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继之对孙隐说道：“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蛋穷的吃尽当光，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却不能不将他们那旗人的历史对你讲明，你好知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各人要摆各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旗人，穷到那个样子，还要摆架子，说大话，你想这个做道台的，那家人、衣服，肯不摆出来么？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时便是家人，没客的时候，他们还同着桌儿吃饭呢。”
孙隐问道：“这又是什么缘故？”
继之道：“这有什么缘故，都是他那些什么外甥、表侄，听闻他做了官，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我还听说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军功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你道为什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还有一层：这位大帅因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喜动不喜静，到了晚上，往往悄地里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家摸着了，就借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使，只要认识了几个兵丁，嘱托他到晚上，觑着他老人家出来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江某人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使的了。你想求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李观察礼贤下士，就是为的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又是那里的什长之类的了。”孙隐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
继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下人，见继之话说的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回道：“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驾了。”
继之问道：“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
下人道：“是衣帽坐轿子来的。”
继之“哼”了一声道：“功名快丢了，他还要来晾他的红顶子！你挡驾怎么说的？”
下人道：“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回来。”
继之道：“明日到关上去，知照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驾。”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
孙隐因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可好告诉我听听？”
继之笑道：“你见了我，总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
孙隐也笑道：“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人了。”
继之道：“你不要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
孙隐笑道：“你才说他的功名要快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可不是势利吗？”
继之道：“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溪……”
孙隐抢着说道：“怎么不‘钟灵气’，要‘钟戾气’呢？”
继之道：“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孙隐央求不迭。
继之道：“他是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栈，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到了年下，他却结清帐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2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帐，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栈，是发财得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二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他却‘少陪’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栈里面，丢下了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银庄上的人吃一大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捉得他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地就捐上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一个二品顶戴，引见指省，来到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那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合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
孙隐说道：“这又奇了，怎么有这半个缺起来？”
继之道：“大约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谁还去捐他？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从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迭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乾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
孙隐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
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