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将我视为己出，对我百般疼爱，我的成长过程真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我母亲没有多少文化，是那种很传统很善良的家庭妇女，对我是发自内心地关爱，毫不夸张地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用心照顾我的生活。一般人真的很难想象我母亲疼我到什么程度。1960年代出生的我，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洗过一件衣、刷过一床被，种种家务活，她都是全包全揽的。尤其是在吃这个方面，印象最深的是我母亲逼着我吃炖鸡肉，我实在吃不下去，又看着她辛辛苦苦做出来，实在是不忍心，就偷偷地和着茶一起吞下去。每天早上的煮鸡蛋是雷打不动的，以至于我成年后再不吃煮鸡蛋了——往往小时候过分拥有的东西长大后会变得非常排斥。
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秋游，母亲常常给我准备些鱼肉蛋之类的荤菜。这些东西我真的是吃得有些腻了，就拿它们跟同学换小菜吃，鸡蛋换红薯，鱼肉换笋子……现在我还常让小学的同学给我带咸菜、豆豉，对荤菜没什么兴趣，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母亲给我吃得太多了，已经足够支撑我的一生。
小时候我写作业，母亲常常陪在我身边，不是扇个扇子，就是弄点小吃，有时候我不愿意吃，她就哄着我吃，我实在不吃，她甚至会默默流泪，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吃。她在生活中对我的这种关心，说真的，我做不到，也学不来，哪怕是对我亲生的儿子。
我们湖南冬天阴冷阴冷的，要烤火箱，吃饭的时候也在火箱旁边吃。我至今还记得我和父亲从不用动身，都是母亲忙来忙去地端饭端菜，父亲像个国王，我像个公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待遇。
有人说一个家庭中，母亲素养的提升，一定会对这个家庭的整体素养有很大影响。这个素养其实和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多大关系，就比如我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非常懂得相夫教子，非常谦卑善良。每每想起我的母亲，她身上那种善良而任劳任怨的传统品格，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
母亲对我的好，还体现在非常多的生活细节上，比如，那个年代的夏天，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她就给我扇扇子——因为湖南的那种闷热是无法言说的，她就一直用扇子扇风，每天晚上，都是她为我扇扇子，等我慢慢入睡了她才睡。自我记事起，我就一直跟母亲睡。每到冬天，冰天雪地，没有暖炉、暖气，我们一人睡一头，她就一直把我的脚抱在她胸口，让我睡得很熟很香甜。
她脾气也好，从来没有发过火，留给我的都是这种温暖的、柔软的回忆。小时候，无论是哪位同学到我家，即便是懵懂无知的小伙伴来，她都给予特别好的招待，以至于他们现在都会记得我母亲的好。她那种接人待物的礼仪，真的体现了中华传统女性的美德。虽然我没有学到多少，但进门就是客人，让朋友乘兴而回总是要做到的。
她对自己却十分吝啬，吝啬到什么程度呢？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也调去外地工作，偶尔匆匆回家看看，以为家里无人，结果一打开灯，看到她端坐在那里，被她吓一跳，便埋怨她怎么这么黑也不开灯。母亲就说：“我有些困了要眯一会儿，开着灯浪费电啊……”总之，她就是对自己十分节俭，对别人，包括我同学、朋友，都会特别大方。
后来我读师范的时候，交往更广泛，也经常会有同学来我们家，因为母亲的热情好客、慈爱温柔，以至于家住乡下的同学，只要他们从我们家路过，就会在我们家停下脚。我母亲炒得一手好菜，尤其是辣椒黄豆炒鸭子，我很喜欢吃，同窗们也喜欢吃。也许是眼见的多了，当时我不曾炒过，现在却做得很娴熟了，也许是为了心底的怀念吧。那时候只要同学们来，母亲就坚持炒鸭子给他们吃。因为当时物质条件并不好，很多同学在学校根本吃不到什么好的食物。1978年秋，我们去读中师时，学校还发窝窝头让学生充饥。不少人吃不饱，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等他们吃完走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带一些她亲手做的糍粑等东西回学校。
直到现在，那些同学提起我的母亲，还都会说：“云鹰，你妈妈真的是太好了。”
我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同学，听说我回家乡，都会盛情招待我。之所以如此，除了当年的同窗之情，还因为我母亲当年待他们的那些真情，是他们最为感怀的。我一个在北京的同学，也是当年受到过母亲盛情招待的，在得知我母亲去世后，还特意在清明节时和我一起辗转去母亲的墓前祭拜。年少的记忆往往是最清晰也是最深刻的。若非感念至深，绝不会有此举动的。
母亲并非纯粹的家庭主妇，虽不像我父亲属国家干部，但也是商业局下属单位的正式员工，因工作积极，待人真诚，很年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母亲的同事或朋友大都儿女颇多，上有老下有小的，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这家送只鸡，那家送只鸭，这家包一盒红糖，那家给两瓶罐头。自己却舍不得吃，也不愿意花钱买好衣服穿。
1997年8月我来深圳后，她第一次过来，也是唯一一次来深圳。有一次我去香港学习，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当时深圳的月薪3500元左右）买了三套日本进口的服装。我知道她艰苦朴素，若知道我买这么多这么贵的衣服，肯定会有些埋怨。于是就只拿出一套穿给她看。谁知她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宽慰我说：“你来到这边，更要穿好一点了，钱不够，我还有攒的呢。你不用担心不够花。”母亲不是随口说说，她和我父亲对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我从小就比同龄人吃得好、穿得漂亮。读小学时，我父亲到上海出差给我买了一件灯芯绒绣花衣，以至于后来一个同学追求我时，居然告诉我是我穿的那件红色的灯芯绒衣服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17岁时，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父母亲还带我去百货公司，花了68元给我买了一套上海牌米黄色的西装。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4.5元！后来我自己有了儿子，也从小把他打扮得精神十足，这是不是受到父母的熏染？我不知道，总之，是童年时就种下了美的种子。
母亲身上的那些美德与好习惯，虽然我未曾学得一二，但她的淳朴与善良，还是让我深受影响。
因父母都有不错的工作，我又是独生女，家境自然好些，1978年我去读师范的时候，父亲每个月给我10元的零用钱，而且是一次性让我带足60元，我的同学都惊讶得不得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每个月有10元零花钱是相当奢侈的。
更为难得的是，尽管父亲对我选择读师范耿耿于怀，但还是为我精心准备了一块进口的英格兰手表作为上学礼物。当时那块手表是260元，40多年了，这也是我唯一保存的父亲留给我的东西了。记得当时商业局共采购了三块这样的手表，父亲给我买了一块，父亲的同事买了一块送给他出嫁的女儿，另一块遭遇了抢劫。我们当地一个女孩戴着这块英格兰手表，不知被什么人盯上了，一直被人跟踪到大街旁边的公共洗手间，抢劫者将其按在地上硬生生地抢走了那块手表，可见这块260块钱的手表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它真的算得上是非常珍贵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吓得收起了手表，不敢再戴，以免也被人抢走。
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我在同学中间，算是很富有的了。应该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我很小就乐于去帮助他人。我的同学中，有生活在靠自家喂猪养鸭填补家用的人家的，他们的课余时间，常常要干很多农活。于是周末或寒暑假，我就主动跟同学一起上山，帮她们扯野菜、打猪草，还帮同学上山捡柴、拔丛毛。有时还去郊外抓蚯蚓喂鸭，去小溪边抓螃蟹。看着同学们有收获可拿回去，我虽然非常累，但十分开心。
后来读了师范，每次回家，母亲炒菜时我都会让她多准备点，把牛肉、鸡块这些难得一见的食物，带到学校与同学们分着吃；也会多带些粮票，分给那些比较贫困的几乎吃不饱饭的同学。很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有同学还感慨地和我说起当时我送他的3斤粮票。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但同学们都还记忆犹新。
周末空闲，我们就走出校门，去芷江城里逛逛，有时候我请大家看电影，8分钱一张票，闪烁的银幕下，留下我们太多美好的记忆；有时候我会付钱扯一些布，和女同学一起做学校演出服。
和母亲待人接物的态度一样，我的所有举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也不会让人觉得我家庭条件好就高高在上去施舍谁，而是觉得那种帮助里有一种有福同享的青春情谊。如今和当年的同窗聊起，他们会念及我的热心和良善，感叹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的美好。
经济上我没有感受过穷困，生活上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对我父亲也是毕恭毕敬的——那个时候没孩子是我母亲的问题，她的子宫被摘除，因此，她觉得对我父亲有亏欠，总是毕恭毕敬的，这就使得我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争吵和叱骂之类的消极因素，家里经常是满溢一片和睦之气。
有时候想想，在时代和亲情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愉快成长，也算是上天的另一种善意安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