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到2005年的这十八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面四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面十四年，在邮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的样子，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如影随形，无数个深夜，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连绵不断的洒水车唱歌，眼睁睁地听着洒水车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又往三山街、白鹭洲方向一直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下铺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俩的跑步，便是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我的视线里一上一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总有一种近乎悲凉的却又骄傲的感受……邮电学校的那四年，由于来自乡下，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到后来还有点儿小胖，我相当羞怯、自卑，跟男生说话很少，就算说，脸一定会红。但我很怀念那四年，怀念我的那个班——通信管理8701，怀念我住过的那个宿舍505室。直到现在，我都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加以怀念——设置各种密码时，总用这组数字来进行排列组合。
在邮局的十四年，如果用一个最快速的流水账来加以闪回，现在能回忆起的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印象中，由于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一百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五十块。
劳资员——在一个二级单位，叫作区局，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那一阵子不知为何脾气大，被那些数字算得不耐烦时，还摔过区局长的门，完全没数！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呢，把头发扎上去，俗气无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啊！但我记得我不太喜欢这闹哄哄的工作。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四百五十篇以上，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呢，十五块！二十五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那阵子采访真猛啊，全局一百多单位全都跑遍了！比如，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前后就跟过四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前后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与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擅长写各种场合的、假大空的讲话稿，欢迎啊致谢啊动员啊鼓动啊表彰啊祝贺啊之类，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积极地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用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吧（那时除了读书笔记还没写过啥），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他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了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跟文学发生任何瓜葛吗？（2010年10月，叶兆言、苏童、黄蓓佳等老师来替我的新书《此情无法投递》撑场子，我还跟苏童老师提到这一幕，当然，他茫然、无邪地笑着，因为他的确一无所知。）
对了，工作之余，我还“学”了点“文学”——南师大的自学考试，都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南师大去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似乎全南京的春华与秋色都集中到南师大了，其夜色之好，到了令人伤神的地步……我虽是形单影只，却也自得其乐，最喜欢的一科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至，每晚逐篇背诵那些佶屈聱牙的先秦散文。
这种傻乎乎的社会性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通过我邮校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又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的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在与冷飕飕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之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了。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都贴上大红的“囍”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都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南京邮政局，对这一路，我充满复杂的感情，这十八年，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的梦，我失去父亲，我生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2006年）
