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牦牛有过一段奇特而温馨的经历。
踏进藏北高原宽广无垠的草原，你老远就会望见从眼皮底下到地平线之间，移动着一群群牦牛，或低头啃草，或嬉闹奔跑，或引颈长嘶，再有牧人高亢的山歌对唱配合，把个连天接地的广袤草原闹腾得生龙活虎。牦牛的形象并不雅观，近乎吓人。它全身散披着黑色绒毛，在肩、肋、股、下腹处还蓬松着足足一尺长的密密浓毛。尾巴出奇地坚挺，摆动起来可以把人撂倒。其实牦牛外凶内柔，在主人面前它从不撒野，百依百顺地服役于牧人。先不说它鲜嫩的奶和肉是藏族人民食品的主要来源，它还日夜守护着羊群牛栏，只要狡猾的狼等野兽来犯，它会机灵地扑到它们的肚子上，抠出眼珠以至破腹挖出肠肚。另外，游牧人日走八百，夜宿山野，他们的锅碗瓢盆以及衣物、所有家当都由牦牛驮着。正是它浑身那些浓密的绒毛，让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保暖作用，人把手伸进绒毛立即就会感到爽心滋肺的暖意。再加之它皮下组织相当发达，聚集着丰厚的脂肪，牦牛才有了天生的抗寒耐冻的本领，常年在山野卧冰踩雪从容不迫。牧民用牦牛的长毛纺织的牦牛毛帐篷冬暖夏凉，是游动在草原上的独特民居。我曾经享受过“牦牛暖房”赐予我的天籁般的深情厚谊，终生难忘。
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汽车团一次执行抗雪救灾运输任务，在藏北草原。那场罕见的暴风雪下得突然而且来势很猛，一夜之间就把整个藏北大地覆盖得严丝合缝，路、山、河全被积雪吞没了。散落在草原上那些原本就不太起眼的放牧点，全都被雪压得跟地面一样平了。那天傍晚，我和副班长于承欣驾驶的59号车把干粮、棉衣棉被和取火用的干牛粪饼送到一个叫尕沟的放牧点上后，天就擦黑了，我们谢绝了牧民们一再地挽留，踏上了返回安多兵站的路。雪仍然不紧不慢地飘洒着，风也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我们来时好不容易踏找出来的路又被雪填盖了。这样我不得不在前面探路，副班长开着车一步一挪地磨蹭着前进。在我的印象里，只多走了一里地，天就完全黑了，根本无法再前行了，我们不得不原地停驶，拋锚。
风雪还在继续着，我俩很无奈地坐在驾驶室里，忍受着零下近40摄氏度的奇寒。汽车没有熄火，这样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可以给我们冰冻的身上增加一点有限的温度。跋涉在冰天雪地走投无路的人，哪怕看见一点火星也会像拥抱着太阳一样亲切。实际情况是，从驾驶室缝里挤进来的一股又一股冷风像刀刃一样刺着我们。我真的有点承受不住了，说：“看来我们今晚八成要在驾驶室过夜了，万一顶不到天亮，我看还是你返回放牧点去，我留下守车就是了……”
副班长打断了我的话：“不许说悲观丧气的话，什么万一万一的，我们只有一万没有万一，一万个保证把救灾物资送到牧民手里，一万个保证人和车安全！”我何尝不这么想。但愿天遂人愿，让我们能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个暴风雪之夜。副班长接着说：“这样的夜晚千万别入睡，一旦睡着了，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他不是吓唬我，这个我当然知道。他又说：“你是知道的，我有个外号叫‘故事篓子’，满脑子都是故事！今晚我打开篓子盖给你讲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让你听着入迷，瞌睡虫就离开我们远走高飞了！”副班长把汽车开到一个低洼处避风，驾驶室稍微暖和了些。那风雪从驾驶室顶滑过，还带着呼嘯的哨音，别有一番风趣呢！他开始讲故事了，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讲的全是从朝鲜战场收集的战斗故事，什么《跟随彭德怀同跨鸭绿江》、《洪学智副司令员与美国俘虏的对话》、《第一次战役中的毛岸英》等等。喜爱写作的我，被这些从枪声炮声里采集来的鲜活光亮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我从驾驶室的背靠箱里摸到一支铅笔一片纸，不时记下几个字。渐渐地我把外面的暴风雪拋到了脑后。
副班长继续着他的故事，我随着故事情节跋涉，在他的讲述里寻找我的距离和位置。故事进入我的意识，进入我的“现实”。
突然，他的讲述停止了，惊喜地说：“外面好像有动静r”他说着就打开驾驶室门下了车，我也随后跟着，只见，在洼地边，上风头静静地站着一队牦牛，少说也有二十来头。那是一堵挡住了烈风狂雪的暖墙，难怪驾驶室在刚才那一刻变得暖和多了！只有牦牛墙，却不见了牦牛的主人。主人呢？我猜想，他们悄声把驯服的牦牛安顿好后，又悄悄地离开了，他们也需要温暖的家，放牧点上的“牦牛帐篷”就是他们的家。
副班长又开始讲他的故事了。我一边听一边用秃秃的铅笔在那片纸上写下了“牦牛墙”三个字。这三个字包含多少内容，别人也许不知道，我却很清楚。这片纸我一直保存下来，它是我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写下的一则日记。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不放弃自己人生只有一种，就是不管到了哪里，都要继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