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对爷爷奶奶辈没有一点了解。爷爷在我父亲年轻时就去世了，奶奶在我过来后不久也离世了。但是对我父亲和唯一的姑姑，以及我父亲的表侄子即我的表堂兄这些人还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整个张氏家族的成员，文人气质非常浓，客观来说，他们确实都属于那种学养深厚、艺术造诣高的旧派文人：都读古书，都擅长书法、绘画。
我父亲是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退休以后潜心研究书法，还带了不少徒弟。我姑姑是学医的，但写作能力强，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很年轻就调到卫生局办公室专写材料，后从卫生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专心绘画，她的国画还真有点学院派的味道。我曾经在微信上分享过她的作品，不少朋友赞不绝口。
源于家学，我这一辈的子女的文学艺术修养在同时代人中，也是比较好的。我堂伯的儿子，曾是我们湖南怀化学院美术系主任，专门从事国画教学工作。退休后，宝刀不老，仍坚持绘画。小时候，父亲曾有意栽培我，五岁时就让我练书法，首先临摹，再学写隶书，甚至还带我到户外写生。可惜我画的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一样的。也许父亲察觉到我没有绘画天赋，就只让我每天练练毛笔字，背一些《增广贤文》“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之类。记得家里就挂着他书写的出自《增广贤文》的一幅字：“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无缘书画的精进，但是我从小打下了一些古典文学的底子，像我们现在坪洲小学校园里的对联“坪筑杏坛传演经史诗云，洲立学府培育才俊雏鹰”，就是我创作的，还有其他具有传统文化之美的设计，也都出自我的创意。
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春节帮父亲卖春联。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想，反正自己退休了，除了拉拉二胡、钓钓鱼之外，有的是时间，不如到街上写春联卖。1980年代初期还是物质匮乏的时期，过年贴的春联不像现在可以直接买印刷品，一般都是手写的。我想这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事情，值得一做。于是，父女达成一致——放寒假以后，他写春联，我卖。之后每年春节都会重复做这件事，一直持续到1991年，我调到湖南省怀化地区教科所。父亲说：“你现在是地区教委的干部了，不比在县城，就收摊了吧。”谁知第二年春节前他就走了，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某个晚上喘不上气来，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是没有了人生寄托，还是因我调动工作的离开？这一点我是了解他的，他甚至限制我的婚姻：如果我外嫁，就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的婚姻的失败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我跟父亲每年从腊月二十四起就上警予大道寻找一个合适的摊位卖春联，一直卖到大年三十晚上，刚好一周的时间。第一年尝试时，父亲是现场写现场卖，后来顾客太多，需求量大，现场写完全来不及，所以从第二年起父亲就提前准备：先写好字，有的还让我帮他描边——一个黑色的字，我就在放假时给它描上金边，然后再把它们一卷一卷地存放好。
父亲写对联时，我会在一旁陪着。暖暖的灯光下，研磨，铺纸，翻阅那些古书找对联。有时候兴致起了，我们还会一起推敲字句，自拟几副对联写出来。家乡的冬天十分湿冷，识字不多的母亲经常默默地给我们放好火箱，然后静静地坐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这对初入“商界”的父女伏案忙碌。
作品完成了，等到了腊月二十四就拿出去卖。卖对联时，围观者众，其中很多人不识字或不太懂对联的含义，我就很认真地读给他们听，然后一一解释字面的意思。当时觉得这是一种义务，哪里想得到是“商业宣传”。
因为有文化解读，我们的对联自然卖得特别快，后来甚至有的对联某个字写得不太完美，对联纸张有些褶皱，他们都还要买。其实卖对联的摊位还是很多的，远不止我们一家，但每年都是我家这个摊位的人最多，无论提前准备了多少，最后都能卖光。
那时候顾客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父亲不停地写，还是会供不应求，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母亲在家里做好饭，再给我们送过来。就这样，我父亲负责写，我负责收钱，我母亲就负责送饭，一直忙碌到除夕。
那时候的对联五毛钱一副，我们从1981年开始卖，一直到1991年结束，差不多卖了十年。那时候一个星期卖对联赚的钱，可以超过我一年的收入——我刚毕业时工资34.5元一个月，一年400多块钱，而这一个星期可以卖到七八百块，甚至上千元。我父亲还笑话我说，我在做生意上很有一套，头脑很好使，还一直后悔没有坚持让我改行，应该继承他的衣钵去做生意——其实他也没有真正做过生意，尽管在商业局供销部门工作了一辈子。
如今回首那段日子，寒夜中一家人筹备卖对联的画面、我和父母亲配合卖对联的画面，还鲜活如初。当时觉得手脚冰冷，有些艰苦，但现在想想，那真的是充满幸福感的好时光，也是我对书香雅事、父母之爱的最深体验。
卖对联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但我自豪的是那些受欢迎的字和那种靠学识去赢得别人认可的骄傲感。因此，自然会生发努力学习的念头，也会生发像父亲那样，做个学识渊博、笔力深厚的人的念头。
尽管我是养女，但在学业上，父亲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我五岁开始练字，都是他手把手教的，从临摹，再到自己写。后来读师范，我的字在同龄人当中算是很棒的。可惜后来我没有坚持下去，不然也有可能小有成就了。
父亲也会拉二胡，但是他没有教我这个，可能在他看来，女孩子学拉二胡不太高雅吧。我也没有想过学拉二胡，只是在他拉二胡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瞎指挥、打拍子。现在我们学校的合唱都是我指挥的，别人都感到奇怪：怎么你还会指挥合唱？其实也没人教过我指挥，想必就是当年父亲拉二胡时我在一旁“指挥”得来的经验吧。所以后来我在教育中常常强调，言传身教，家庭氛围熏陶，比严苛的要求要有效得多。当年的四合院里也住了其他人家，别的小孩儿都在玩，只有我在那里写字。邻居们来来往往，看我不是读书就是写字，学业成绩也好，就以我为榜样教训自家孩子，我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母亲》之类的故事书和英雄书，我家里有一些，我从小就接触、拜读了。
说到写作，似乎我在小学的时候写作天赋就有所表现，写作能力比一般孩子要强。这主要得益于我的父亲会帮我修改作文。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写文章，一开始都要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他觉得这个是比较空的话，就要我加上“物价稳定”云云，我问他物价稳定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形势大好，然后才会物价稳定，它是商业活动，我不用完全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写上去，文章的档次就会提升。按现在的理解应该就是“文以载道”吧。这是写文章需要注意的地方。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文章就在县广播台播出了，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全县80多万人民都听得到——当时邻居叔叔还说：“这个孩子长大能当作家。”
后来搬离向警予故居后，再和当年的邻居见面，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当年小小的我读书写字的样子。后来我姑姑也说：“当年你爸爸真的是精心培养你的，那么小就让你读古诗、练书法，要不你哪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啊！”
所以说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一点也不为过。当年的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很多慕名而来的人的老师。
我父亲是商业局干部，跟统计会计打交道，领导还提拔他当了业务副局长，后来硬是被他辞掉了，他还提议让一位女同志当，是我同学的妈妈。他的那些同事，包括认识他的很多人，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不会叫他股长、局长这样的行政称谓。这个“老师”，透露出的是众人切切实实对他学识和艺术修养的尊重。因为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文化教育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少时被耽误又有求知欲望的人，会找一些旧派的文化人做老师。我父亲就收了很多这样的徒弟——当时有很多想跟他学艺的人，其中也有本来就有一定的文化但想“进修”艺术知识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学声乐的人非常喜欢书法，也慕名而来拜父亲为师，他现在见到我都会说：“你爸爸是我的师父呢。”我们警予大院里的孩子，更不用说，似乎不在我父亲那儿学上点什么，就成不了才。
旧事种种，当我回顾的时候，徒然发现人生真的是有得有失，我无法解开的身世之谜，给我带来不小的困惑和忧思，但今生有幸和养父母那样的人相遇，成为一家人，又让我感念和感恩。那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发小们，其实都挺羡慕我的，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算得上是富足的、幸福的。直到现在，在向警予大院一起长大的小学同学每每聊起往事，都无比艳羡：还记得小时候你送给我的金皮纸的水果糖吗？还记得你穿的那双“丁”字皮鞋吗？还记得你是班上第一个穿“的确良”花衣服的人吗？……
生命的阴晴圆缺，你觉得是得还是失，有时只取决于你看事、处事的心态和角度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