职（相当于副丞相，纠察百官），是当朝皇帝汉景帝刘启最为倚重的大臣。他和汉景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汉景帝还是太子时，晁错就已入住东宫，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等职。作为太子的老师，他常为太子讲述治国之道，他的政治主张对年轻的太子影响深远。晁错也因超凡的见识和辩才深受太子器重，被视为东宫智囊。之后，刘启登基，晁错进一步得到重用，成为汉景帝的左右手，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可转眼风云突变，三年不到，被皇帝视为心腹股肱的晁错却被下令腰斩于东市，而下达指令的人正是汉景帝。这的确出人意料，因为在此之前，晁错和汉景帝之间还处于君臣的蜜月期。
晁错之所以被杀，源自于他和汉景帝力主推行的削藩政策。在晁错提出削藩政策之后，刘启本是满腔热情支持—当时同姓藩国占据汉王朝的半壁江山，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吴楚一带，虽表面姓刘，但心已不归汉。在削藩政策强力推行之时，汉景帝又为何半途铩羽，对晁错痛下杀手呢？
与老板的蜜月期
作为王朝公司体制最执着的改革者，晁错并非纸上谈兵之徒。其在儒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年轻时就被朝廷派去学习失传已久的《尚书》。他同时也精通法家学说，曾深好名刑之学，是申不害、商鞅的信徒。借助精通儒、法两种学说，晁错很早就在朝中崭露头角。针对汉朝时局，晁错有很多应对措施，多次上书汉文帝，接连写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这些策论颇有远见卓识，操作性很强，晁错也因此深受汉文帝的赏识。
在文帝一朝，晁错虽“书数十上”，但都被汉文帝搁置不议，并没有获得实践政治主张的机会。汉文帝并非特意压制、雪藏他，而是给予了晁错更长远的任务—辅佐太子刘启。
入东宫之后，晁错依靠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才识，获得了太子的信任和尊敬，一跃成为太子党的核心班底。二十岁左右的太子为晁错折服，言听计从，全盘接受了他的治国主张。
太子接班后，晁错也顺势进入朝廷中枢，担任内史一职，极受年轻皇帝器重，宠信程度远超过三公九卿。此时的晁错已青云直上，红得发紫，从他和当朝丞相申屠嘉相争一事便可见一斑。
晁错担任内史时，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原本大门朝东开，进进出出极为麻烦，结果他索性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拆毁，重新凿通了一个南门。这莽撞之举被丞相申屠嘉知道了，后者本就对晁错的受宠极为不满，一直在寻找良机整治晁错。
毁坏太上庙是不赦之罪，作为掌管百官的申屠嘉本有权立即将晁错处死。鉴于晁错是皇帝跟前的红人，申屠嘉稍稍谨慎了些，罗织好罪状后才进宫面圣。可汉景帝却表示早知此事，极力替晁错开脱，说晁错毁掉的只是空地上的外墙，对太上庙并无大碍，轻描淡写就将事情掩盖了过去。原来，晁错听闻申屠嘉要进宫告发自己，就抢先一步将此事告知皇帝。此事可大可小，汉景帝要倚靠晁错改革，自然偏袒于他。在与晁错的争斗中败阵，丞相申屠嘉羞愤难当，不久发病而死。此后，晁错的煊赫更是无人企及。
而后不久，晁错又升任御史大夫，入列三公，成为朝廷重臣，被汉景帝寄予厚望、授予大权，对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晁错的辉煌却是昙花一现，汉景帝登基才三年（实际时间加起来仅二十个月），晁错就被下令腰斩。造成晁错之死的，正是关系到西汉公司未来生死的大难题—藩国问题。而这难题，早已沉疴多年，不仅在刘邦时代就已埋下，且在更早的周秦时期也是让帝王头疼不已。
巨型公司的大难题：直营和连锁
中华历代王朝公司，由于统治区域辽阔，各地域族群构成复杂，中央统治者对偏远地区常常鞭长莫及，所以在架构上常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调整，基本上都是在封建制（近于加盟商性质）和郡县制（近于直营店性质）之间轮转。封建制是由王朝总部册封同姓或异姓大员，赐予他们一块土地、一定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镇守一方。被册封的封国非常独立，类似于公司中的独立加盟店。而被封的诸侯王相当于独立的加盟商，虽在某些方面依然要依赖于母公司（诸如新任诸侯加冕时需要得到天子册封和认可），但基本上都由自己做主，土地和行政权力亦可由嫡长子继承。
而郡县制则是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管理一片区域，土地、财政收入都完全归朝廷所有，派出官员行使的只是代理的权力，随时可被朝廷收回。而且，郡县长虽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但所有权力都不能世袭继承，职位近似于母公司的直营店长，可被随时开缺。他得完全对总部负责，接受总部的任命和监督，几乎没有独立性可言。
自西周开始，历代王朝公司便在直营和加盟这两种架构体制中荡秋千。西周立国之初，由于地广人稀，朝廷的势力很难直接控制到每个末端，只能实行封建制，利用军事殖民的方式，派出同姓诸侯或异姓功臣统治一块封地，作为王朝的拱卫。与天子同姓的王国有鲁、卫，异姓的诸侯则有齐、秦，而商朝遗民则被保留在宋国。西周大大小小的封国先后有几十个，到后期裂变得更多。这些诸侯国虽都承认天子为宗主，但都高度自治，自我继承。
这种连锁加盟的方式，保证了周公司覆盖到最大的市场份额。但时日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到春秋战国时，强大的诸侯已能凌驾于周天子之上。到最后时刻，大周公司的加盟店蜕变成了独立公司，周公司也由此彻底分裂，土崩瓦解。
秦一统六国后，看到周朝的短处，生怕封国变大威胁到中央朝廷，经李斯等人力争，确定实行了郡县制，派出官员，对全国各地实行直管—不封寸土给宗室。但当时的郡县制并不成熟，加上统治区域过大，秦又是仓促统一六国，兼并整合之事也并未落实，在六国后人风起云涌的抗争中，郡县制在控制全局上苍白无力了很多。最终，没有得利的宗室力量制衡地方反抗势力，秦公司陷入崩溃，且比周朝短命得多。
秦的过于短命，自然给汉的创建者带来震撼，会更多顾虑到郡县制的弊端。
沉疴三代的汉公司架构危机
汉王朝公司首任董事长刘邦在立国后，吸取了周和秦二者的教训，分封诸侯王镇守各方，但为防止封国威胁到朝廷，也同时保留了郡县制。从全国的布局看，州郡和王国各有分布，是直营店和加盟店大致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
刘邦在最初封赏时，还有很多异姓王，诸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等。但在天下大定后，刘邦便开始清除异姓势力，韩信、彭越、英布在一年之内都死于非命。此后，刘邦杀白马为誓，定下“非刘姓不得王”的规矩，使汉王朝成了刘氏家族独资控股的公司。
在异姓王被剪除后，他们的旧地就成了王朝公司统治的薄弱区域。刘邦为控制这些地盘，大肆分封家族中的成员。诸如他的侄子刘交被封为楚王，他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史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汉朝草创时期，统治力量薄弱，边远地区不易掌控，但这些封国的建立对汉王朝的稳定是很有用的。而且，起初之时，各国藩王跟皇帝之间都是兄弟、叔侄关系，亲缘较近，所以封国和朝廷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尽管也有跟皇帝之间闹矛盾丢掉性命的，诸如汉文帝就拘捕了他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刘长勾结匈奴、闽越谋反败露），结果刘长绝食自尽。宅心仁厚的汉文帝后悔万分，加封了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但随着时间推移，皇帝和封王之间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除了同姓刘之外，已经毫无关联。他们虽为同族，但天各一方，一般数年才有一次相见的机会。到此时，封国和朝廷之间已纯粹就是一种独立加盟店形式的关联，打着王朝的旗帜，承认天子的宗主地位而已，财政、土地上都归自己支配。虽然各封国也有朝廷委任的国相辅佐，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国相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制衡作用。
到汉文帝时，藩国实力越来越强，区域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当时的政论家贾谊眼光长远，力举削藩。贾谊的措施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用意是，在原有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小的，强的诸侯国变成弱的，这样封国就如同一盘散沙，自然没有力量和朝廷抗衡了。但汉文帝并未重用贾谊，亦未大力削藩。
如此，历经高祖、高后、文帝三朝，汉王朝藩国的沉疴都存积了起来，成为新继位的汉景帝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诸如封国中的吴王刘濞，在东南一带开山铸铜，煮海为盐，二十年不朝，完全不把总部放在眼里，已严重威胁到汉公司的整体安全。又如齐地虽王国众多，但都是齐王刘肥之后，非常齐心协力，同朝廷之间早已貌合神离。
这些危机不解决，任由拖延，汉公司就会重病缠身，朝廷徒有虚名，进一步空壳化，落到周朝的老结局—各地诸侯渐渐独立，完全架空天子，最后取代宗主国的位置。
而作为皇帝最为器重的得力助手，晁错被寄予了厚望—他亟待解决的就是藩国过大过强这一老大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