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浩如烟海，《论语》无疑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明珠。《论语》这部不算太厚的典籍，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重要的言论，后世发展起来的儒家学派，其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都来自这本书。不仅如此，历史上无数统治阶级，将《论语》引入政治生活领域，供奉为治国理政的经典，可以这么说，《论语》在官场、学界、民间，都很吃得开。这一点，孔子及其孔门弟子后来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论语》作为一本类似“言论集”的书，两千年来被各种各样怀有不同目的的人群推向文化神坛。毫不夸张地讲，《论语》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圣经》之于西方人的影响力。《论语》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起点，影响并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中，甚至引导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真正成书是在汉代。《论语》保留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颇具传奇色彩。秦代焚书，《论语》是在被焚之列，当然逃脱不了被烧光的命运。而儒家弟子靠口授相传，留下了两个版本《齐论》《鲁论》。此外，在孔子旧宅的坏壁里，发现了孔子后人在秦代偷偷流传下的《古论》，这本书和《齐论》《鲁论》大体相像，中间差了400多字。这证明孔门弟子在《论语》中记述孔子的言论是准确的。非常可惜的是《古论》没有流传下来，西汉张禹据《鲁论》《齐论》编《张侯论》。今天广为流传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把西汉《张侯论》混合《古论》而成。今天看到的《论语》不是孔子本人编定的，而是后人所编定。
任何一部经典典籍问世后，后人都会展开无休无止的研究，并重新演绎出新的理论成果。《论语》也不例外，被后人无数次地注解、解构乃至变形。当然，对《论语》这样的典籍进行大张旗鼓的研究，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由钱宁重编的《新论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一片哗然。《论语》毕竟是《论语》，钱宁为何会铤而走险，出版《新论语》？在钱宁看来，《论语》不过是孔子及弟子们不同时期课堂笔记的集合，需要系统地分拆和重构，从而展现文本原有的内涵和逻辑。因此，他打破《论语》原有的20篇体例，以孔子学说的核心——“仁”为线索重构全书，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增删一字一句。《新论语》分为内编和外编两部分，内编收录了所有“子曰”之语，并细化为核心篇、路径篇、实践篇、例证篇和哲思篇。弟子之言和其他辑录被归入外编，外编分为评价篇、记忆篇和阐释篇。
《新论语》在内编分了五篇，第一核心篇，讲述孔子最核心理念的联系，讲“仁”的定义、内涵和呈现的形态，以及外化的形式。第二路径篇，当你知道一个人如何达到“仁”的境界，这是孔子终身教育弟子，希望他们达到的境界。所以路径篇讨论的是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仁”，达到“仁”以后，君子的标准是什么。第三实践篇，掌握了“仁”的思想和理念，如何处事治国，孔子给予了充分的指导，有时候充满了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第四例证篇，我们看论语会发现孔子和弟子谈论了很多事，有时候语境清楚，有时候语境不太清楚；有时候谈诗，有时候论乐。为什么这样谈论我们不太清楚，实际上放到《新论语》的体系中，就会发现孔子是用不同的案例来启发弟子们的思想，就像今天的案例教学一样。第五哲思篇，讨论的是人在哲学层面和天道的关系，这是孔子思想中最深邃的部分。通过五篇可以把孔子基本的思想和逻辑组织起来。
从《新论语》的新结构中，不难发现孔子对“学习”的态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孔子强调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悟道的途径，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学习在这里更多的是通向“仁”的途径。还有一条途径是修身，因为达到“仁”是一个境界，必须通过修身才能达到。孔子并不认为很多对“仁”的领悟是通过读书得到的，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们通过实践、生活，自己去领悟，所以他把践行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有了“仁”，就是君子，如果没有达到仁，孔子把他定义为小人。大部分人都当不上君子，但也都不愿意当小人，我们可能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读完《新论语》后我想到一个问题，仁者爱不爱小人？这是孔子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孔子的思想，小人也是属于可以爱的一部分，小人只是努力地成为君子。他对小人的批判是比较厉害的，但小人仍然属于被爱之列。
对于重新编撰《新论语》的难度，这是可想而知的。《论语》中有的句子难以归类，有的句子语意难定，有的句子充满争议。每句话置放的位置，以及言论的前后关系，都要仔细掂量、反复斟酌。钱宁花费苦心，重新编排的《新论语》，从字面上看具备了一定的逻辑，主次分明地突出了孔子学术思想。钱宁曾在美国留学多年，其学术训练和逻辑思维，必然受到了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西方人研究学术强调逻辑性、系统性、思辨性和批判性，而这恰恰是中国学人的软肋。按照西方人对学术标准来看，《论语》的内容为片段式的句子，是类似名言名句之类的书。这样的书，逻辑性、系统性和严密性都无从谈起，由此看来，《论语》似乎就算不上一本什么重要的书了。康德将《论语》看成“不过是给皇帝制定的道德伦理教条”；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也同样不高，认为他只是“一位实际的世间智者”，其学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的东西，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西方人显然是低估或者不懂《论语》的精妙之处，《论语》也许只有在汉语世界里才能引起思想的共鸣。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精神，“内圣外王”是最高追求目标，整部《论语》探讨的也是一种如何积极入世的问题，对于纯粹精神领域的问题，如信仰、生死之类的本体论、认识论之类的问题涉及太少。《论语》所欠缺的，也正是西方哲学所独有的优势。有的人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论语》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著作，甚至推断整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没有哲学与哲学家。钱宁一方面对西方人关于《论语》的轻视态度想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也利用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从系统哲学的角度出发，对《论语》进行重新“洗牌”，《新论语》与其说是对《论语》进行颠覆性的编排，倒不如说是在西方学术视野下对《论语》进行的一次逻辑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