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 命（上）
李陵孤军被匈奴大军包围、浴血搏杀、斩敌数万的消息传入长安，朝中大臣莫不对李陵交口称誉。
这是高水平的拍马屁，拍的对象不是李陵而是刘彻。李陵的善战证明了刘彻的知人善用，李陵的战绩证明了刘彻的调度有方。
刘彻被拍得十分受用，但熟悉兵法、了解匈奴用兵套路的他也预测到，李陵军团怕是凶多吉少了。
结果，李陵兵败。
刘彻对李陵的战败早有心理准备，但对李陵的投降不能容忍——他对李陵的生命并不关心，只希望李陵自杀或战死，为自己也为帝国书写一段传奇。
前些日子把马屁拍得山响的朝中大臣们现在都傻了眼，李陵的竟敢不死，明显是拂了皇帝的心意，刚说了李陵那么多好话，只怕皇帝会追究责任。
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高级干部的智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撇清自己责任的方法，那就是和李陵划清界限，具体做法是诋毁李陵（群臣皆罪陵）。
一时，李陵小人、贪生怕死、懦弱畏战、品格低下的骂声不绝于庙堂，总之破鼓众人捶，不捶白不捶。
刘彻发现，朝中唯有一个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群情激愤的热烈场面，面露不屑，却不发一言。
这个人是帝国天文兼史志馆长（太史令）司马迁。刘彻对司马迁的能力十分欣赏，五年前（前104年），司马迁曾和唐都等人成功编制了《太初历》，此历法将原来的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极宜农时。
刘彻于是特别征求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意见。司马迁仗义直言，提出三点看法：
一.李陵为人子孝顺，为人友守信，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二.李陵战功卓越，将士能为他卖命，可以和古代名将相媲美。
三.李陵之所以不自杀，可能是想保留生命寻找机会报答帝国和君主。
司马迁还说了，朝中诸公，天天搂着老婆孩子，处于安全舒适的境地，站着说话不腰疼，看戏不怕台子高，只会落井下石，诬蔑英雄，着实令人寒心。
刘彻闻之大怒。
刘彻的大怒并不完全因为司马迁跟自己没有保持一致，而是感到司马迁是在指桑骂槐、借题发挥，通过抬高李陵，来反衬李广利的无能（欲沮贰师）。
李广利是外戚，当上统帅是因为自己的破格提拔，如果说李广利是废柴一根，自己就是不能识货的庸主。
刘彻翻脸的结果是，直接把司马迁关入大牢，进行审判。
据司马迁事后自己说，他和李陵虽然认识，但不过见面点头的交情，两人甚至没在一起喝过酒。
那么，司马迁为啥要和刘彻别着来，冒着巨大的风险替李陵出头说话呢？
由此就好解释司马迁的行为了：司马迁虽然知道为李陵说话可能会遭“人戮”，但他更不能承受“天诛”。
这个“天”，我的理解，乃是“良心”。
司马迁，是一个敢书直笔，宁犯强权、不愧良心的人。
既然惹得皇帝动怒，司马迁自然罪大恶极，被判死刑。
根据西汉之时的律法，死刑也是可以变通的，有两种办法可免除一死。一是拿钱来，只要向政府交出五十万钱，就能免罪；二是接受“腐刑”，在我看来，这种刑法，对肉体、精神、人格的侮辱甚至远远超过了死刑。
司马迁家世代任职“太使令”，家里藏书是不少的，存钱是不多的，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司马迁找朋友借钱也不靠谱，拿钱赎罪，已无可能。
无可奈何之下，他接受了屈辱的“腐刑”，这对于司马迁，是惹世人耻笑，污及先人的奇耻大辱。
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引刀成一快，选择死刑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他尚有大事未了。司马迁要凭一己之力、残缺之体编撰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史书。这是司马家族历代先人的夙愿，也是司马迁此生必将完成的使命。
使 命（下）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
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先祖就曾经担任传说中五帝之一颛顼的天官，研究天象，编撰史籍。自此世代相传，虽经沧海桑田，司马家族都坚守专业，没有改行。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一辈，开始担任汉帝国太史令。
司马谈是一个有想法、有理想的人。他认为，自春秋以来，诸候兼并，朝代更替，却一直没有一部严谨详实的史书流传（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现在天下一统，帝国兴盛，正当修史，填补这一段历史空白。
司马谈的理想是，要修一部跨越千年、资料翔实、文辞优美、结构科学，自成一格的通史。
他说干就干，着手编写史书，但甫一开始，就遇到巨大阻碍，无法继续。
障碍来自两方面。
一是硬件不硬，他手头掌握的历史资料严重欠缺；二是软件太软，司马谈在修史时深切感到自己的学识、才情完全达不到编一部伟大史书的要求。
此事只有搁浅，但司马谈没有绝望，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儿子司马迁身上。
司马迁十岁，司马谈就亲自教他通读古代经典文献，年龄稍长，将他送至当世大儒董仲舒、经学家孔安国处学习经传、礼仪、文章，在名师指点下，司马迁的学识大进。
司马迁二十岁，司马谈命他外出游学。司马迁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踏遍帝国名山大川、探访名人故里、凭吊历史遗迹、搜集掌故轶事。经过此番游历，司马迁的体格更加健壮、胸襟更加宽广，眼界更加开阔。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同刘彻赴泰山封禅，行至洛阳突然生病，竟至弥留，奄奄一息之际，他找人召来了正在长安的司马迁。
拉着儿子的手，司马谈浑浊的眼晴泛出光彩：你知道，我这一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编一部通史，现在我将死去，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它（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俯首流泣，向老父郑重发誓承诺：我并不聪慧，但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利用您整理的史料，完成修史的任务，绝不敢辜负您的希望，有丝毫缺失（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司马谈微微一笑，当天溘然长逝。他知道，司马迁一定不会有负他的期望。
他绝不会想到，司马迁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竟会如此艰难、曲折。
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前108年），司马迁通过政府考察，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当年，他利用司马谈留下的史料、参阅帝国档案、资料，开始独自修史。
又三年后（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公道话，惹恼了刘彻，被判死刑。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司马迁选择接受屈辱的腐刑活了下来。
他有使命未了，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在伟大的事业中寻找不朽，维护尊严（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太始元年（前96年），五十岁的司马迁遭遇大赦出狱。某天，刘彻偶然想起司马迁的才华能力，突然心生悔意：当年如此处理司马迁，确是有些过分了。于是隆重起用他，任命司马迁为皇帝私人秘书（中书令）。
这岗位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可担任，朝位甚至在丞相之上，因此，连编《汉书》的班固都认为司马迁是“尊宠任职”。
然而，即使高位，腐刑带来的耻辱感也从未在司马迁心中淡去，每每想起，冷汗便透体而出，遍湿衣襟。
公务之余，司马迁将一腔悲愤化作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史书的编撰中。直至征和二年（前91年）历时十余年，终于编成《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
此书共130篇，50余万字，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此书史料翔实，忠于历史，立场公正。较司马迁稍晚一些的西汉学者刘向认为，《太史公书》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其人，有“良史之材”；此书为文“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柳宗元语），被宋代学者郑樵称为“六经之外，唯有此书”；此书独创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体结构的史学框架，成为历代史家作史不敢超越的标准模式，被清代史学家赵翼谓为“史家之极则”；此书“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或许，我们在司马迁为帝王、忠臣、死士、豪杰、游侠所写的系列传记中，还能读出作者对莫测命运的感慨，对不朽事业的追求以及对强权的一声轻蔑嘲笑。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写《太史公书》，完全是秘密进行，书成之后，他自知此书涉及宫廷秘闻，与主流价值观不合（是非颇谬于圣人），无法在当时流传，便抄录几个副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直到刘彻的曾孙刘询继位，此书才被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向外界发表传播。
而此时，司马迁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汉书》中未见记载，我也说不准。
这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啊，他记录了历史，历史却没有完整地记录下他。
有人说，司马迁写完《太史公书》后，自投黄河而死。
也有人说，司马迁因为枉发议论，再次惹恼了皇帝，死在了狱中（有怨言，下狱死）。
我枉加猜测，史书已成，司马迁当对自己肉体的存在或灭亡，不再介怀了吧。
他树立起一座史学巨碑，其人其文皆足以辉映千秋，共泰山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